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丹慧 |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节选自《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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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架势看甚至是超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脆弱性和动荡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驻军秘密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联军队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始终。
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和同盟关系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特点之一是遵行领袖外交的原则，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问题在毛泽东，那么他面对斯大林为什么会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如果问题在赫鲁晓夫，那么他的下台为什么没有能够挽救中苏同盟？文化差异也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确是影响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这些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不同国家缔结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的障碍。那么，文化差异又怎能构成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脆弱性和动荡性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分析制约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弊病的表现和症结。因此，对中苏同盟破裂深层原因的分析，就不能局限于现代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框架，甚至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中摆脱出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与一般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探索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结构，才能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症结和深层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体看来，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20世纪40～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处在一个从党际关系向国家关系转换的过渡时期，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在国家、民族、主权、平等、利益等基本理念方面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显得很不成熟，就往往陷入矛盾和困惑。因此可以说，中苏同盟破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失衡，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中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面向全世界和各民族，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工人阶级无祖国”是他们长期信奉的理念，一首“国际歌”就可以使互不相识的人们即刻亲密无间。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利益差别。及至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及执政党所承担的民族责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立场，他们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他们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阐述，也可以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对1945年中苏条约和外蒙古独立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以国际主义标示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军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就难以取得和解，就无法保持稳定。
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国家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延续及其外在形式。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实行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从第一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国际共运一直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苏共二十大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后，赫鲁晓夫仍然想建立类似的国际组织，说明其主导原则没有变化。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固然是出于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当然领导地位的不满，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
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机制还有等级之分，上边有整个阵营的核心，中苏之间就是为此争夺的，下边有不同地区的核心，如南斯拉夫之于巴尔干和越南之于东南亚，那里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要靠实力去竞争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既然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准则便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10月刚刚借波兰危机敦促苏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声明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撤出苏联军队，却又因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要求苏联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解散纳吉的合法政府。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陷入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主导权威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终结。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党的关系破裂就意味着国家关系破裂。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以及60年代初期不断升级的边境纠纷，就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和冲突的信号。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对抗，终于爆发了1969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苏同盟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结 论
相对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两种解释——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上述分析和观点或许可以归纳为“结构失衡论”。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就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中共和苏共平起平坐，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于是，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无法在同盟内部弥合分歧、实现妥协的根本原因。其二，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而言，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执掌政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于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关系便经常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同时这种结构失衡也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1980年代中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正是因为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党际关系的因素，而把双边关系定位于国家利益。应该说，直到这时，即苏联行将解体之前，中苏关系才开始真正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