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式体育传入中国，在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38年中曲折发展。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和演变的时期，在曲折中发展，在曲折中演变。从而实现了外来体育形式的本国化、各种体育思想的相互渗透和大融合。
【关键词】新式体育；民国时期；曲折发展
1 前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到来，但革命的路程总是不那么平坦顺利。民国政府在大陆执政38年，又分为北洋政府和民国初期（1912—1927），此阶段为体育的新旧纷争与初步形成阶段；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此阶段是体育的稳定发展阶段；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时期（1937—1949），此阶段是战时三种体育形式并存阶段。如果说清末是新式体育的传入引进时期，那么中华民国是中国近现代体育的发展和演变时期，亦即实现外来体育的本土化，各种体育思想既相互冲突拒斥又相互包容借鉴的时期。
2 北洋政府和民国初期（1912—1927年），新式体育在纷争中确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4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全面阐述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中的“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被确立为“五育”之一，“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他认为，“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余者也”。并要求“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即对体育课占总课时的比例也作了规定。这对体育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确立予以了制度保证。1912年7月，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发表诸多论文提导“身心发展”，指出教育在民族危机中的作用：“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是也”，把尚武与爱国结合，二者相互促进。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倡导和规范，体育课程得以保证。特别是在1912—1913年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程作了详细而硬性的规定。此时的学校体育，出现了“双轨制”现象，即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而课外活动则以田径、球类等竞赛性活动为主。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课，每周3学时；中学分为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以兵式体操为宜。
到“五四”运动前后，关于新式体育的纷争异常激烈，这有其主客观原因。首先，世界局势使然。1919年欧战结束，国际联盟倡导和平，国内一些人认为世界大战将不复存在，军国民教育不合世界潮流，应该废除。其次，民间反对声音又有抬头。关于“军阀式体育”、“贵族式体育”的批判之音不时见诸报刊，1919年朱剑凡发表《军国民体育的结果》，1924年《中国青年》发表士希的《打倒贵族式军阀式的体育制度》的文章，恽代英编发“按语”予以支持。再次，围绕体育目的的两种体育观的对立。军国民体育为“保家卫国”，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然体育主张“身心全面发展”，体育理念上的冲突必然引起体育行为上的排斥。其四，土洋体育之争再起。有人提出“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在教育体育界及其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人参与评判，发表述论。争论的实质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到了1922年，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1923年又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把学校的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剔除中小学的兵式体操，体育课程改为田径、球类等运动和游戏，官方文件还规定对中学高年级学生加授生理卫生知识。这显然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实施，“体育”正式取代了原来的“体操”。由此，体育也实现了从“军国民体育”向“自然主义体育”（或实用主义体育）的变化。
新式体育在此时段也显示出自身一些特点：（1）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宣传体育思想。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范源濂、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陶行知、张伯苓等，均撰文或演讲发表各自的体育观点。（2）筹建体育校（系），培育体育师资。当时最著名的南京高师和北京高师，均开设体育科，还有上海、北京、杭州、四川、河北等省市创建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培育体育人才。（3）锦标主义进入学校体育的教育体育系之中。（4）体育逐步向科学化、健康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5）收回体育权。1924年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为王正迁、张伯苓，名誉主干事沈嗣良，名誉干事郝伯阳、宋如海，干事蒋湘青。主办全国体育赛事，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权利。
3 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年），新式体育曲折稳定发展
国民政府为了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不但组建了“全国体协”，而且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对体育运动进行规范和导向。《国民体育法》于1929年4月16日颁布，共13条。其体育目的为：“务使循序发达，得有应具之健康与体力及抵抗力，并且身体各官能之发育，使能耐各种职业上特别劳苦为必要效用”。而体育实施方法，“不论男女，应视其年龄及个人身体之强弱，酌量办理”。“各自治之乡镇区市必须设备公共体育场”，“凡任各学校及民间体育会等处之体育教员，须有合格证书”。对学校体育要求“均须以体育为必修科，与前经公布之军事教育方案同时切实奉行，如无法两项功课之成绩，不得举行毕业”。还对社会体育、奖励制度作了规定，要求：凡体育团体，不能以体育团体资格加入政治运动。为了顺利推行《国民体育法》，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纲》和《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使体育事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还需一提的是，南京政府为了回应“土洋体育” 之争，保护“国粹”，建立了“中央国术馆”及“国术馆”系统，中央馆设理事70人，成为军政要员和武术名家练习武术的机关，并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机关，馆长由各行政主要官员担任。其主要活动是举办全国国术考试，组织武术专家指导武术教学考试，培训武术专门人才。中央馆又分别于1928年10月和1935年10月，在南京组织全国国术考试，并组织大规模的武术比赛和表演等。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学校实行新式体育和社会举办国术训练的二元格局，这在新式体育传播过程中实为罕见。 在南京政府时期，虽然办起了许多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颁布了相关规定，编选了体育教材，但由于经费匮乏，场馆不足，体育教师不足，有些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重选手轻学生健康，“放羊式”体育教学突出，锦标主义盛行，学生体质下降。此时，运动竞赛则空前高涨。区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此起彼伏。中国还开始参与奥运会，在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九届奥运会上，中国政府派出宋如海一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会上，他当选为奥委会委员，其后还整理出版了《我能比呀》专著，介绍奥运情景。其后，还组织参加了1932年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和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体育正式接触奥运会的开端。
4 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时期（1937—1949年），新式体育为民族独立解放服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当务之急，体育自然要为抗战服务，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大义，捐弃前嫌，建立统一战线联手抗日。无论是艰难维系的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均调整了体育价值取向，取舍了相关内容，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出体育之贡献。
4.1 民国体育教育结构之修订
1939年3月13日，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体育实施方案》，要求体育目标要适应学生身心及环境之需要，应当针对当前环境之需要而进行合理训练，在符合学生身心特点原则下，一是培养为国家民族以至人类之志愿；二是训练自卫卫国之知能；三是增进组织领导之能力；四是养成善用闲暇时间之习惯。很显然，其中第一、二、三条均直接或间接与抗战相关。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案方案纲要案》，规定战时教育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九大方针居首者为：“三育并进，文武合一”。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国民体育实施计划大纲》，其体育宗旨为：（1）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2）依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完成三育并进之使命。（3）普及锻炼国民之体格与精神，适应国家民族时代之需求。制定了八条实施办法，其中第三条要求“体育专门人才要积极培养”。1941年，民国教育部颁布《拟定战时体育之设施方案》，1945年9月又颁布《全国体育大会及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从上述法规文件可知，国民政府调整了战时体育政策，主张“文武合一”，一切为抗战服务的迹象十分明显。由于日本的入侵，国土大批“沦陷”，此时除了在体育人才培养和组织体育竞赛有进展外，其他方面均没有达到预期设计，有些方面较前期甚至有所倒退。
4.2 以“打败日本法西斯”为目的的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把体育看作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发表述论阐明体育之重要性。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组织苏区体育竞赛，最有代表性的是1937年5月30日在瑞金叶坪，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许多领导人担任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洛甫等八人任总评判员，在运动会上公开宣布反对锦标主义。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人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与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结合，开展“体育运动”，他特别提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1939年，成立了由李富春为名誉会长的延安体育会，组织和推进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提高效率，以便战胜日本侵略者。1942年，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推选朱德为名誉会长。为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整合力量，于1941年创立延安大学体育系。同时，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运动会，最有影响力的是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朱德任会长，历时六天，以此检阅解放区的体育运动成效。在苏区和解放区，共产党也十分重视体育工作，以期增强人民和军人身体素质，打败日本侵略者。
可见，民国期间的体育活动，也似乎轰轰烈烈，这与当时国家大势总体相关。抗战之后，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中共领导区域，一致把体育作为抗战的手段，突出体育的政治和军事功能。
（责任编辑：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