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鸿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12期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12)04-0445-0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科学
在中国大陆的哲学界，追寻智慧的哲学一般也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化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言之，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论，还是一种方法论。这被称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般会言其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过去人们言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往往不是强调其人文科学性，而是强调其观点的“正确”性。但若细致推敲，就有不少地方值得追究。比如“哲学究竟是不是世界观”？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定是统一的吗？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没有问题，因为所有哲学都属于人文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在其中。但科学是不是就等于正确，则就另当别论了。
在自然界，植物的生长会有地域的特点，此古人所谓南橘北枳之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与植物类比。比如在当下的中国讨论哲学，自然不应忽略其特殊的文化情境。一般而言，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别于其他哲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而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始终引导着思想界的主流，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渗透和影响。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又属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内容。这种情况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虽不相同，却有相似之处。
具体看，儒文化就是一种价值理想，而不是科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在价值理想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中国社会文化都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当时的儒学只是一种有学术色彩的价值理想，自然要参与百家争鸣。但到汉武帝之后，儒学被朝廷赋予独尊的地位，成为朝廷倡导的“经学”，其学术色彩渐渐淡薄。似乎可以说，汉武帝之后的儒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了。这是由于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其文化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被各种新思潮所取代，其中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两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另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又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发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始终是一种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
但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与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相关，但其本身却又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融入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人文科学的分支。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哲学，哲学又属于人文科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大类。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性质上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科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名称虽接近，但其文化性质则完全不同。当然，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修饰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与意识形态分不开了；还由于有了“主义”二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和“结构主义”、“历史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等哲学一样，都是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的哲学。但这都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因而属于人文科学分支的学术性质。
扩而言之，当代科学文化的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其中自然科学有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还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非线性科学等。社会科学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新闻学、管理学等。人文科学则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甚至还可以包括建筑学、环境科学、医学等直接为人服务的学科。在这个科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哲学又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是一个学科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个学科群中一个特殊的分支。这种科学分类完全不同于原来那样把哲学理解为高于科学的智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理解为正确的哲学。总之，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哲学，就属于人文科学，因而也就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
当然，在中国大陆，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分支，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直接联系，因而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直接联系。这便是其特殊和重要的地方。但特殊和重要不等于自然正确和高明。作为科学而言，任何一门学科在认识世界方面都有特定角度和维度，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说，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政党和个人，如果要比较完整而客观地认识世界，总是要综合运用科学体系的力量。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垄断真理，其精髓无非是回归“实事求是”这个具有学术色彩的箴言。而要在大千世界和纷纭万象中“实事求是”，也必须超越自身的学科界限，才能追寻真理，接近真理，否则便可能故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超越自我的学术特点，才能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输送更丰富的学术营养。
二、科学是一种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前述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这三者是统一的。但从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当代科学体系看，从哲学的角度讲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还是远远不够的。哲学作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最多也只是“一种”而已。若从更广泛的意义看，科学才是一种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也是三者的统一，即科学观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统一。当然，讲科学是一种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自然也包括了哲学，因为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重要分支。
质而言之，所谓科学，就是用理性的态度和方法来观察、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因而，讲科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观察、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十分具体的，也是有操作性的，因而也更容易理解，甚至不需要解释和论证。比如，自然科学就是用大爆炸理论、达尔文进化论来超越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上帝创世等神话。大爆炸理论虽然是一种假说，但却有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进化论则有许多观察事实的支持。还如，由于电磁学理论创立，人类就再也不需要用雷公电母来解释闪电现象了。由于有了板块构造理论，地震和火山的原因也得到了一种合理的解释。19世纪以来，人类也开始用理性的态度来观察、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让人类超越了社会领域一个又一个迷宫。21世纪以来，人文科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人类在看待各种人文现象方面越来越理性。总体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大大推进并丰富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使文明超越了历史的地平线。
总之，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就是从理性的角度观察和认识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其本质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理性精神。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古代文明的理性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古代文明中科学的含量低。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来，由于科学的发展，人类文明的理性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逐步成为文明发展的主导因素。科学事实上逐步成了现代人一种主要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或者说，由于科学的发展，现代人比古人更加理性。这种理性首先表现为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和认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是现代文明的一种重要特质。
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其视野是无比广阔的。或者说，现代科学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而，科学的世界观是一种全方位的世界观，在广度、维度、角度、层次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空间，这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在内。相比较而言，科学的世界观是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一种特殊的人文科学的世界观。这二者之间有包含的关系，当然，这种包含的关系却并不意味着高下与正误。事实上，21世纪的人类文明极为丰富，世界复杂多变，人性表现的社会空间也更为开阔，所以人类观察、认识和对待世界的角度也更多。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中的理性要素，其光辉普照了人类面对的大千世界。当然，人类也不可能仅靠科学来解开所有自然之谜、走出所有社会迷宫、消除所有人文困惑。
进而言之，宇宙浩渺，时空广大，社会复杂，文明宏富，人类仅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探索和认识世界，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极而言之，人类光有科学的世界观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也不可能仅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或者说，即使有科学理性的万盏明灯，其光芒也不能彻底穿透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世界。实际上，从大的方面说，各种宗教、有不同价值理想的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等，也都是一种“世界观”，但都只是试图照亮人内心的不同的火把而已。与各种宗教和“主义”相比，科学不过是一种更理性的文化体系而已。因而，人类除科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世界观。或者说，人类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许多世界观和世界观体系。
对人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在实际层面，世界需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维度、广度、深度、高度来观察和探究，还需要人从总体上来把握，来对待。为了从不同的角度、维度、广度、深度和高度来观察世界，一个人的世界观常常需要进行调整，这取决于人要观察世界的哪个方面、哪个维度、哪个方向和哪个层次。当一个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其世界观或对世界的态度也会有所改变。就此而论，当代文明在世界观问题上已超越了一元论，正在走向丰富的、多层次的世界观体系。这个世界观体系会帮助人更多地看到世界的开放性、多维度性和丰富性，以更理性、更文明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事实上，只有看到人类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不同世界观的人和国家之间，才能更有效地对话和相互理解。
三、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
前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那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呢？一种习惯的说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于科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科学的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但对这种说法略加剖析，就会发现许多破绽。质而言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且包含许多科学的要素，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而不是科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当然不是科学。进而言之，如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问题：科学家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难道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是科学家了？显然，尽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科学家，但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家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19世纪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当时无产阶级杰出的思想代表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以前产生的乌托邦思想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价值理想，但乌托邦思想中的科学性不足。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则有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基础。因而，与乌托邦思想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文化含量高，这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文化对人类价值理想的渗透。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的理想，虽曾有人做过实验，但因其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因而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实行。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很高科学文化含量的社会理想，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接受，所坚持，所追求。苏联、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国家都实践过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还发展了这种理论。
从更广的文化视野看，宗教也属于意识形态文化。马克思主义虽是意识形态文化，但它与宗教也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两者对科学的态度不同，所含的科学成分也不同。比如，《圣经》一开始就让上帝创造世界和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用牛顿力学、康德等人的星云说、能量守恒定律等来解释世界，还用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生命。另外，宗教信仰虽是一种“终极关怀”，但直接关注个体的生命，讲个人命运的天堂地狱，个人境界的觉悟成佛等。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则是阶级的命运，以至于人类社会的大同。从文化性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理想，倒是十分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文化，都不是科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比儒文化有更丰富的科学含量。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的论述，最直接的来源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恩格斯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提并论，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上层建筑。此外，恩格斯还提到：“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说“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1]。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描述。但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在19世纪作出的，显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今天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生命科学领域关于物种进化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有可取之处，但也还不完善。在达尔文之后，生命科学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尤其是遗传学的进展。目前生命科学的主体是分子生物学，其核心是基因学说。所以，19世纪产生的达尔文理论没有穷尽生命科学，20世纪以来进化论在达尔文的基础上有了不少新的发展。所以，言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是恩格斯当时对这位科学家的“称颂之辞”。还有，恩格斯在演说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所言的这个“规律”其实就是“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显然，规律和事实是不等同的。仅仅发现了一个事实，不一定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演绎一个规律，因为事实很多，有的事实很难确定，有的事实不会重复，有的事实还需进一步观察，况且观察到的事实后面还有真相，需要进一步探索。因而，从发现一个事实，就推出发现了一个规律，有可能放大了这个事实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也不是所谓“铁的规律”。客观地看，马克思的研究明显具有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相融的特点，他的理论也是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经济学理论，其论证中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观点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结论有浓重的理想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由于马克思思想中有浓烈的价值和理想成分，因而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
总之，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一种有科学基础的革命理论，其当代形态则逐步转变成了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中包含了更多的科学文化要素，但其仍然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科学和意识形态属于人类创造的不同文化，它们的区别很多。第一，科学研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科学家可以组成一个科研团队来完成一个确定的科研目标，比如由美国发起、多国参与并于1990-2002年间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二，意识形态的理性程度取决于其中的科学文化含量。比如原始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中科学文化的含量就极为有限，因而其理性程度就很低。现代宗教文化中的科学文化含量高，因而其理性程度就高。第三，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以创新为目标，可以超越经典；意识形态文化也可以不断丰富，但总是不离开其本源和宗旨，不能超越经典。第四，意识形态要么是价值理想，要么是信仰，但都有超越性；科学则是不断面对新的事实，探讨大千世界纷繁万象背后真实的原因，其超越的形态是假说，而不是理想。
四、科学研究是否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
在给文科博士生讲授学术研究方法课时，不少同学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搞学术研究是不是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更具体的还会问：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对此类问题，由于经常面对，自然也有相关思考。在本人看来，学术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自有科学研究的规范，无必要讲以何种意识形态来指导。当然，研究者本人的信仰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中国大陆的博士生不少人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在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一个班上，同学们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都是不同的。如果教师答学术研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肯定会有许多同学不能认同，甚至无法理解。
在实际中，搞科学研究的人总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不同的政治立场，但科学研究却有被学界认同的学术规范和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歧不应影响理性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就此而论，哪怕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也都应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按科学的方法进行，而不必一定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实际上，被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对象，而不是指导人们研究的出发点。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也完全不同于政党的文件或宣传性质的报纸社论。反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算纯粹的学术研究，至少是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研究，很有可能在封闭的思想圈子里打转，不易取得学术上的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也无益于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简而言之，无论是作为革命的理论还是作为发展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同于科学。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就没必要先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内容上看，科学研究是发现事实和探究原因，面对的是很具体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价值理想，是很崇高的东西，是个人坚持的信念。搞科学研究用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指导就够了，有献身科学的精神就够了，不一定非要动用更加崇高的力量。当然，搞科学研究的人完全可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信仰是自由的。但马克思主义者搞科研也应以科学精神来指导，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的科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取得成就要归功于马克思，那是叫马克思难堪，让马克思贪人之功！如果自己在科学研究中一无所获，甚至遭遇挫折，难道又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得不好？
概而言之，现代文明是丰富的，包容多元的价值理想和宗教信仰。科学代表人类文明中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是则一种社会价值理想。一个现代人可以有自己的价值理想和信仰，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即对现代人而言，价值理想和科学理性是可以兼得的。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其最大特点就是所谓普世性，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所以，科学研究者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科研活动却不必言其意识形态的指导。再进一步讲，科学研究如果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来指导，那是否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学”、“社会主义的天文学”、“三民主义的政治学”、“资本主义的历史学”等？
扩而言之，在社会文化体系中，一种价值理想一旦笼罩了科学理性，这种价值理想也会失去科学文化的营养。具体到个人，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做什么都要靠信仰的指导，那就是把信仰泛化，人就变成了信仰的奴隶。这时，信仰不但不能解放人，反而变成了束缚人的桎梏。在佛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觉悟”，真正觉悟的人思想就解放了。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做什么都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那实际上就是没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说，指导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是没有文化生命的马克思主义。
五、科学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世界观
从历史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人类，人类开始时是没有世界观的，是凭本能生存的灵长类动物。当时人类的力量很弱，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恐惧，对生存的状态则充满了焦虑，后来逐步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因此可以说，原始宗教是人类最早的意识形态文化，它涉及远古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生死等根本性问题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最早的世界观就是原始宗教的世界观。
原始宗教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形式。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另外，古代的意识形态文化有宗教信仰类型的，也有伦理价值类型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儒学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追求，抱持着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文化。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向全球的扩展，又产生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主义”。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这些“主义”都是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社会理想，它们都是现代的意识形态文化。
从内容上看，所有意识形态文化都会涉及“最高的理想”或“终极的关怀”。但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文化产生的人文基础乃是人内心的恐惧或焦虑。远古时代原始宗教的产生，是由于原始人对环境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基督教讲“原罪”、“最后审判”、“天堂和地狱”；佛教讲“觉悟”、讲“脱离苦海”。这也都是为了解除人生永远无法摆脱的苦恼、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相对而言，儒学讲“修齐治平”，试图用积极的态度来摆脱古人面对的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苦恼。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有其社会人文基础。对19世纪的马克思本人和工人阶级而言，生活压力极大，工作环境恶劣，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中属于弱势群体，内心自然有许多的不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试图把这个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以便有力量与强势的资产阶级相抗衡，甚至推翻当时资产阶级的横暴统治，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一些古代产生的宗教仍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这是因为尽管科技发展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改变了，现代人仍然无法摆脱生活的压力，更不可能完全摆脱生老病死的困扰。何况科技的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还会带来一系列新的令人困扰的问题。
在历史上，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中的理性，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很深，但却截然不同。按照《金枝集》的作者、英国人弗雷泽(1854-1941)的意见，远古人开始企图用巫术直接控制自然，但却屡遭失败。其后就采用了崇拜与祈祷的方式，祈求神给予控制自然的能力。但他们看到这样做仍然没有什么效力，就慢慢认识到天律的不变，于是便逐步踏入科学之门[2]。在这里，原始的巫术和各种崇拜现象都是蒙昧时代的人类意识形态，科学是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原始人试图用巫术控制自然，或者崇拜自然，其世界观是非理性的。但当他们迈入科学的大门，也就是敲开了理性的大门，找到了理解自然的新途径和新角度，就有了崭新的世界观。总之，科学文化是理性的文化，科学作为世界观的特点是对世界的理性态度，这也是科学与意识形态有根本区别的地方。
在科学史上，人类理性的大门最先被古希腊人推开。古希腊文明的篇章也写满神话，但古希腊人却能以轻松的态度来对待神，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神，独立地探讨自然界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有强烈的知识渴求和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几乎所有古代文明中都有科学的萌芽，甚至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多数文明中的科学萌芽总是和迷信盘根错节，科学知识常常与宗教信仰交织渗透，仅有一些具体实用的知识在世俗生活中呈现出独立的形态。而古代希腊人栽种的科学之树，最先向文明的天空伸出了理性的嫩枝。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大地为球形时，讲的总是观察到的事实，推理总是有逻辑的，不借助神和迷信来粉饰自己的理论，也不会不经论证就直接提出自己的猜想[3]。这就是完全科学的思维，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思维。当然，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是融合在一起的，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融为一体的，这是科学发展初期的一种特征。在今天看来，哲学只不过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已。
总之，科学是人类文明中的理性，是一种理性的世界观，即从理性的角度来观察、探索、认识和理解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与之相比，所有意识形态文化，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还是何种价值理想，虽然包含理性的文化成分，但其整体上总是会超越理性。其次，科学探索的出发点是人的好奇心，结果是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意识形态文化植根于人内心的恐惧和苦恼，总是通过对个体的超越来体现“终极的关怀”。还有，科学探索总是青睐个人，倡导个人的独立思考，排除权威，倡导怀疑；包括宗教、儒学、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文化，则倡导一种群体性的认同，需要认同权威，遵守信条，有所谓“教友”、“士林”、“同志”等概念。总之，两者的文化趋向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当然，这里还可论述一个延伸了的问题：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有许多世界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具体。比如，一个人完全可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也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同时也可以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在秉持自己信仰的同时，又在其投身的科学研究领域作出惊人的发现。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这样的人物一直是层出不穷的。
当然，在研讨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时，也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交叉渗透。比如，德国人哈贝马斯就曾把科学技术看做一种意识形态，他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4]一书。但他讲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而不是论证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还有，尽管科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完全不同，但却不能说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价值理想无关。实际上，当代许多重大的科研选题，都有社会利益和价值的考量，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都考虑了国家的利益。微软公司的Windows系统软件则考虑了公司的利益。中国每年发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也有不同层面的社会价值考量。当前人们崇尚的绿色科技则体现了一种绿色的价值，这种价值也还有理想的色彩。但这些都体现了科学技术负载的社会价值，而不是说科学技术自身就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价值理想。
作者介绍：王鸿生(1954-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史、科技哲学研究（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