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摘要
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我对苏联解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文通过搜索、阅读有关苏联解体原因及教训的文献，归纳出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内部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和外部原因，并试图总结其带来的历史教训。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是当代世界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虽然已过去快二十年了，但它的影响还在历史地显现。继续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这一事变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对我们这样同是共产党领导、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多民族国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 苏共；苏联解体；和平演变
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它涉及到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党发展和领导人等一系列复杂的变量，本文仅从政治、经济两大内部因素及和平演变的外部环境来进行分析。
一、内部因素
（一）政治方面
1．高度集权和个人专制
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统一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这些原则在以后历次通过的党章中都予以了保留。它表明：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允许个人独裁和专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苏共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语），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先后五次，延续二十多年的党内“大清洗”，最后集党、政、军权于一体。“大清洗”后斯大林在党内和国内再无政治对手，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但高度集权、个人专制的政治体制却得到强化和延续，由此带来的党内特权、腐败与各项政策的变形、偏差而对群众利益形成的冷漠侵害就不可避免与难以纠正。
2．制度安排的特权导致腐败
列宁时期，食品匮乏，条件艰苦，为了保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经列宁倡议设立干部“疗养食堂”，以解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填饱肚子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疗养食堂”不但没有取消，反而由“吃饱”到“吃好”，范围也扩大到下层领导及领导的家属子女。随着苏共领导人的变更，前任领导定下的待遇保留并拓展了，继任领导为体现对干部和下属的关心又不断地增加新的福利。最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苏联，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待遇都按官的大小与行政级别挂钩，都由人民的“公仆”们优先享用。
3．组织路线的偏差与用人上的任人唯亲
虽然苏共党章和苏联有关法律规定，苏共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由选举产生，但集权和个人专制使这些规定成为一纸空文。这种体制决定了苏共各级主要领导必须把“选人”、“用人”放在重要位置，而“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必定是对个人的“忠诚”。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异己，提拔了如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一大批貌似忠诚的亲信；赫鲁晓夫上台后也如法炮制，打着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推行干部更换制度的幌子，对斯大林的干部班底进行清理；勃列日涅夫另有一套，采取“超级稳定”，加“优厚待遇”的两手笼络干部，培植势力。
4．政治上的歧视伤害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和自尊
斯大林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是苏联领导力量”；赫鲁晓夫则认为苏联各民族应高呼“俄罗斯母亲”；勃列日涅夫更无遮掩地说：“俄罗斯民族是老大哥民族，是苏联第一位民族”。他们都竭力纵容和鼓动理论界、历史界颂扬沙俄帝国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并把苏联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俄罗斯，否定或贬低其他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在政治上将占苏联人口52%的少数民族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政治上的歧视加速了民族离心倾向，激化了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并使民族矛盾和民族磨擦升级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二）经济方面
1．经济结构不合理，比例严重失调
苏共在执政期间没能下功夫解决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致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苏联在诞生不久就宣布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方针：（1）以重工业为工业化的中心和基础；（2）国民经济发展顺序按重、轻、农来安排。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以重工业为龙头的工业部门获得迅猛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分突出。战前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工业，到战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达到80%以上，而重工业就占到60%左右。快速发展重工业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发展是以卡农业、压消费为代价的。
2．经济发展目标取向出现偏差，国民得不到多少具体利益
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实力的增强，苏共并未及时把经济发展转到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取向上来，而是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方针，把全力与美国争霸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苏共凭借高度集权的体制对社会资源进行调配，通过抑制社会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的“强制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相反造成其生活的相对贫困落后。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它在70年代的累积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50%。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由于军备竞赛长期对苏联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不到多少具体利益，人均消费水平由1917年占世界第7位降到1990年的第77位，人民怨声载道。据西方学者估计，如果苏联把军费预算削减25%的话，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增长率几乎可以增长一倍。
3．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效益低下
苏联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放，即依靠持续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发展道路。其基本特征是：增长速度奇高，经济效益很差。通过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苏联虽然迅速崛起并屹立于世界之林，成为威震全球的两大巨头之一，但同时也付出巨大代价。苏共在1970年代初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然而由于旧的经济体制障碍未能根除，强大的科技潜力不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苏联集约化方针的推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一直到1991年解体，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型经济，经济效益低，缺乏竞争力。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转变，制约了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苏联社会主义最终走向衰亡打下了伏笔。
4．经济体制僵化，发展后劲不足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曾经创造过高度发展的奇迹，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大萧条时期，苏联经济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由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苏联模式功
效日益衰退，而苏共在经济理论方面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产品经济观一直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理论始终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和封杀。从而导致经济体制改革裹足不前，传统体制的禁锢长期得不到解除。列宁曾说：“要成为文明的国家，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苏共经济不景气，苏共领导经济建设不力，势必导致广大人民对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人们自然会考虑这种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是否还继续接受苏共的领导。
二、外部因素
从50年代起，和平演变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斗争的一种战略选择，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历届美国政要不遗余力地推行“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战略，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干共产觉的第三代、第四代，而戈尔巴乔夫正是如此。
苏联解体既没有战场上明火执仗交锋，也没有国内敌对势力的武装叛乱。苏联解体的经历完全是一种和平形势下的缴械投降，这正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长期作用的结果，亦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敌之兵”。
从20世纪80年代超，以波兰、匈牙利为突破口，西方加大了和平演变攻势，“自由欧洲之声”电台24小时广播，发挥了“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魂”的作用。西方认为一盘录像带、录音带，就仿佛一颗精神原子弹，足以摧毁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心理防线，使其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和平演变教育过程中，西方和平演变论逐渐演变戚丁“意识形态消解论”（又叫意识形态空心化），即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由意识形态对抗中败北造成的。在这方面，自然把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重点，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中鼓吹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指出在80年代末美苏对抗中，苏联首先是从外交政策的全面收缩、退让开始，接着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打了败仗。苏共全面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如多元化、多党制、“核战争时代”、议会民主、竞选执政等，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解，最终导致了政党变色、国家垮台、联盟解体。
三、苏共解体的教训
（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其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反复试验、艰辛探索的历史过程。但是，苏共后期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没有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苏共从揭露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积淀和弊端”到全面否定苏共，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做法，极大损害了苏共的形象。
（二）不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晚年对执政党的建设给予高度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特别强调了防止党的分裂、加强党内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建设等问题。但后来苏共领导人放松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领导体制和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出现重大问题。与党的领导权日益集中相联系，党政官僚高薪特权阶层逐渐形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没有认真总结前任领导人的经验教训，反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一意孤行，推行错误路线。
（三）党的队伍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要坚持本色，建立健全自我监督和自我更新机制
首先，党在政治上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消灭官僚主义、特权、腐败，赢得群众的支持。其次，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随着形势变化，苏共仍坚持初期实行的极其严格的集中制做法，忽视推进党内民主，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组织建设上，苏共打乱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正常节奏，使广大党员很难按党章的规定；忽视党内民主，损害了广大党员群众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常关系，导致党员对党组织建设漠不关心，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不称职的人不断占据重要部门和位置，大大
削弱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又从两个极端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他过分强调“民主”，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以“保护少数”为名允许党的高层干部公开对抗党的决议，导致纪律松弛，派系林立；个人独断专行也进一步升级，“民主”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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