目录
引 言 .......................................................... 2
一、从“尊夏卑夷”到“中华一体”:金庸武侠小说中民族观流变 ...... 3
（一）金庸民族观变化 ........................................... 3
1.传统的承接：“尊夏卑夷”为主 ........................... 3
2. 渐变的过程：“尊夏卑夷”缩减，“中华一体”萌生 ......... 4
3. 彻底的超越：“中华一体”民族观形成 .................... 6
（二） 文化·地缘·政治----金庸民族观形成及嬗变的原因 ....... 6
二、金庸民族观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 8
（一） 汉民族人物的文化认同 ................................. 8
1. 狭隘的汉民族文化认同 ................................. 8
2.超越的中华文化认同 .................................... 9
（二）以刻画少数民族的视角衬映出的民族观 .................... 9
1.对异族英雄人物的刻画表现中华一体的民族观念 ............ 9
2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客观描写表现其“大中华”民族观 ........ 10
4. 对和平的赞颂表明各民族应和谐共处 .................... 12
三、金庸中华一体，和谐共处民族观的作用 ........................ 12
(一)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 12
(二）丰富了史学、文化意蕴 .................................. 13
(三)当代意义 ............................................... 14
中华一体 和谐共处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民族观
摘要：金庸武侠小说在当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些年对金庸小
说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的研究还比较欠缺。金
庸在其武侠小说中通过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英雄人物的刻画、对少数民
族政权的客观描写、对霸权主义的批判和对和平的赞颂来表现其民族
观。对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的研究意义重大，以金庸民族观为视角，
可以分析出其小说中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既可以提升对金庸小说艺
术价值的认识，又对于我们探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增加民族文
化认同，反省狭隘汉民族本位思想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金庸 武侠小说 民族观
引 言
金庸武侠小说流传极广，陈墨先生在《新武侠二十家》开始的时候就写了
这样一种现象“凡有中国人，有唐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1]”。金庸武侠小
说不仅得到国内得到广泛认同，在海外华人中也掀起了一阵热潮，得到海内外
华人的文化认同，金庸被推为“武林盟主”，他的小说也被奉为武侠小说的经典
之作。
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也称金庸热是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金庸作
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谜’”[2]他的武侠小说读者多，
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
近些年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也很多，主要集中在小说人物研究，小说艺
术研究，故事研究等，对金庸民族观的研究还很缺乏，仅有严家炎在《论金庸
小说的现代精神》一节中做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严家炎认为怎样看待历史上的
民族问题，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束缚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在汉代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辩”，尊夏贬夷，认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金庸的武侠小说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
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
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
严家炎总结了金庸民族观不同于以往武侠小说的方面，但并没有具体论述
金庸民族观的转变过程。本文总结前人的研究，并联系自己对金庸武侠小说的
理解，对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的转变进行论述，探讨其民族观的最终归属对小
说艺术，历史认同的作用及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1]陈墨.新武侠二十家.转引金庸小说人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P3.
[2]严家炎.金庸武侠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8.
一、从“尊夏卑夷”到“中华一体”:金庸武侠小说中
民族观流变
迄今为止，金庸小说共有长、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12部作品涉及到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
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1]金庸作品中共描写了汉、回、
蒙、满、藏、哈萨克、契丹、女真、鲜卑、党项、维吾尔、高昌、摆夷等十几
个少数民族，刻画了众多少数民族人物，也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民族问题。值得
注意的是，在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上，金庸民族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一个逐渐流变的过程。
（一）金庸民族观变化
1.传统的承接：“尊夏卑夷”为主
金庸的1955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这部作品中
中国应又由汉族统治，满族人是异族，赶走满族，光复大汉江山的大业的思想
非常明显。作品的主人公陈家洛是一个儒生，也是江湖中著名反满抗清组织红
花会的新任总舵主，他以光复汉室为奋斗目标，金庸在作品中将他塑造成一个
武功高强，风度儒雅，长相俊俏的理想儒侠人物形象，他与乾隆有着兄弟血缘
关系，可是两人却水火不容，陈家洛为光复汉室，反清积极奔走，乾隆却为镇
压反清势力煞费苦心。
在这部作品中，红花会与清朝统治者进行过几次争斗，在争斗中金庸明显
的站在反清这一边。当时满人已入关多年，基业逐渐稳定，清军势力已非常壮
大，红花会多次与清军交手，虽然挫伤了清军的气焰，却最终无功而返。后来，
武攻失败后，红花会只得另寻他法，得知陈家洛和乾隆有兄弟血缘关系后，试
图以情说服乾隆光复汉室。陈家洛对乾隆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
胡虏之手，你却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
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室唾骂，
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陈家洛以情诱之，试图通过乾隆推翻清
朝统治，却最终遭到乾隆失信。最后，陈家洛为了光复汉族统治舍弃了自己的
爱情，企图舍弃香香公主达到光复汉室的目的，最终却险些上了乾隆皇帝的恶
当被一网打尽。作者认为反清复明的失败是因为乾隆背信弃义，在这部作品中，[1]孔庆东.评金庸的民族观之《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恢复汉族统治是作品的主题，满清朝廷掠夺财物，杀害异族百姓，作者对其极
为不满，作品带有明显的尊夏卑夷倾向，认为好男儿要为光复大汉江山抛头颅
洒热血。
金庸的第二部作品《碧血剑》仍然带有尊夏卑夷的倾向，作品发生在明朝
末年，反对明朝统治的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者，作品主人公袁承志是明将袁
崇焕的儿子，其父袁崇焕一心镇守边关，却在皇太极的挑拨下被崇祯凌迟，袁
承志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满清恨之入骨，带有明显的反对异族思想，他希望
出现一个汉人明君。李自成的出现时也恰恰符合明君的形象，他在到达北京之
前军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英勇抗清，也得到了群众的欢迎，老百姓“早早
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可是在李自成登上皇位后却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见财起意，掠夺民众。作品写出了闯王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城后蜕变丑陋的另一
面，袁承志汉人明君的希望破灭了。
而对于利用反间计使崇祯处死袁崇焕的皇太极集团，袁承志身负国仇对其
极为不满，金庸毫不犹豫的写出皇太极的狡猾，也刻画了清军掠夺山东百姓的
情况，说明其对满族统治也极为不满，但在袁承志暗杀皇太极的一个情节中，
却反应了他对满族统治的另一种观点：
皇太极对臣子们说：“你们说，明朝的百姓为什么要造反？崇祯的统治为什
么不好？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将来咱们打下明朝的江山，一定要让
老百姓有饭吃；要轻徭役薄赋税，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老百姓过的稳，咱
们的统治才稳固。”袁承志听到这些话心中一动：“这不是好皇帝吗？我为什么
要杀他？”
作者对皇太极等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可以看出，在
《碧血剑》中作者虽然仍带有明显的尊夏卑夷倾向，希望有一个汉人明君，但
对少数民族的刻画也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一面。
2.渐变的过程：“尊夏卑夷”缩减，“中华一体”萌生
《碧血剑》之后，金庸民族观主要体现在《射雕三部曲》中。《射雕英雄传》
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是李萍逃难到大漠所
生的孩子，他的母亲李萍告诉郭靖不要忘了自己是汉人，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先，
这些教诲使郭靖拥有了强烈的汉民族思想，他帮助铁木真灭金、攻打西域等国，
但铁木真下令攻宋时，郭靖不惜放弃一切将个人恩情放在一边，毅然与铁木真
和拖累决裂，逃离蒙古向宋朝报信，表明这一时期金庸的民族观还是以汉族为
主的。
但是，郭靖是一个成长于草原的孩子，他本身就吸收了蒙古人热情豪迈、
朴素善良的品质，他童年的伙伴也都是蒙古人，他与铁木真幼子拖雷性情投合
结为“安达”，还被铁木真封为“金刀驸马”，作品肯定了蒙古人特有的豪迈、
淳朴、热情，郭靖与蒙古朋友的和谐共处，也可以看出作品带有民族融合思想。
可见，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不再排斥异族的政权，也揭示宋统治者的腐败，
但仍希望汉族的统治可以长久。
《神雕侠侣》紧接上书，所叙述的故事围绕攻守襄阳展开，当时的宋代朝
廷软弱无能，面对蒙古的进攻，郭靖誓死守卫襄阳，在营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
弟时，郭靖与忽必烈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忽必烈企图借父亲拖雷与郭靖的旧谊将郭靖收到麾下，忽必烈首先指出：
“赵宋无道，君昏民困，奸佞当朝，忠良含冤”，叹息郭靖“何苦为昏君奸臣卖
命”，郭靖朗声道：“郭某纵然不孝，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
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舟千万老百姓而洒。”忽必烈又
道：“贵帮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当真有理。想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乐业，
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疾苦之中，无人能解其倒悬，这才吊民
伐罪，挥军南征，不惮烦劳。”郭靖怒目痛斥：“你蒙古军侵宋以来，残民以逞，
白骨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箭
之下，所什么吊民伐罪，解民倒悬？”
郭靖与忽必烈的对话只是围绕战争是否正义，以及蒙古军对老百姓的伤害，
金庸是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看待民族间的战争，而非“夏夷之辩”，这表明金
庸“尊夏卑夷”的民族观已有所改变。
《倚天屠龙记》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描写了如火如荼的明末大起
义。在这部作品中，民族的划分变的十分轻微，张无忌身为明教教主，肩负着
率领群雄驱光复汉室除蒙古统治的重任，却为了赵敏不惜逃婚，连明教教主的
位置也不要了。而蒙古国的郡主赵敏为了张无忌不惜背叛父兄，置国家大事于
不顾，为了张无忌，她甘愿做汉人打扮，民族之分也不在乎：“你是汉人，我也
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军国大事、华夷之分，
什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而汉人的反元大英雄
最终也娶了元代的郡主，他们虽然有强烈的民族观念，但没有夏尊夷卑的陈腐
思想，显然，金庸已经不再排斥异族。
在《射雕三部曲》后，金庸的民族观继续向前发展，《天龙八部》所反映的
民族问题已经超越了以往作品，作品再现了历史场景，宋、辽两国尖锐对立，
大理、吐蕃各居一方，女真的大金和草原上的蒙古悄然兴起。金庸把这些政权
都放在平等位置上加以对待，为当代人描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从而
使人们在了解道大宋繁荣的同时，也充分领略到了大辽军队的强大、大金和蒙
古初兴时的朝气蓬勃以及大理、吐蕃的特色文化[1]。金庸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各民
族，并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了描写。
在《天龙八部》第19章中，作品描述了蒙冤的乔峰与少林寺的玄寂、玄难
二僧比武的事，乔峰用的是太祖长拳，而中华武功正宗的少林拳，却是天竺胡
僧达摩祖师留下来的武功，而达摩祖师正是胡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
的就是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荒唐
可笑的境地。后来萧峰亲眼目睹宋军官兵掠夺契丹牛羊残害契丹百姓，辽军对
宋国百姓也是这样的残忍，就感叹“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
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娶杀人放火？你骂[1]付春江.试论金庸“大中华”民族观[J].吉林: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11)
我辽狗？我骂你宋猪？”说明金庸已有中华一体的思想，此时金庸尊夏卑夷的
汉族本位思想已经不复存在，他从各族人民幸福安宁出发，歌颂和平反对战争
呼唤民族平等，金庸武侠小说中中华一体和谐共处的观念开始形成。
3.彻底的超越：“中华一体”民族观形成
《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故事发生在满清入主中原多年后，当
时中国已经是多种民族结合的国家，在这部作品中也有一个类似于陈家洛的人
物——陈近南，他和陈家洛一样主张驱除满族鞑子，恢复汉族的统治。陈近南
所领导的天地会和陈家洛所领导的红花会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汉人
领导的反清复明的组织。在金庸的第一部作品中金庸对红花会的描写还比较正
面，但在《鹿鼎记》中，作者对天地会、沐王府已经台湾“国姓爷”郑氏政权
等反清复明组织就没那么客气了。作者写了各反清集团相互之间的不团结相互
倾轧和内部的斗争，对这些汉人组织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可见金庸尊夏的思想
已不复存在。
作品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出身妓院，擅长溜须拍马，赌博胡闹，对国家大
事一窍不通，连“尧舜禹汤”也会说成“鸟生鱼汤”的人，但在其携同七位夫
人回扬州的途中，顾炎武、查继佐等人劝韦小宝做皇帝，是汉族大学者居然提
出这个想法来，只想汉人坐着皇位，不考虑这个政权的利弊，这就有力的批判
了儒家汉族本位狭隘民族意识的荒谬性。而这部作品的结尾也是耐人寻味的，
韦小宝问自己母亲到底自己是哪个民族的，结果她的母亲也说不上，除了外国
鬼子外，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藏、蒙、回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这就
是说韦小宝可能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又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而韦小宝也认为
满人统治中国后，老百姓有饭吃，国家强大，和谐共处，拥护这样的统治。这
也表明金庸对民族不再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中华一体成为其思想的主导。
可见，金庸的民族观是不断变化的，金庸也在其作品集的序言中说：“我初
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
的观点成为基调。”[1]从《书剑恩仇录》中“尊夏卑夷”的思想还有较深残余，
反清复明是全书的主要方面，而在其后的《碧血剑》《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
中金庸的民族观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金庸的民族观逐渐走向民族平等和民
族融合，而《鹿鼎记》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华一体，和谐共处成为金庸民族观的
最终归属，金庸彻底完成了其民族观的转变。
(一)文化·地缘·政治----金庸民族观形成及嬗变的原因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包括对民族关系的看法、
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对民族发展过程的理解和预
设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等。在中国古代对民族观
就有了比较深入地阐述，传统儒家主张尊夏卑夷的思想非常明显，孔子主张裔
不谋夏,夷不乱华,孟子则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金庸出生在1924年的浙江，其[1]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J].读书,1994(3).28
成长过程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他作品中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
化气息，受到儒家尊夏卑夷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五六十年代金庸所在的香港正是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中国
大陆摆脱奴役和侵略，香港却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自从被纳入英国殖民地版图后，
纳入香港殖民版图的香港面临了非古、非中、非西三种汉语文化的焦虑，这三
“非”决定了香港汉语文化出现一种虚根状态。所谓文化虚根，指在文化的各
个层面如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宇宙模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
所体现的普遍性失落、失范、虚无或空虚状况。当时社会的香港就处于这种文
化虚根状态，生活在香港的华人时刻感受到异族压抑下自身文化根基丧失的痛
苦，在这种状况下产生了对中国文化根基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金庸的
武侠小说便在此时应运而生。王一川曾说“在香港，这种极其强烈的文化反思
意识和认同渴望在20世纪全球华人中可以达到一种极致，而这种极致状况获得
了一种文化虚根和认同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象征性模型高度
凝缩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深切痛苦和强烈的认同渴望，在中国文化现代性
时段中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1]
美国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认同...无法被回忆，（它)必须被
叙述出来。”[2]这就是说，认同是由语言和叙事构建而成的。换句话说，个人的、
集体的、民族的和国家的认同，是被文化、历史构造出来的产物。金庸小说正
是在香港处于文化虚根性状态、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感情强烈的情况下产生。所
以，金庸前期作品带有强烈的要求民族认同的思想倾向。“其武侠小说大多发生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通常外族处于外族统治或外族入侵的威胁之下”[3]，前期武
侠小说多为“夏夷”二元对立，这也可以视为金庸对西方主宰下的现在中国的
边缘境遇的一种批判性反省，通过对中华民族内部尊夏卑夷的反省，形象的揭
示了中国在现代积弱和衰败的心理根源或集体无意识，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
格局中的复兴方式提供了了一种象征性借鉴。
民族观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唐代民族观已有所
改变，唐太宗奉行夷夏一体,认为“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
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4]，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
关。金庸先生身兼二任，是国际政治评论家和小说家兼为一体的人物，他是写
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也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笔，他具有国际政治评论
家的眼光，当时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经济发展迅速，香港经济发展[1]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01(5),32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社群：论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e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London and New York,1991.204
[3]马国明.金庸小说与香港[M].香港:三联书店,1993.85
[4]吴兢.贞观政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44
也日见成效，金庸感受到国际政治的变化，有了更和平通达和容纳广阔的多元文化视野，其武侠小说中“夏夷”二元对立模式开始逐渐淡化，新的多元共生、和谐共处的民族思想产生，故其武侠小说的民族观也逐渐转变为中华一体和谐共处。
二、金庸民族观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在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的渐变过程中，其不断突破狭隘的民族观念，以全新的视角表达自己独特的民族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表现的：一是通过汉民族人物的文化认同来反映，二是通过刻画少数民族英雄人物、描写少数民族政权、批判民族霸权、歌颂民族和平来表现。
（一）汉民族人物的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民族身份的主观承认,具体表现为对本民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行为规范的归属感,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梁启超曾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民族认同：“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是“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是“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侯以对于
[1]国外之诸侯是也”。金庸的武侠作品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汉民族人物的文化
认同。一种是以顾炎武、黄宗羲、查继佐、吕留良等为代表的狭隘民族的汉民族文化认同，另一种是以智光大师等为代表的对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金庸通过对这两种民族认同的不同态度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思想。
1.狭隘的汉民族文化认同
金庸的《鹿鼎记》中刻画了顾炎武、黄宗羲、查继佐、吕留良等具有狭隘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们坚守汉民族文化，拒绝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在《鹿鼎记》中有一个策动谋反的情节，顾炎武、黄宗羲、查继佐等几个汉族大知识分子竟然一本正经的劝出身妓院不学无术的韦小宝当皇帝，他们全然不顾百姓疾苦，只为建立汉族统治。又如在《天龙八部》中，众多所谓正派的武林人物在乔峰身份被揭发后立即翻脸，视他为死敌欲处之而后快，甚至他从小就生长其中的丐帮也容不下他。当乔峰处于杀父弑母和师父的误会中时，中原武林人士甚至自发集会，欲召集天下英雄斩杀乔峰。事实上，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真的痛恨乔峰，他们恨得是乔峰的契丹人身份。其实，中原武林已经将这种仇恨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仇恨的高度，以汉族人的身份排除其他民族。
金庸对这些人物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又从主人公乔峰的的不断反思表现了作者对狭隘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反省和批判。 [1]夏晓虹.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55
2.超越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同样塑造了有智光大师等超越了狭隘汉民族文化认同的汉族人物，金庸对他们极为赞扬的。
在《天龙八部》中，智光大师拥有和中原武林截然不同的民族观，他深受佛家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在民族问题上摆脱了狭隘的民族观，形成了中华文化认同。在乔峰深陷身份困惑时，小说中出现了智光大师的一句偈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对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真亦幻。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智光大师认为汉族和契丹的身份并不重要，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
中国道家和佛家则主张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一律平等,智光大师作为佛家的代表，形成了一种能够包容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也是对儒家尊夏卑夷民族观的反省。金庸对这种民族观采取了赞扬的态度，表明其对大中华民族观的认同。
（二）以刻画少数民族的视角衬映出的民族观
金庸武侠小说以刻画少数民族的艺术视角反映出其民族观，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异族英雄人物的刻画表现中华一体的民族观念；二是通过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客观描写表现其“大中华”民族观；三是通过对民族霸权的评判说明各民族一律平等；四是通过对和平的赞颂表明各民族应和谐共处。
1.对异族英雄人物的刻画表现中华一体的民族观念
在金庸民族观不断走向中华一体的过程中，金庸塑造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英雄，例如霍青桐、木卓伦、喀丝丽、哲别、何铁手、段誉、萧峰、完颜阿骨打、小昭、赵敏等。其中萧峰是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完颜阿骨打、赵敏也是金庸涉笔的少数民族人物中很出众的两个，他们都是少数民族血统，也是少数民族英雄的杰出代表。
萧峰是《天龙八部》中的人物，他本是丐帮帮主，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从小受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使乔峰确定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可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是契丹人。但这并不损害他的形象，萧峰在武功上、气概上、功德上仍是无人可比的。他武功盖世，在聚贤庄孤身一人打的千百位中原群豪闻风丧胆毛骨悚然；他气概豪迈，在少林寺群雄聚会，忽见“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虽万千人，吾往矣”；他义薄云天人品高尚，在杏子林丐帮叛乱，他不愿滥杀无辜，宁可以刀刺身而释叛乱长老之罪；他功业伟岸，不忍见两族人民互相残杀，“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逼迫耶律洪基立誓有生之年不再侵宋，然后自杀以谢天下，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得民族间的和平。金庸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少数民族英雄形象萧峰，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一般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完颜阿骨打是萧峰在阿紫中毒时遇到的人物，他一出场就“身披兽皮，挺着一柄长大铁叉”，捕猎老虎。历史上的完颜阿骨打是金的创始人，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刻画了完颜阿骨打猎杀老虎的英雄气概，接着又写了完颜阿骨打的英勇矫健，在契丹人杀他同伴后，他“砰的一拳，将一名牵马的契丹骑士打个斛斗”，同时还写出了阿骨打的见识——他在乔峰放走红袍人后赞叹萧峰的财轻重义。金庸在小说中塑造了完颜阿骨打的英雄形象，对其大为赞赏，并借萧峰之口赞扬了女真族人“个个凶猛矫捷，耶律基哥哥手下的那些契丹骑士虽然亦甚了得，似乎尚不及这些女真人的剽悍，至于大宋官兵，那是更加不如了。”
赵敏是蒙古的郡主，她在绿庄与张无忌等人饮酒时，对她的描写是“脸泛红霞，微带酒晕，荣光更增丽色。自古美人，不是温雅秀美，便是娇艳姿媚，这位赵小姐却是十分美丽之中，更带着三分英气，三分豪态，同时雍容华贵，自有一幅端严之致，令人肃然起敬，不敢逼视”，赵敏不仅貌美俊秀，而且聪明伶俐智慧过人。她不让须眉，爱好习武领兵打仗，性格似男人一般的泼辣果决，文武全才，机智多变，总能想出一些奇招；她敢爱敢恨，为了张无忌，不仅最终放弃了对武当派的行动，赠送灵药给张无忌的师伯师叔治疗伤残，而且背叛家庭父兄，放弃身份地位；她温柔可爱，咬了张无忌一口，再涂上‘去腐消肌散’只为张无忌不要忘了她；她执着坚持，张无忌曾误认为赵敏杀了殷离，但她却不变自己对张无忌的心意，一直到张无忌明白事情真相；她能伸能屈，周芷若杀了殷离之后，将罪名推到赵敏身上，赵敏却不在乎被冤枉，一往情深的爱着张无忌。
金庸并没有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少数民族而加以排斥，而是热情赞颂了少数民族英雄人物，表现了金庸民族平等中华一体各族人民平等的思想。
2.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客观描写表现其“大中华”民族观
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都习惯于把汉族作为正义的一方来描写，而对少数民族的政权持歧视的态度，扬宋抑金、扬明抑清，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描写加以污蔑歪曲，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金庸中后期的作品中则对这种民族观进行了更正，李皓月曾论述“在金庸的作品中，少数民族政权不再是汉族天朝的附庸，也不是篡夺汉室江山的蛮夷，而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合法王朝。”[1]金庸如实描写了汉族与女真、契丹、蒙古、满族等各民族政权，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通过书中主人公袁承志的所见所闻，全面展示了清军、明军和闯王义军在明末时期的表现，作品写了闯王英勇抗清的场景，也刻画了闯王义军烧杀抢掠的情况，而在写少数民族政权清政权时，既写了他们掠夺山东百姓的情况，也对皇太极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其政权也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一时期金庸中华一体和谐共处的民族观在不断形成。 [1]付春江.试论金庸“大中华”民族观[J].吉林: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11）
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政权，作品从铁木真被追杀开始，写其兼并义父王罕、杀死义兄，追忆少年时妻子不幸被掳，到后来灭金、攻城、直至英雄垂老，病死于远征前夜，金庸肯定了成吉思汗政权肯定了他统一蒙古各部落征战八方的丰功伟绩。同时，作品中还刻画了老谋深算的王罕、豪气洒脱的拖雷等，描写了蒙古人特有的热情、淳朴、豪爽，演绎了一个优秀民族政权的演化史。
在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描写了一个政治开明人民安居乐业的清政权，康熙也是一个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小说从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康熙写起，写了他用智慧击杀权臣鳌拜，逐渐的成长、成熟。康熙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到严重旱情时，读奏章的康熙“泪光莹然“，并缩减宫中开支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反而称赞他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祠。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属，绝不受下属的控制。康熙政权平三藩收台湾，罗刹国不敢来犯疆界，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康熙曾对韦小宝说过：“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但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政权，康熙所领导的清政权是符合民心的，金庸并没有因为康熙政权是异族而排斥，相反对其也是赞扬的，可见金庸跳出狭隘的汉族本位思想，以平等开放的态度看待各少数民族政权，体现了“大中华”的民族观。
3.对民族霸权的批判体现民族平等观
金庸武侠小说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描写了十几个民族，涉及民族人物众多、民族关系复杂，金庸用民族间的战争和融合来梳理这众多的民族和复杂的关系，从而深刻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观。
民族斗争并非毫无曲直可言,战争从来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之一。[1]金庸武侠小说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等，金庸对那些反抗侵略战争的正义战争观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书剑恩仇录》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木卓伦部，清廷派人偷取了他们的经书，并下了战表，木卓伦部的首领写了“抗暴应战，神比佑我”这几个悲壮的大字，全部英勇抗战，最后在抗暴战争中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木卓伦部在抗击清廷的过程中全部被杀，但金庸给予了他们高度的评价，赞扬了木卓伦部的民族气质，否定了清朝廷的民族霸权。
在《天龙八部》中刻画了蒙古族对汉族的侵占，忽必烈领导的蒙古族侵占宋朝疆土，杀害汉族百姓，使宋朝土地上白骨为墟血流成河。金庸对忽必烈的霸权行为给予了强烈批判，并借郭靖之口预言蒙古族日后定被逐回漠北。蒙古族不听劝告，果然百年之后就被汉族人民“逐回漠北，元气大伤”，《倚天屠龙[1]李皓月.论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J].理论观察，2008(1),49.
记》中就写了如火如荼的元末大起义，勾勒出一副轰轰烈烈的反民族霸权的画面。忽必烈自持军事力量强对南宋的侵占，就是一种民族霸权行为，金庸对这种民族霸权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在金庸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高昌国学习汉人的规矩，高昌国认为“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雄鹰飞翔在天上，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只是老鼠，躲在洞里啾啾的叫，大家各得其所，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学习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以后很愤怒，认为他们不服汉化，就派军去征伐高昌，俘虏了高昌国的国王和百官，认为高昌国不服汉化是因为不知道汉族的好处，就送去了大量汉人的书籍、用物、衣服、乐器等。但是唐朝的民族霸权并没有取得成功，野鸡不能学鹰飞，小鼠不能学猫叫，高昌国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多用物、以及佛教、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都放在迷宫中，谁都不去多看一眼。金庸从各族人民的安宁幸福出发，批判了民族霸权，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
4.对和平的赞颂表明各民族应和谐共处
金庸的武侠小说刻画了一些在战争中的理想人物和国家，他们捍卫和平反对战争，金庸通过对他们的赞颂表明各名族应和谐共处。在《天龙八部》所涉及的众多国家中，大理国最为弱小，而金庸却对它尤为偏爱，原因就是大理国崇尚佛法，爱好和平。保定皇帝传位给段誉时，除叮嘱他勤政爱民和纳谏之外，特别叮咛他不可对邻国擅动刀兵。除大理国之外，金庸对西夏也甚为赞赏，原因就在于他们热爱和平。
在金庸的武侠小数中同样塑造了一些破坏和平的人物和国家，《射雕英雄传》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威风不可一世，在平民出身的郭靖看来，这种靠白骨堆积起来的功业并不是令人尊敬的英雄行为。金庸用香香公主、郭靖黄蓉、乔峰这些英雄人物的死对民族间的兵刃相见表达了最大的惋惜和哀痛，也表现了金庸对和平的呼唤和赞颂。而对于慕容博等企图破坏和平挑起战争的人物，金庸以他们最终失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金庸通过对热爱和平和破坏和平的人物和国家的塑造对和平进行了赞颂，表明各民族应和谐共处。
三、金庸民族观的作用
金庸武侠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究其原因，其民族观的作用尤其是不可忽视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民族观不仅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丰富了史学、文化意蕴，而且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一)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金庸的民族观对其小说的影响深刻。一方面，金庸的民族观的设置对其武侠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金庸的武侠小说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强大的吸引力与金庸武侠小说中涉及的民族观有直接关系。金庸善于利用民族的差异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例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本事丐帮帮主，武功高强人人敬佩，却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萧峰是汉人还是契丹人，作品在对萧峰身世的探索中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对民族观探索的过程，而萧峰以自杀为代价换取的两族和平，中华一体和谐共处的民族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观影响其人物设置。一般武侠小说中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为正反两方，正义的一方满身正气品德高尚，对立方邪恶阴险卑鄙无耻。金庸的武侠小说多涉及两个或几个民族的对立，按照以往的武侠小说汉族多是正义的一方，汉族英雄智勇双全完美无缺，而少数民族是邪恶的一方，少数民族人物品行低劣蛮横无知。但金庸主张中华一体和谐共处的民族观，这就决定其在小说人物设计时突破了汉族为正义一方高大全少数民族为邪恶一方卑鄙猥琐的框子。无论是汉族人物还是少数民族人物都有其缺点和优点，比如汉族陈家洛优柔寡断心胸狭窄，郭靖过于笨拙，杨过刁钻偏激，张无忌拖泥带水，而少数民族的萧峰却武功高强人品高尚，赵敏美貌机智，汉族与少数民族中都同样有英雄和行为卑劣者，小说人物的设置，人物的形象就源于金庸中华一体和谐共处的民族观。
(二)丰富了史学、文化意蕴
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民族观也有利于了解中国的历史。金庸的武侠小说涉及多个民族，从空间上讲主要涉及了以汉族为中心，与汉族地域接壤的“华夏民族群”，从时间上讲，主要集中在民族斗争激烈的宋辽金元和晚明清初时期金庸直面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勾勒出一幅幅壮观的民族斗争融合的画面。他高度尊重历史，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不动大手笔，不违背历史记载，如实描述了汉族与满族、蒙古、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如在《碧血剑》中，袁承志刺杀皇太极，目睹皇太极被多尔衮杀死，而后多尔衮把持朝政。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并引用《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金庸的写作不是违背历史的必然性去“戏说”，而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的缝隙中发挥他的超人想象，创造出历史的必然性。金庸以客观历史作为依据，客观描述了宋金之战、宋辽之战、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之战、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拓疆土的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同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描写各民族的冲突中展现其民族观，对其民族观的了解过程有利于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各民族斗争的历史。
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观对我们反省汉文化弊端，反思传统汉族本位思想也有重要作用。中国儒家历来讲究“夏夷之辩”，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排斥少数民族，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民国时
期的武侠小说也写了很多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正义一方是汉族的侠士英雄，而“鞑子”皇帝则是奸邪的一方。金庸的民族观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国古代传统完全不同的民族观点，金庸曾在《我的历史观》中说 ，在一个民族走向下坡路时，外来民族的入侵往往为本民族的发展注入活力。余秋雨也表明，不能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陋，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1]所以，在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的形成过程中，对蛮夷之分、夏夷之辩是不断否定的，这对旧小说来说是一种进步。《天龙八部》中对异族的仇视导致了血腥的民族战争，英雄萧峰也在对两个民族的热爱中自杀，满人皇帝康熙是一代明君，胜过明朝的昏君，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竟劝不学无术的韦小宝做皇帝，汉族本位尊夏贬夷的弊端暴露无遗，而了解金庸的民族观有利于对中国汉族本位思想的反省。
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观也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金庸武侠小说流传极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小说读者群的局限，金庸小说读者的文化跨度大流传范围广，金庸不仅在香港台湾拥有众多读者，在大陆，甚至海外华人中也拥有众多读者群，这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观容易让中国人产生文化认同感是分不开的。在古代，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中心论，相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央；二是认为中国人优越于其他民族，汉族优于其他民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观念瓦解了，事实是中国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不必各民族优越，甚至处于贫弱的地位。这种瓦解给中国人带来了文化焦虑，也开始反思民族优越思想的正确性。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体现的中华一体和谐共处的民族观念符合了人们新的文化认同，各民族地位平等深入人心。《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由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而揭开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引发无休无止的冲突和痛苦，英勇抵抗和战胜不幸宿命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并形成新的民族观，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瓦解，对曲折中追求新的文化认同，民族观念的重新形成的过程。这样，金庸之所以在香港甚至全球华人中产生广泛持久的文化认同，与金庸中华一体民族平等和谐共处的民族观密切相关。
(三)当代意义
金庸的民族观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民族融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将
[2]长期存在，“如何解决好民族问题是一个国家未来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所以
各民族应在政治、文化、思想平等基础上和平共处。
就现在而言，汉族虽为中国最大的民族却没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行为，但在有些少数民族还有民族分裂分子出现，他们鼓动“民族独立”，实际上就是出于[1]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山居笔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89
[2] 金庸与田池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9-111
自己的狭隘心态，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和仇视，将自己的单独民族看的高于一切。《天龙八部》中萧峰一眼看穿慕容复鼓动民族分裂从中取得利益的野心，能坚决予以拒绝，正是金庸民族平等和谐共处的民族观念的结果。
结语
金庸民族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的流变过程及其发展的最终归属，即从最初的尊夏卑夷到中华一体。同时深入挖掘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观在其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是从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英雄人物的刻画、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客观描写、对民族霸权的评判来表现其民族思想的。其民族观对金庸武侠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反省对汉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树立正确的当代社会民族观也有积极进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墨.新武侠二十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
[2]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01(5).
[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金庸.金庸全集[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6]马国明.金庸小说与香港[M].香港:三联书店,1993.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社群：论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e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London and New York,1991.
[8]陈墨.金庸小说人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9]李皓月.论金庸武侠小说民族观[J].理论观察，2008.
[10] 金庸与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致 谢
论文终于在几次修改中完成。在此期间，吕峰老师悉心的审阅并对我论文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这在我论文完成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谨对吕峰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