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中学教育模式的演变初探
——以福建为例
陈明霞
（福建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摘要：本文以福建教会中学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近代基督教中学教育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所走过的四个历程，初步勾勒出近代基督教中学教育模式的演变图景。
关键词：近代；基督教中学；模式；演变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基督教在福建有着悠久的传教历史。从唐末以来，以广州、泉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通往西域的海上通道，泉州成了闻名世界的对外交通港口之一，素有“东方第一港”的美称。在元代全盛时期，泉州聚居着不下十万的外国侨民，西方基督教伴随着泉州与海外交通的繁荣在这里得到了传播，信教人数迅速增多，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天主教区。十六世纪，作为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急先锋——耶稣会士来华，几乎都是通过海路而来。福建因之成了耶稣会士活动的一个主要区域，天主教由此在福建重新兴起并得到了较快的传播。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迫使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并准许西方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内自由长期传教。五个口岸中福建占了两个。因而福建成为西方传教士首先窥伺的重点地区之一。他们相继进入厦门、福州，开辟传教据点，并积极向福建内地扩展教会势力，推广教会活动。
伴随着传教活动而来的是教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他们首先在厦门创办女学，开创了教会在华办学之先声。随后，福建基督教教育发展成为初、中、高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学是教育系统的中坚。在全体教育组织之中，中学是最稳固最能自立的一部分，而入基督教专门学校的多数优良学生，也皆由中学里产出的。[1]”因此，传教士非常重视教会中学的发展。本文试图以福建教会中学的发展作为管窥，来探讨近代基督教中学教育模式的演变过程。
一、1877年前，“西体中用”的福音化教育模式
1877年前是教会中学的雏形时期，教育作为宣教的辅助手段，“仅仅作为诱导学生前来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真正目的不是教育[2]”，而是为了传教和培养传教助手。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壁垒的抵制，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异常冷漠，基督教学校也不受欢迎，初期教会中学只好仿效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书院”而取名。“书院”始于唐，盛于宋元，本是作为官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私人讲学授徒、比较能发挥自由思想、养成人才的场所，到了清雍正以后，才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另一形式的官办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私学是中国老百姓熟悉且有机会接触的事物，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捐资兴学是一种崇高的、有价值的活动。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以书院的形式办学，目的是以这种中国人熟悉的相似的形式表达他们开办教育的动机，让中国人易于接受。就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取得士大夫的接纳，身着儒装露面一样。传教士除了采用中国的旧瓶子——“书院”外，在学校的命名上也格外小心，一般采用中国的传统术语来命名，以力求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如，在男校中有“格致”源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英华”—含英咀华，意为仔细琢磨，体味精华之义；女校中有“陶淑”，培养美好、善良的女性之意；“毓德”养育美德之意。这些名称所寓意的意义都符
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和价值观念。这类披着中国外衣的学校制订以“读经为宗旨”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多为《圣经》、中国经典、少量的英语和西方史地知识。如，格致书院、文山女中、毓英女中，初期，这些学校没有学制规定。教育只是为了福音广传，成为福音的婢女。在这种为福音服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学校规模小，办学水平低，属于低层次的办学模式，限制了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封建教育早已腐败至极，摇摇欲坠，但直到20世纪初新学堂普遍建立前，它仍然在教育领域中始终占着统治地位，教会学校只是处于边缘化地位。
二、1877—1900年，世俗化教育模式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不仅改变对西学和西方人的看法，客观上也改善了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生存环境，洋务人才的需求又为教会学校提供了发挥特长的机会。部分敏锐的传教士开始对传统的教会办学模式进行反思。在1877年第一次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当时流行的教会学校办学模式提出非难，他批评过分强调直接为福音布道服务的办学模式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它束缚了办学者的手脚，使教会学校停留“初级班水平”，“教学内容也主要限于教义”。并对教会兴办高水平学校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提出要“毫不犹豫地在中国建立一些高水平的学校”[1]。 尽管狄考文的演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传教士不赞成他的观点，但在教学中增加西学的比重的主张引起共识，西学逐渐成为教会学校主要的教学内容。
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西学和西式教育逐渐获得部分士大夫和相当中国人的认可。1900年清政府又宣布“嗣有外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2]”，都给教会办学提供了便利。在此形势下，从1877年大会开始，教会教育迅速拓展，进入正规化和世俗化的新阶段。一批新型的教会中学脱颖而出。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缺失中学层次，没有模式可供参考。而福建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英、美差会，他们创办的中学模式均直接源于英、美中学，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学校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英华书院之类”（Anglo-Chinese），一种是美国式的中学之类(High School)。学制有6年制、8年制，初中学制为三、四年两种，高中学制为三年。当时书院的学制一般为八年四个月（包括预科）。鹤龄英华书院就是这时期创办的，定学制为八年，其中七、八年级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八年课程完成后，再进行四个月的总复习，所以俗称“八年四”学制。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插入英、美大学三年级学习。修习的课程（1889年）分侯进班、书院班、福音斋（后改称道学班）三部分，各定四年。除英文、圣经、汉文为各部必修外，侯进班学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代数；书院班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植物、地质、矿物、天文、历史、伦理学、国际公法等[3]。这时期的中学办学模式实现了如下转变：
首先，从多种学制混合的寄宿制学校中剥离出来，有学制的规定，实行年级制教育，成为完全意义的中学教育，逐步走向教育专业化的开端。其次，学校办学目的的转变。初期，教会办学的目的是一切为了福音的传播，教学的目标是为了培养传道人员和教会工作人员。到了这时，目光放得更远，是想通过较高层次的知识的传授，培养各种社会需要的世俗人才。使基督教教育从最初的单纯作为传道的辅助手段，向世俗化的转变，标志着基督教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开端。第三，课程设置的转变。随着办学方针的转变，学校课程设置有了重大改革，除了宗教课程仍然保留，学生照样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外，学校增加了英文课和西学课程。英文课分为读、写、说等几方面，西学内容从数、理、化基础知识到一般科学常识，几乎一应俱全。如：格致书院从1890年起，分设“英文班”和“汉文班”，实行主辅修制。“汉文班”，除必修《圣经》外，课程以国文为主修课，设有《四书》、《左传》、《东莱博义》、诸子、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辅修英语、数学、珠算、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运动等科。“英文班”课程除必修
《圣经》（英文版）外，主修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科学、英文（设英文语法、文选、文学史、修辞会话、书札、文艺作品）等，辅修建设制图、中西图画、天文、体育运动等。女校的课程同样有了很大改观，文山女中从1895年后，学校向正规化发展，课程有八线、化学、生物、格物和天文，设有简单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并设有天文台[4]。
三、1901—1920年，欧美化教育模式
美国平信徒调查团《教会中学改革建议》这样评价：“在华南和华北的大城市中，基督教中学校大概是象美国的私立学校。„„它们有优美的校舍，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快乐的寻常寄宿学校的生活，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具，所玩的游戏，往往是欧美化的„„[5]美国平信徒报告书第六章关于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今后基督教教育的地位（小学及中学教育）作了这样的判断：“„„现代在东方的基督教学校，它们所采用的办法和方针大概是欧美化的[1]”。
教会中学的欧美化的办学模式的转变，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基督教中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选择。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颁布施行新学制，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 1905年的科举被废，在这“三千年一大变局”中，福建掀起了办新学的热潮，公、私立新式学堂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教会中学面临着中国人自办中学的挑战和压力。其次，1915年新文化运动后，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尤其是杜威、泰戈尔、孟禄、克伯屈等著名学者的访华，他们的演讲和著作在当时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传教士认为当时中国自己的新式教育比较肤浅。因此，1902年，在华传教士组织的中华教育会举行第四届年会，通过《请求国外差会派遣训练有素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要求西方教育家来华兴办和加强教会学校，力求提高办学质量，发挥“高级示范作用”。通过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改革施加影响，“使中国各种学校，见吾会所设之学校，整齐完美。必能引起其奋发之心，或相与规摩以求则效，或力图完美以示振兴[2]”。 这时教会中学学制、课程因中国教育的改革而有所变化。各类课程比前期更加系统、丰富。在1909年英文版的《福州英华书院手册》（APamphletbeseribingTheAnglo—
ChineseCollege Foochow,China.），该手册第7节《学习课程》有如下的记述：“自从三年前大清法令废除旧的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教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这种新的情况，我们近来感到能够改变我们的课程，使学制延长一年，而增加不只一年的基础知识课程。我们还处于工作的实验阶段，因此我们的课程将无疑地在今后几年中会不断修改而使其更有效。”（具体课程如下，预科增加1年）
表1福州英华书院课程表（1909年英文版）预科课程
书院部课程
每周一节音乐课贯穿整个课程。 高中两年的课程要求学中国普通话。
这一时期，课程设置逐渐成熟，走向欧美化的课程设计，双语教育模式也被引进了教学中。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的宗旨是：“在直接而积极的基督教影响下，通过英语媒体给予中国青年美国学院水准的教育[1]”，是中英文并教的一个成功典范。福建基督教中学英语教学基本普及，学习英语蔚然成风。
到了20世纪20年代，教会中学发展基本定型，课程内容基本呈现六大板快（即：宗教、科学、英语、体育、儒学、音乐），（详见第3章“1917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课程表”）西化色彩比较浓厚，形成六种学校的类型：1、高初两极中学，课程为普通文化科，如福州格致书院；2、高初两极中学，设有商科、师范科、科学等专科，如厦门英华书院、福州鹤龄英华书院；3、教会大学附中，一般设置普通文化课程，教学水准较高，如华南女中；4、“英华”式中学，分汉文、英文两班教学，注重语言和文科，英文程度很高，如三一书院；5、职业中学，如中等师范学校、医护学校等，如福州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协和护士学校、协和师范学校，这类学校为数不多（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6、初级中学附设小学。这六类中，第1与第6类的学校占多数，第6类大多设于县一级。这些中学的英语、科学教育成绩特别突出，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吸引学生的亮点。
四、1921—1951年，本土化教育模式
本土化和西化的关系一直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在选择模式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制约着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在中国的命运。本土化还是西化，是传教士两难的选择，西化的核心是基督化，这是基督教教育的最高宗旨，放弃西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基督化。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内部的动力资源被调动起来，民族意识日益增长，以“西化”为特征的近代化取向逐步被批判，中国开始寻找本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本土化成为近代化的立足点。传教士试图在寻找既不违背自己的教育宗旨，又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教育模式。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族运动跌宕起伏的时代，觉醒了的中国人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尤其以收回教育主权为中心的反文化侵略运动在全国上下狂飙突起，斗争的锋芒直指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因此受到重大打击。也促使传教士教育家思考基督教教育的成败。 教会学校被批评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把学校作为传播福音的园地。2、依仗不平等的传教条约，藐视中国法令，不受中国官厅的考核。3、外国人管理学校，不明了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轻视中国文化，对国文教授不注重，以最低薪聘请中文教员，养成学生厌弃中文的习惯。4、学校自成系统，自为风气，教员与其他普通教育界少来往；知识不免锢蔽，学校内的一切设施，不能因观摩竞争而进步。5、因为经济来源的缘故，外国人居主体；中国人不是热心媚外，就是冷眼旁观，不负责任；以致缺乏联贯的精神[1]。 1921年是基督教中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第138号训令，规定了教会中等学校立案办法，主要内容是：（一）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二）中学校应遵照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程办理。（三）中等学校科目及课程标准，均应遵照。如遇有必须变更时，应叙明理由，报经该省区主管教育官厅呈请教育部核准。但国文、本国历史、本国地理不得呈请变更。（四）关于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五）对于校内学生，无论信教与否，应予以同等待遇。（六）违反以上各条者，概不准予立案；既已经立案，如有中途变更者，得将立案取消[2]。在这个训令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教会学校的“私立”性质，并要遵守中国的教育法规；其次，对宗教教育做了严苛的规定；第三，在课程方面突出了国文、本国的历史和地理，这是针对教会中学重英文，轻国
文的洋化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是否立案，是否本土化，关系到教会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1921年，由芝加哥大学著名神学教授巴顿博士担任团长的调查团正式成立。共有16名成员，其中英美籍代表13人，中国人只有3人（未亲自赴各地考察）。该团考察了中国30多个主要城镇和地区，访问了大量的教会、公立和私立学校。切实感到中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新式学校给教会教育带来的威胁和冲击。调查团分析、总结了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和形状认为：教会学校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国唯一提供新式教育的机构这一地位。它面对的是日益强大的国立学校的竞争，教会学校要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提高教育质量，靠提供最好的新式教育来与官办学堂竞争[3]。
由于非基运动的连续冲击，教会越来越认识到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必要性，教会学校应向中国政府注册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教会人士的共识。
192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颁布《私立学校条例》。《私立学校条例》的第1条规定：“凡私人或团体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这条规定把外国教会学校纳入了中国私立学校的体系中，使其在法律上不再独立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补充。至1933年，福建教会学校基本向政府立案。 《私立学校条例》除了要求私立学校的组织、课程等均须遵照现行教育法令办理，对教会学校还作了特别规定，如，私立学校校长须以中国人担任，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亦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
对于这些特别的规定，起初很难为传教士所接受，但是，迫于形势，基督教教育界不得不冷静对待。1928年3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根据大会精神，基督教教育界针对中国情形发表发表了观点：“现在政府已把我们的学校，与其他私立学校，同等待遇，这就是明确规定我们的地位和功用。且政府所颁布的规条，„„但这不是侵犯我们教授宗教的自由，乃是保障学生信仰的自由。„„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政府方面，而在我们自身方面。我们若能重质轻量，提高教职员的人格，改造学校中的空气，注意学生的日常生活，实事求是的去办学，不怕我们的目的不能达到，我们的贡献不能实现。[4]” 因此，教会中学在宗教教育上做出改革，改变了以往的强迫式和注入式，提倡用“活教育”的精神来营造学校的宗教气氛，施行宗教影响。培养目标也更加明晰，明确提出基督教教育的最大目标：“不在造就一般仅有学识的人才，而在培养一些学识人格俱高的学生，能本着基督牺牲、服务、博爱等精神，运用他们的才能，去谋社会和国家的福利。[1]”传教士也逐渐提高认识，认识到基督教学校的性质，主要表现在精神和目的上，不在于宗教课程开设的多少和参加仪式的人数。他们以1922年的新学制为教会中学的统一学制。于是，泛化为以基督化人格为核心的世俗教育的培养模式成为教会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注意职业教育，意味着基督教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完成。
立案后，教会初、高中课程也基本按照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课程标准执行，与其他普通中学基本相同，但各校有所侧重，仍极力保持教会中学的特色，更加重视课外活动。如鹤龄英华中学的英文课时比其他中学多，初中开四门英文课，周计10课时：练读4课时、文法3课时、会话2课时、作文1课时。高中开四门英文课，周计10课时：文学3课时、修辞学2课时、阅读与会话3课时、作文2课时。以后英文课时有所减少，但仍保持突出英文教育特色，圣经课改为伦理课；
这时期的课程设置，以鹤龄英华中学为例，《私立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校章程一览》（1930年至1931年度）记载：“本校学制定为中学预科二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本校中学预科采取学年制，高、初中均采取学分制。本校高中分文科、理科、教育科、商科四科，高中二年级上学期开始时，学生应选定一科为专修科。”
据1932年6月上报福建省教育厅立案表之（三）记载： 学制：初中、高中均为三年制。
课程：初中必修课25门，选修课2门；高中必修课24门，选修课28门。教学计划见表2、表3。
表2初中教学计划表（课程、周学时/学分）
以上课程中,英文法(初一、二)、英作文并修辞学（初三）采用英文原版书。
表3高中教学计划表（课程、周学时/学分）
续表3：
[1] [美]毕范宇. 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J]. 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29年12月. [2] 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
育活动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
[1] Calvin W·Mateer,“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rence of the Pre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P171-180. [2] 两江学务处编.学务杂志[J],第6期.
[3] 八闽之光——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志:第591页.
[4] 石益主编,福建省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编.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1辑).1990年:第61页；第8辑:第179页.
[5] 对于平信徒报告书第六章的批评[J].教育季刊,第9卷，第2期，1933年6月. [1] 上海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教育季刊[J],第9卷第1期1933年3月. [2]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70页.
[1] Eddy Lucius Ford,The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Work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Foochow:Christian Herald Mission Press,1938,P146-148. [1] 教会学校的以往及其将来[J].教育季刊,第3卷第1期，1927年3月.
[2]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3页.
[3] 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化[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4] 秋笙.耶路撒冷大会的主要点[J].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期，1928年6月.
[1] 秋笙.耶路撒冷大会的主要点[J].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期，192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