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与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妇女运动

　　向警予是土家族人，1895年9月 4日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城西街的商会会长之家。1914年她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中学（一度返回家乡溆浦办女学），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蔡和森、毛泽东，并于1918年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底，她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蔡和森结婚，又一道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1922年初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机关做妇女工作。她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的蔡特金”。1925年她由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出席了中共五大，留武汉主编党刊《大江报》。1928年3月被捕，5月1日在武汉余记里刑场就义，时年33岁，安葬于长江边的龟山上。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同年7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周恩来也号召大家向向警予学习，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她。 　　领导上海女工早期的罢工斗争 　　1922年7月，向警予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党中央成立了妇女部，向警予任部长。1923年6月，向警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在去年的蓬勃罢工运动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并提出创办《妇女周报》以及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向警予以上海为重点，积极开展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运动，并办了30多所女工夜校，培养妇女骨干。她经常在自己主编的《妇女周报》上撰写文章，热情洋溢地鼓励女青年学生投入妇女运动。她对女共青团员王春熙说：“我们住在闸北区，这里的工厂很多，如果我们努力做好女工的发动工作，这个‘闸门’打开了，工人运动不就会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吗？”王春熙根据她的指示，经常深入闸北区的女工中开展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上海新闸、闸北一带丝厂林立，女工有八九万之众，她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5个小时，还要遭受资本家和工头的辱骂和殴打。1922年8月5日，泰来丝厂的女工首先起来罢工，向资本家提出了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附近各丝厂女工纷纷响应，也举行了罢工。向警予组织一批知识妇女上街募捐，帮助丝厂罢工女工解决生活困难。她说，女工没有文化，又不了解政治形势，应当先用社会上“结拜金兰（姊妹）”的方式进行个别串连，然后逐步提高女工的阶级觉悟，建立自己的工会。她还经常去上海大学，向女学生讲述劳动妇女的特点和长处，分析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区别。她说：“劳动妇女的坚强和勇敢都是知识妇女所不能比拟的，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该到她们中去工作、去锻炼。” 　　1924年6月，向警予领导闸北丝厂女工举行罢工，率先起来罢工的是云成丝厂和丰水丝厂的女工。接着，裕经、统益、元丰、长源、福华、永泰、天昌等7家丝厂的女工纷纷响应罢工，有5000名女工参加。资本家雇用的警察大打出手，还有9名女工被捕。愤怒的女工们一致行动起来，集体去警察署请愿，警察署只得先释放了其中的7人。女工们在向警予的领导下，继续坚持罢工，并提出：“工资不恢复到去年水平不上工;工作时间不减到10小时不上工;不释放所有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6月19日，参加罢工的丝厂增加到14家，罢工女工的人数达到1.5万人。罢工坚持了10多天，最后资本家软下来，答应了女工们的要求。为此，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71期发表署名文章，对闸北区各丝厂女工的罢工作了高度评价。他写道：“罢工的丝厂已由两家扩大到14家了，罢工的人数已增加到一万多了。在近来，这不但是上海劳动界一大事件，并且是全中国劳动界一大事件。” 　　1924年9月9日，向警予又发动南洋烟厂7000名工人大罢工。该厂女工较多，待遇极低，罢工得到了上海各行各业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学徒总会等37个工团还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南洋烟厂罢工后援会，进行募捐。在向警予的直接发动下，上海各公团成立了失业救济会，救济被厂方开除的工人，直到这些工人都得到妥善安排，才结束了罢工斗争。 　　向警予组织领导的这两次大罢工，表现了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领导者的才干。她在上海的女工中享有极高声誉，女工们亲切地称她“向大姐”，只要向大姐说了，女工们没有不跟着干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译本译为《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在她写的《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译为《续西行漫记》）一书中，高度地评价了向警予在这两次罢工斗争中的功绩。她写道：“由于向警予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起中国真正的妇女运动”，“把整个运动的领导纳入社会主义的团体，给予它一个新的斗争的方向”。 　　在上海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 　　向警予从事妇女运动，认真地研究妇女运动的理论。她先后在上海的《向导》《前锋》《妇女周报》《妇女日报》《妇女杂志》《妇女年鉴》等报刊上，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今后中国妇女之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之新纪元》《妇女运动的基础》等论述妇女解放的文章，还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 　　首先，正确地揭示了妇女运动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她指出：“我们讨论中国妇女运动，绝对不能凭主观空想，必须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她批评了当时少数上层妇女热衷于女权运动和妇女参政的错误倾向，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半点“人权、民权的滋味”，在这种情况下的中国妇女，“如果死板地刻定18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闭着眼睛依样画葫芦地喊男女平权，以为只要取得本国男子同等的地位，其结果便是：在无聊的议员队伍里增加几个无聊的女议员，在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几个可耻的女官僚。”她还说，几个妇女加入了政权机关，并不等于广大妇女得到了翻身。“唐朝武则天，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居然南面称孤，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她的威权是何等重大，她的地位是何等高贵！但是她统治的成千成万的妇女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还不是一样地做奴隶做玩物！”1923年11月8日，她在《妇女周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的女权运动应注意3件事：“第一，应注意政治。因为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第二，应注意劳动妇女问题。我们的女权运动，不专为少数人自私自利，当然要首先注意伊们的问题，因为伊们所处的地位特别痛苦。第三，应注意宣传问题”。她深刻地阐述：“20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到全体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之一部，我们所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各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一法。”所以，“我说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在这里，她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其次，认为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知识妇女应到劳动妇女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她对劳动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只有工厂女工的解放要求最为迫切。”因为她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程度最深，反抗也更加激烈。她由此认定，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她们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她明确地宣布：“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卫士！”由于劳动妇女基本上不识字，需要知识妇女中的“少数觉悟分子”去灌输新思想，以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这些从事灌输新思想工作的知识妇女，便是妇女运动的“起动机”与“基本份子”。现在，“妇女运动最急切的是需要一班有头脑而热心运动的基本份子，做妇女运动的起动机，有了这个起动机，然后才有办法”，我们的责任是“以敏锐的眼光看清此等必然的趋势，因势利导，以宣传组织的力量缩短历史进化的过程”。这些论述，不仅解决了我们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究意依靠谁的大问题，而且涉及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她写的文章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许多知识妇女纷纷走到劳动妇女中去，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开展上海女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4年3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掀开了国共合作的新一页。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刚刚形成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除了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工作以外，还派了一批领导干部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向警予任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警予充分利用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有利条件，开展女界的统一战线工作。随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由向警予任秘书。她起草的成立宣言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成立妇女委员会意义及任务，并“希望各界妇女同胞，有觉悟分子，和我们携手，领导全国妇女做本身的及全盘的各种解放运动，以实现国民党政纲中下列的一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全国妇女同胞，联合起来”！中共中央对这一《宣言》很重视，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此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而加以贯彻。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到北京商谈国事。孙中山北上经过上海时，向警予和杨之华等代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将所起草的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文件呈交孙中山。向警予除了积极参加上海国民会议的筹建工作之外，还积极筹建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12月14日，上海143个团体的代表400余人在闸北商业联合会内召开了上海国民会议的成立大会，推举邵力子、俞秀松、向警予等21人为委员。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600余人。向警予当场演说了该会的宗旨：“本会职责在促成国民会议，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因为女子在现代社会上，仍处非人待遇之地位，女子职业不普及，女子教育不发达，女子无婚姻自主之权，女子在家族中几无承受遗产及承继宗族之权，凡此种种，都属不平等，应一一要求解放，终达男女平衡之望。” 　　1925年3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大学主持召开各妇女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国民代表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她说：“此次段执政（即段祺瑞政府――作者注）发表之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对于女国民之人格与职权，完全消灭。凡吾女界同胞，应急起力争，要求修正条例，加入国民会议。”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以会议的名义发表反对《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宣言。3月22日，80余团体的200多名代表又举行了“女国民大会”。向警予宣布开会之目的：“略谓今日之女国民大会，系代表二万万女国民争人格、争职权之重大会议。宗旨有三：（甲）争回女国民主权;（乙）推倒一切压迫女子之制度及势力;（丙）要求修正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她还说：“我们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大会讨论了各项具体办法，并发出两则通电：一则致孙中山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为女界力争权利;一则致段祺瑞政府与“善后会议”，要求改正条例中抹煞女权的错误。 　　发动妇女参加上海五卅运动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向警予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长。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向警予领导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发表了《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进行强烈抗议。 　　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市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向警予冒着暴雨，率领女工、女学生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游行示威，还领着她们唱歌：“五月三十日起风潮，打死了许多同胞呀！同胞们大家觉醒呀！帝国主义要打倒，不平等条约要取消，齐心协力来斗争。同胞们，向前冲呀！”据6月1日上海《新闻报》消息：“女界有向警予等分头演讲，将传单贴诸于玻璃窗上。”数日后，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向警予以联合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反对外人惨杀同胞宣言，要求撤退外国武装、释放被捕同胞、收回租界、保障公民自由等12条内容。罢工和罢课发动之后，商界的罢市还在犹豫。于是，向警予又带领一批女工、女学生开到上海总商会，和先期到达包围了总商会的民众汇合，要求总商会立刻下令罢市。总商会会长董立时以需要电告北京执政府为由，百般搪塞和拖延。向警予坚持要求他下令罢市，谈判从下午延至晚上7时，总商会在强大的民众的压力下，才由副会长方椒伯签发了罢市通告。“三罢”终于实现了，而且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 　　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向警予发动上海10多万女工投入了罢工斗争。随后，她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的基础上，发动各地建立了统一的新型妇女团体――妇女解放协会，会员最盛时达到了30万。正如蔡和森所说，向警予是“五卅运动中有力的煽动者、组织者之一”;蔡畅也说：“在向警予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这些评价，真实地彰显了向警予作为我们党妇女解放先驱者在上海妇女运动中的贡献。 　　（作者曾长秋，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