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笔者近年应玻利维亚和智利有关方面的邀请，对这两个南美国家进行了考察。在我到达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的当晚，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以当地为中心的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动乱，这一不期而遇的情况，使我能在第一时间对该国的经济社会进行观察。离开玻利维亚后，我又赴智利考察。以上的亲身经历和考察引起我对南美经济体制模式的思考，最深的体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　　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条路都走不通　　通常，人们把南美看成“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我感到这个界定是不够准确的。从我所了解的几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看，南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不是一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国家甚至是“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另外，还实行过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这样，20世纪人类两种极端的体制——计划经济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南美都先后尝试过。结果如何？实践表明，两条路都走不通。　　（一）计划经济体制，死路一条　　南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效法苏联，一度实行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方面，苏联曾树立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典型——智利，是突出的代表。　　在南美期间，我来到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总统府地区，看到了阿连德总统当年演讲的阳台。1970年，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获胜，同年11月上台执政。在前苏联的指挥下，智利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包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疾风暴雨式的国有化”路线；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严格的政府价格管制和计划供应；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打击了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在随后的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国有工商企业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二是国营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缺乏激励，生产效率下降；三是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导致物价上涨。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中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给军队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轰炸总统府，阿连德总统遇难身亡。　　在阿连德生前发表演说的阳台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内心深处尤感疼痛：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人类20 世纪的“幽灵”，不仅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对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和它的人民、它的领导者，都是“死路一条”。　　（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难解社会公平之结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智利皮诺切特政府接受“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并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据介绍，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我把它称为“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全盘私有化”，已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也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价格体制方面，取消价格控制和政府补贴，据有关资料，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由计划体制时期的两万多种减少到只剩8种；在金融体制方面，实行“银行私有化”，金融机构的利率完全自由化。此外，在财政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强力缩减公共支出的措施。　　这种政治强权加经济自由的体制，使智利急速地成为拉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我参加的国际企业会议上，玻利维亚前总统兼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曾作过分析，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向左转”过程中未能平衡新的利益矛盾：出现社会动乱　　为解决“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拉美有的国家近年来“向左转”，在这方面玻利维亚比较典型。　　2005年12月，贫困土著农民出身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莫拉莱斯赢得总统选举，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采取 “向左转”的政策，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再国有化”；分配方面实行“抽肥补瘦”和用“抽肥”的资金建立全民养老保险等，并称之为“在民主制度下推行社会主义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进展如何？我在圣克鲁斯期间，正好赶上支持总统的土著农民与反对总统的中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亲眼看到利益冲突演变成社会骚乱并实行戒严。我当晚在酒店听到爆炸声，起初以为是鞭炮声，后来确认是枪声。开会期间，在由住处前往会议中心的大街上，我见到手握冲锋枪的军人（我在车内悄悄照了相）。由于参加会议的玻利维亚方面的代表大多来自东部，基本上是反对总统者，所以军方对会议严加管制，在开会的酒店大堂外有军人持枪巡视，还一度传出军方将关闭圣克鲁斯机场的消息。　　圣克鲁斯动乱的原因是什么？经多方了解，原因相当复杂，但从经济转型角度研究，深层根源是决策者“向左转”后，未能协调好经济利益矛盾，导致几个方面利益失衡。　　第一，在“国有化”过程中，未能摆平“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在玻有能源利益，为此，两国在玻投资建设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并曾支持莫拉莱斯担任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强力推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国有化”，但没有处理好被“收回”外资企业的经济利益问题，从而酿成两个邻国的不满。同时电信国有化也有此类问题。抗议者冲击国有电视公司和国有电信公司，导致圣克鲁斯市许多地方电话服务短暂中断，以表明他们对“强制国有”的不满情绪。　　这里的深刻教训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国有化”过程中的“非国有资本”问题，不能照搬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强制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应采取当今世界通行的“产权交易”的商业原则，要讲资产评估，要讲价格合理，要讲资金到位。至于有些经济领域是否有必要实行“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运动”，则需要根据产业的特性而定。　　第二，围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未能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四省。现任总统主要代表玻西部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农民的利益，而比较富裕的东部四省地方政府，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省份政府之间，围绕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问题，未能协调好利益关系。本来资源税归地方所有，但新政府上台后，将资源税强制“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可见，执政党及中央政府应统筹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问题上，反复磋商，寻找“利益攸关方”大体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