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属于点轴发展，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具有极化效应；但从资本流动来看，只有浙江已处扩散阶段（净资本输出，每年流出的资金约1万亿元以上），江苏、上海还是净资本流入。如果把中国经济划分为北方经济和南方经济，长江经济带无疑属于南方经济（长江经济带+广东、福建的gdp总量接近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南方的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达百分之七十多；而北方的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近百分之七十；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北方经济垄断了重要的上游产业和金融，挤压了南方经济的利润空间和转型升级的上游通道。南方与北方的制度基础不一样，文化差异明显，比如工具理性与市场理性、非人格化交易与人格化交易以及政治关联等方面的差异。从对外经济来看，长江经济带出口总额占全国百分之四十多（加上广东、福建则近百分之八十），长三角的出口依存度近百分之四十（最高年度百分之五十多）；长江经济带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顺差（南方经济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顺差，而北方的北京、天津、河北、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等都为逆差）。可以说，代理型的出口贸易大大伤害了南方经济。
因此，南方与北方对制度改革的需求是有差异的，而且都面临制度预期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产权保护的问题，南方的民营经济更需要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再看资源错置与改革红利问题，我们做了一个测算：绝对水平上，各省份的资源错置都很严重；相对水平上，各省份的资源错置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资源错置程度最轻的三个省份依次是浙江、江苏和上海，资源错置程度最严重的三个省份依次是甘肃、广西和黑龙江。也就是说，各地区资源错置程度是不同的，改革红利也就不一致（错置程度越高，红利越大）。改革红利最高的是甘肃（如果把资源错置问题解决好，人均gdp可以增加180%），最低的是浙江；而在长江经济带，除江西以外的其他省市都在中位以下。总体上看，改革的红利北方要大于南方，因为南方资源错置程度较低。资源错置程度主要受金融市场发育、国有经济比重、财政支出结构、开放程度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涉及各方面的改革。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南方经济跟北方经济怎么混合？南北方制度差异、文化差异这么大，能混合吗？总之，我们还需要从南方经济与北方经济的差异的视角来深入研究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在理论上和经验上不断提高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