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写了一篇忏悔的文章，既关于诗歌，又关于人的良心。梁小斌自请“从经典里抹去”的要求，与不久前季羡林自请摘掉“国学大师”的帽子，余秋雨请辞“作家”头衔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连带关系，反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三个著名文化人的谦虚行为接二连三地发生，的确容易给人联想。也许，2007年中国的文化圈开始流行谦虚了。这也挺好。
梁小斌的忏悔文章里，文学描绘很多，读起来有点吃力，简单的意思大概是，梁小斌本人在文革期间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并没有什么苦难。粉碎“四人帮”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文革经历似乎是一种心灵的苦难，于是，立马改变自己，顺应时代，写出了那首著名的“钥匙诗”。梁小斌的忏悔，意思是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痛苦，“钥匙诗”里的苦难是装出来的，没有说真话，所以不该列在经典之中。
首先为梁小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作品写出来发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社会付钱给你，某种程度上，作品就属于社会了。就算作家还有权修改，作家也难以抹掉修改之前的痕迹。当一部作品属于社会后，人们有时候会关心作家本人，有时候不会关心作家本人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作者都是“无名氏”。《荷马史诗》的作者也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谁知道荷马写的时候，有没有说真话。因此，梁小斌如果不是想紧跟“谦虚风”的话，大可不必如此，忏悔也许是对自己良心的交代，“抹去”与否其实不关你的事，就像当初“进入”与否同你也没多大关系一样。
讲到说真话的问题，很自然就想到了巴金。巴金晚年，五本《随想录》成为要求作家讲真话的标志，以及作家讲真话的范本。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作家的要求仅仅是“讲真话”，那么这个要求未免也太低了，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作家做不到，岂不丢脸？
我佩服梁小斌是在于，他敢于说出自己在文革时期的真实心态，也就是说，在文革的时候，他是真心喜欢那场运动的，是真心投入那场运动的。不像有些人，在文革过去之后，便声称自己在文革期间讲的都是假话，因此，把那个时候没说出来的真话，放到现在说。换句话说，有些人是在文革之后，赶紧为自己文革期间的行为忏悔，而梁小斌是为自己文革之后，贸然而虚假地否定自己过去的行为忏悔，有点类似梁晓声一部作品的标题《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
1990年前后，我在北京拜访了一个老文学青年，名叫绿原。绿原是“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接受劳动改造，因此，比所有“右派”和在文革期间接受改造的人更有资历，更有资格讲一讲思想改造的事情。我与绿原老先生交谈的时候，文革已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发现绿原老先生有一种很深的落寞与不知所措。后来我理解了绿原的心情，但是我没有当面点破。从50年代开始的思想改造，到了文革期间，绿原其实已经相信自己过去是错了，而文革是对的，他已经决定要按照文革的要求，重新做人了。但是，文革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曾经下定决心、洗心革面的想法再次错了。他通过思想改造决定放弃的东西反而是对的，因此，他才会感到无比的落寞，不知道自己这一次如果紧跟时代，会不会又错。
提到绿原，目的是想说，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说的话并非是假话，而是真心话，那时候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违心的。梁小斌有勇气承认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反而，有些人现在否定自己在文革时期言行的做法，到很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有些人现在说什么，那个时候我就看出了时代的弊端，只是没有说而已，到更像在撒谎，是为了标榜自己。1966年的中国，有几个人能够说出邓小平在1980年所说的真话？
在那个年代，不说假话的人更有可能是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沉默，才有可能不说假话。凡是说话的，大多都不假，都是适应那个年代的真话。在那个年代，具有火眼金睛，能够洞穿历史的人其实不多。比方说我自己，那时候我就相信毛主席永远不会死，到现在我也不得不说，那时候我说的的确是真心话，我没有必要现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如果我现在自我批判说，文革时期的那个少年违心地说着“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假话，那么，现在的我才叫虚伪呢。如果我现在还忏悔说，我应该在文革的时候就大声宣布，毛主席也会死的，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说出真话，那就更虚伪了。
真话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一种，符合事实真相也是一种，符合自己内心的又是一种。符合内心的话未必符合历史潮流。因此，文革对于很多人来说，说的都是符合内心的真话，做的都是符合内心的真事，只不过因为看不清历史潮流，而不知道自以为的真话、真事，其实是一个错误。对于这样的行为，人们有必要忏悔吗？忏悔反而是虚假，似乎文革期间到处都埋伏着内心不满现实的人，只是迫于压力而阳奉阴违。事实并不是那样，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是把真心交给社会、交给国家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后期，人们的不满才多了起来，积累了起来。因此，梁小斌勇于承认自己在文革时的真实心态，反过头来忏悔自己文革之后的跟风表现，的确显得更为可贵。梁小斌的忏悔，其实是对所谓“没有说真话的忏悔”的忏悔。有些人在文革过去之后，便标榜自己始终与文革对着干，好像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远见的英雄，以显得自己是一贯正确的（想想当今最有名的文化人中，有谁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梁小斌的忏悔，是一面雪亮的镜子。
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永远都是历史的小人物，很难对历史产生富于远见的判断。就好比在希特勒执政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如果等到希特勒跨了，很多人站出来说，我当初就反对他，那才叫假。即使当时有反对希特勒的人，比方说暗杀希特勒的军官，那也只是很少数，而且也不是从头就开始反对他。因此，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说出符合自己当时内心的真话，那才是真实的，尽管它可能不符合历史大潮流。如果为了符合历史的潮流，而违背内心的真实，甚至掩饰曾经有过的内心，那就是虚伪。
按照“说真话”就是符合自己的内心这一最低层次的要求，如果把“说真话”当成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知识分子也太没出息了，真的连小孩都不如。按照“说真话”就是符合历史大潮流这一最高层次的要求，那么，把“说真话”当成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又太难了一点。“说真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根本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说不说真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