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新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儒家经学对中国文化谱系的建立和政治制度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到了近代，传统儒学走向了衰败，这是因为它局限于对中国儒家文化经典义理的探寻，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现代新儒家充分的考虑到这个不足，在反思前人的基础上，对“内圣外王”又有新的传承和发展，主张“返本开新”，在以儒经为本体的基础上发展民主和科学，提倡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的事功思想，即用儒经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助力。但同时我们又不可小觑过多强调事功思想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要趋利避害，把握好应用的尺度，使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乃至对世界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内圣外王；返本开新；事功思想　　“内圣外王”作为我国儒家传统的理论精粹，代表着儒家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从事具体活动基本主张。随着近代儒学地位一落千丈，“内圣外王”也面临着重重危机，而当代新儒家的出现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点燃了希望。　　一、现代新儒家对“内圣外王”的传承和发展　　“内圣外王”代表着儒家个人道德修养和从事具体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主张，它也是儒学的总体目标和宗旨。然而，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西方的物质和文化开始传入中国，给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致使近代儒学地位的衰落，儒家的核心“内圣外王”也面临着重重危机。于是，一批决定力挽狂澜，改变颓势的现代新儒家应运而生。为区别于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而五四之后的这一流派便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学说为本体来吸纳、融汇西学，并在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返本开新”的主张，进而寻求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一）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　　在我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内圣外王”的是庄子，在《庄子?天下篇》中，“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一种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外王”是一种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显然，这里的“内圣”就是指个人的修养德性，而“外王”即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才能。只有个人自身不断修养德性，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实现外王的目的。内圣、外王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二者是相互统一的。　　（二）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思想　　所谓“返本”就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他们认为要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的融合。民主、科学与儒家传统的价值体系并不相矛盾，相反恰恰是中国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内圣”(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这就是所谓的“返本开新”，同时也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的传承与发展。　　二、从“事功”角度来探寻“返本开新”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实践　　诚然，在这些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体系中无不处处透显着对儒家人生的向往和追求。但是现实中国的政治动荡、经济衰败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他们，民族的独立、经济的腾飞这些问题又时时萦绕于怀。他们看到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于是，现代新儒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儒学，主张通过系统地表述儒学的心性义理，来解读中国哲学的智慧体系，通过儒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和科学，并提出他们的思想纲领“返本开新”。　　“返本”就是要返回宋明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新”就是要在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局面。现代新儒家从“返本”与“开新”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既反对一味研究儒经的义理，与社会脱节；也反对离开义理，空洞的激进的事功。这里的“事功”，按照通行的解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事的功劳；二是指事业、功绩。所谓“事功思想”，也就是指怀有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理想。现代新儒家的事功思想强调要把儒经的思想用在治理社会的实际问题上，也就是学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一）经济领域中的事功思想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的主体，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到了近代它的很多思想如“重农抑商”、“君子无所争”等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现代新儒家注重发扬把儒经与治理社会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事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政治领域中的事功思想　　今天，我国广大干部正在遵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以新的执政理念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强化公朴意识。追本溯源，我党能在政治建设上取得傲人的成绩与儒经义理的指导是分不开。无论是孔子强调的“德政”，还是孟子提到的“仁政”，从理论上说，都蕴藏着我党今天所进行的“廉政建设”。　　我们知道儒家讲“天下为公”，提倡公义战胜私欲，运用到今天的实际就是要求执政者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儒家还提倡“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种义利观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对于执政官员来说十分重要，它教导为官者，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约制，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给执政者提供了拒腐防变的精神支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的“以义制利”原则，对于保证廉政的实施，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三）文化领域中的事功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我国传统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社会的和谐，其本质体现为一种和谐的文化精神。儒家的“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思想源泉。　　儒家传统历来注重“和谐”思想。“和”，指协和、调和，“谐”，从言，皆声。“谐，和也。”“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本用于音乐，指韵律配合得当，协调。古代历史上儒家“和谐”思想的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　　三、辩证地评价事功思想的学术贡献及理论不足　　（一）学术贡献　　毋庸置疑，儒家的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处于主导地位，直至到了近代西方物质　　文化的传入才逐渐走向了衰落。面对民族的危机、儒学的低迷，为了扭转时局挽救危难中的民族和文化，现代新儒家们又赋予了传统儒学新的内容，西学中用、返本开新，把儒经思想用在治理社会实际问题上，从现代新儒家反思儒经的角度去思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思想的实践性。通过具体分析儒经思想在实践中应用，使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理解，认识到儒经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发展的价值。因此，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和研究，努力地去探寻儒家传统文化的博大义理。　　（二）理论不足　　无论是在民族危难时期还是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儒家的事功思想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有其不足之处。现代新儒家过多的用儒经去治理社会实际问题，竭力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能性，认为中国文化在总体上优于西方文化，乎视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这必然会成为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传入的障碍，民主和科学更是无从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事功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对社会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趋利避害，把握好应用的尺度，使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乃至对世界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课题：2012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现代新儒家对儒经的反思与社会事功问题研究”（课题代码：12522330）。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M].北京出版社,2006.　　[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1971.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郭 莹（1982-），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教师，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