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仍在欧美各国广为流行的一种心理治疗----学派和方法。弗洛依德先提出了无意识理论，即提出人在不知不觉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心理过程，它和意识一样，主宰着人的正常和异常心理活动。弗洛依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是人对客观现实的自觉反应。前意识是内容，只要借助于注意，就可以进入到意识之中。但无意识里的内容，要想进入到意识中去，就会受到抗拒，似乎有某种主动力量压制着这种观念。为了说明这些概念，弗洛依德曾用一个客厅和它的接待室作比喻：在接待室里，有无数无意识观念争着要进入客厅，但门口的检查者只允许那些“善良者”进入。一旦走进了客厅，就等于进入了“前意识”，它们就可以得到“自我”的注意。那些被检查者拒之门外的无意识观念，经过乔装打扮，或则在入睡的条件下进入梦境，或则在心理异常的情况下，以异常的力量压倒检查者强制闯入意识之中。
弗洛依德还提出了一种“里比多（Libido）”，理论，他把从婴儿、幼儿到成年的性本能分为不同的阶段。他认为，在早期，人的性欲尚未直接与生殖机能相关联，而是通过身体的一定的催情部位来得到满足。例如，婴儿的早期性欲主要集中于口部，从吸吮中获得满足，称为“口唇期”。以后，感觉到了排泄器官的刺激作用，常在排泄时感到快感，这种性欲集中于肛门的现象称为“肛欲期”。幼儿逐渐认识到两性的差异，称之为“崇拜性器期”。成年后，性器官发育成熟，称为“生殖期”。在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个“潜伏期”。上述每一阶段都不同的特点，而每当性欲固定在某一催情部位（口唇、肛门、生殖器等）时，就会出现各种心理异常。弗洛依德将人的人格结构分为“它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它我”位于无意识的最深层，是行为动力的源泉；“自我”存在于意识之中，它以社会所容许的方式，指导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它我”的需要；“超我”是最高级的部分，它可以改变“它我”的冲动，使“自我”的作用符合良心与理想、道德、法律等的要求。在弗洛依德看来，人们的意识体验和行为表现，不过是上述人格结构中，“它我”、“自我”、“超我”三者互相斗争的结果，弗洛依德还根据心理矛盾发展的观点，假设存在着个人与环境、“自我”与“它我”及“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三种矛盾。由于出现了矛盾，他又假定了存在着对付矛盾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些机制对人格的形成和疾病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关心心理防御机制的内容，如压抑、升华、补偿、合理化等，在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不再赘述。 基于上述观点，弗洛依德发展了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这一疗法的特征是通过自由联想、移情、对梦和失误的解释等来治疗和克服婴儿期的动机冲突带来的影响。更详细地说，所谓自由联想，就是要求患者将头脑中任意想到的一切告诉心理分析专家，然后由心理分析专家对患者的报告作为专门的分析和解释，帮助患者把压抑到无意识中的本能的欲望挖掘出来，通过采用精神疏泄方法来治疗病人。治疗的目的，就是对患者的“自我”进行结构上的改变，用移情的方法把患者早年形成的病理情境加以重视，通过自由联想，克服来自患者的阻力，帮助他们解释这些矛盾冲突的性质，使患者改用新的方法和态度去适应生活，战胜矛盾和解决好移情。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中曾十分盛行，但近年来势头有减弱的趋势。
自恋"是病态心理学用语，典出希腊神话：美男子奈煞西施（又译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他拒绝异性的爱，每日沉湎于临池自照，最终坠水而死。按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自恋"症的病因为：病患在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心理挫伤（如"阉割恐惧"等），性心理被"固恋"在了"自恋阶段"，致使其成年后"力比多"冲动又"退行"到了早年（自恋期）的性经验中，因而性冲动投向了自身，而非异性。自恋症者有可能成为"易装癖"者甚或同性恋者。
克·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四个最基本的概念是无意识、重复强迫、置换和本能。无意识理论告诉我们，你不能轻易相信那?quot;意识层"所表现的东西。例如，曾有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夜里梦见自己与西特勒共进早餐。连他自己也大惑不解。其实，反法西斯只是他意识层中的一种理性意念，而在他的潜意识里，权力欲、自我提升的欲望等仍会以某种象征性的戏剧化场面显现于梦中。再如，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一向以一种夸张的男子气概著称
于世。无论是他本人的酷爱斗牛、冒险，还是他作品中的那些硬汉故事，都为那些喜欢"寻找男子汉"的人，提供了一种典范。然而，海明威的研究者后来发现：海明威的男性能力不仅不象他自我吹嘘的那么"棒"，而且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阳痿患者。就连他晚年的自杀，也与他的性无能有着某些因果联系。他的夸张的男子气概、热衷冒险等，都不过是对他性无能的一种心理上?quot;过度补偿"。
人在心理上有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当人们看到自己不敢面对的东西时，会闭上眼睛；当受到剧烈刺激时，甚至会昏厥；对不堪回首的往事会丧失记忆等„„这些都是"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以避免受到更大伤害。再如，阿Q那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自我保护。用"我们家以前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貌似"自恋"的自大、自傲，来维系心理的平衡。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成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超我则遵循道德原则。我们平常所谓的“我”主要是“自我”，自我处在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之间。自我对本我的冲动产生神经过敏式的焦虑，对生活中的问题产生现实的焦虑，对超我的规范则产生道德的焦虑。
本我的冲动不仅与生理反应、生物本能相关联，而且与童年期所受的创伤不无关系。自我对现实的焦虑主要表现在柴米油盐、婚姻家庭、事业等生活问题上，而道德的焦虑主要表现在对所犯过错的自怨自艾上。]quote
我们平常所谓的“我”主要是“自我”。可是这个我 是相当不完全的。
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层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nd Sigmund,1856—1939）是奥地利病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精神分析法原理——一种揭示和检验我们隐蔽起来的产生无意识的精神能量的方法。
Frend的核心理论是：人类的思想分为两个功能层面，即我们可以感知的意识层面和我们不知道的无意识层面。Frend认为，那些不被接受的禁忌、想法、愿望以及通常儿童时期的基本生理冲动有关的经验相联系的记忆被压抑或者被强迫逐出意识，但是它们仍然蛰伏在无意识层面。外在的事情或联想能够导致这个被压抑的经验回升到意识中，引起意识主体释放最初诱发的焦虑和冲突。通过上述途径，思想一再被压制到无意识中，最终导致持续的无意识冲突。
Frend将无意识冲突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不同的性格结构表现出来。本我——是个体本能的无意识的源泉。它形成力比多（libido），即人的性欲和“生活力量”的最大蓄积库。按照“快乐原则”，它总是不顾代价地寻找瞬间的满足。佛洛依德认为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那个半人半兽的卡利班清楚无误地代表了人的本我。在心理发展中，年龄越小，本我的作用越是重要。婴儿几乎处于本我状态，由于他们可担忧的事情不多，除了身体的舒适以外，尽量解除一切紧张状态。在本能的冲动之外，人类发育了自我。自我——是人类性格中实用的、理性的部分，它努力使本我满足，但是它又知道必须在现实世界的约束下行事。例如，一个儿童学习走路，他在抑制随便走动的冲动，考虑什么地方他可以避免碰撞，于是他在练习自我的控制。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抑制本我野性的冲动，允许我们把力比多的能量用在“更有建设性”的地方,当我们无意识的原则和渴望被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所限制的时候，我们就能观察到超我的存在。超我有三大作用：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二是.对自我进行监控；三是.追求完善的境界。例如，做错事产生犯罪感；儿童希望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即自我理想的所引起的，都属于超我。在人格的机构里，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人格的整体。它们各自代表了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是生物本能我，自我是心理社会我，超我是道德理想我。它们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本
我追求快乐，自我追求现实，超我最求完美。当三者处于协调状态时，人格表现出一种健康状况；当三者互不相让，产生乱对关系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
在尼采思想出现不久，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说。与尼采思想一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属于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并不是一种社会思潮，而是一种严格限制在心理学领域的科学理论。刚开始时，它只是想替精神病人进行治疗的临床诊断技术提供一种理论说明，它属于心理学的范围。后来，不仅它的思想影响及于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等人类各种精神科学，而且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潮。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包括无意识理论，本能理论，性欲理论，三重人格理论和梦的理论。他指出文艺创作的动力源泉在于性的冲动。性欲通过升华作用舍却性的目的而转向其他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在艺术活动中，那被压抑的无意识领域中的本能获得了释放。在这一点说法上我不是很认可，我比较倾向于荣格的观点，反对把性欲视为唯一的心灵推动力。曾有一位评论家对史铁生的作品作了一番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断言有瘫痪引起的性自卑是他的全部创作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对于这一番分析，史铁生相当豁达地写了一段话：“只是这些搞心理的人太可怕了！„„”他人生困境的形成，身体的残疾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凭他的敏于感受和精于思考，即使没有残疾，他也必能发现人生固有的困境。也许中间有一点这方面的因素，但决不可能是全部。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作家在学习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后可以将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在这我举张爱玲的例子。张爱玲十分重视潜意识在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她也善于从人物语言和细节描写来折射出人物的潜意识中的心理一一性心理。她在《封锁》、《倾城之恋》等作品中，对人物的潜在性心理进行了很好的展示。《倾城之恋》，看这篇名，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而浪漫美丽的爱情故事，其实不然。一城的毁灭，成全了一场费尽心机的交易。男挑女逗，权衡利弊，欲擒故纵是白流苏与范柳原“恋爱”的全部内容。他们没有真正的进行恋爱，只是凭一时的欲望而靠近对方。范柳原第一次吻了白流苏之后，然而“他们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想象中发生无数次了”。似乎一切都在意念中完成，初次吻了一吻，还都认为不是第一次。这表现了潜隐在人物意识深处的本能欲望。范柳原曾在电话中对白流苏说什么“我不至那么糊涂„„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自流苏是“啪”的一声挂下电话，“脸气得通红”“一身的汗，痒痒的，颈上与脊背上连头发梢也刺恼得难受”，但是“手心却是冰凉的”。这显示出性爱动机的神秘性与非理性。佛洛依德还指出，梦是愿望的表达，而艺术也是。儿童的游戏是人类最初的想象活动，儿童长大后用幻想来替代游戏——白日梦。精神病是白日梦的极端表现。艺术家与白日梦者，精神病患者有相似之处，幻想过于丰富，强烈。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现实。艺术和梦一样具有妥协性，是潜意识愿望的假想满足。佛洛依德在《创作与白日梦》中指出白日梦就是人的幻想。由于“幻想的动力是未得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 “夜间的梦与白日梦一我们都十分了解幻想一样，是愿望的实现”。张爱玲的《年轻的时候》中体现着梦与白日梦有关理论的运用，表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方面。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中这样写道：小说男主人潘汝良，同一个俄国女孩沁西亚见第一面时，似乎产生了梦想。他想入非非，在白纸上“全画满了她的侧面”。渐渐地，他比较懂得她，然而，他“并不愿意懂得她，因为懂得她之后，他的梦就做不成了”。当他得知沁西亚嫁给了一个没有出息的俄国下级巡警、酒徒时，他如梦初醒。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梦与白日梦传达的是未达成愿望的达成，是潜意识的展现。白日梦传达的便是人们对不满现实的好转。张爱玲能够通过对人物白日梦的描绘，传达人物的难以实现的愿望在梦幻得以实现。然而，愿望越美好，现实似乎越残酷，从而就会在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面前形成一种必然性的悲剧结局。愿望只能在梦中实现，进而也揭露了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神雕侠侣》是一个绝妙的精神分析文本：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时候，我有些被自己的大胆设想给惊呆了。事实上，在正统的对金庸小说的解读中，除了在文化、历史以及文学色彩的深度挖掘外，还基本上没有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进行过如此惊世骇俗的假设分析。这并不是说金庸小说的写作没有运用心理手法，恰恰相反，在所有的作品中，金庸的小说就是因为运用了西方所谓的心理分析的写作手法，把各个人物描述的栩栩如生，这也成为了金庸小说区别传统的武侠小说的高人一等之处。在金庸的小说中并不缺乏清晰的精神分析的文本，这些有的所谓的金庸小说的研究专家已经进行了很透彻的解读。比如北大的靠研究金庸小说闻名的孔庆东先生就对《连城诀》中具有精神分析意义的一章“砌墙”进行了很精彩的解说。但这些研究并不构成我的“《神雕侠侣》是一个绝妙的精神分析文本”这一论题的否定。我的意思是说，相对于《连城诀》这种很明了的心理学暗示而言，《神雕侠侣》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分析文本。因此而言，对它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解析和深度挖掘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
对《神雕侠侣》这样一个通俗文学或者称之为大众文学的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好像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滑稽。但重点就是这里：在一个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里，所谓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虽然在舆论中已经消失的时刻，但在我们的话语实践中，在某些固守着“文明与野蛮”的传统思想的人的脑袋中，它仍然根深蒂固。他们口中虽然声称后工业社会已经到来，但他们的行动依然证明着他们深深的对所谓的通俗文化嗤之以鼻。在他们的眼里，作为通俗文化的其中之一，金庸的小说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然进入不了高雅文学的殿堂。虽然前些年，北师大的王一川教授对二十世纪的作家进行重新的排名，并把金庸列为居鲁迅、老舍、沈从文之后的第四位大家；北大的严家炎老教授开授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上海的陈思和编选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时候也把金庸小说的某些篇章编选入内，但是对于众多的学界权威来说，金庸的小说仍然是不等大雅之堂哄人一笑的快餐文学而已。之所以这种偏见仍然存在，和现在的那些金庸小说研究者的研究不断的陷入了踯躅不前的两难之境有关。 不得不承认，众多的金庸小说的研究者，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和分析，是主要研究和揭示金庸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典型模式为什么这么多年吸引了如此多的读者这一问题出发的，根据这个问题，开始分析金庸小说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还有作为一种纯文学的文本它的语言的运用、叙事的方式以及结构特征等。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研究领域，已经出了很多的成果也成就了一批所谓的金庸小说的研究专家，比如孔庆东、陈墨等人。但是这些研究者没有觉察到，作为一个通俗文学的文本，金庸的小说和那些纯文学的文本还是有巨大的不同的，比如说，在蕴涵的文化的深度上，金庸的小说虽然很有文化的意义，尤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举一反三，中西贯通。半文言和西化的语言模式的糅合，语言形式的焕然一新，阅读的快感和美感呼之欲出。但毕竟这种文化的融合是浅显的、表面的，并没有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进行深度的学理的融合和衍化，这也就是这种语言能让大众接受并喜爱的原因。因为这种传统本身就是民众的传统，不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所以就是对这种浅显的文化的学术上的研究也只能浅尝辄止。毕竟这种通俗小说的模式限定了这种文化的深度，挖掘这种文化的意义也只能停在这个深度而已。依此类推，不但通俗小说的文化意义是如此，其他方面社会学意义、历史意义等均是如此。这就可以解释现在的众多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们陷入研究的学理困境之中的原因。所以也就难怪，当初我阅读孔庆东先生的研究专著的时刻为什么看到一半的时候，阅读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原因了。因为，话已经阐释很明白了，再看也是那一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想要走出金庸小说的研究的困境必须转移从研究其与时代社会相互关系的目光。西方的“新批评”的理论认为，文学的文本一旦脱离了作者之手就成为了一个自足的文本，与时代无关。因此，这个单一的文本可以作为一个封闭的文本来研究。我们不对这个理论的对与错作出评价，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对目前存在的金庸小说的研究困境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好方式，也是让我们转移目光的好方式。我的“《神雕侠侣》是一个绝妙的精神分析文本”的论断不但是一个特例也是对这种观点的很好的证明。
之所以说“《神雕侠侣》是一个绝妙的精神分析文本”，来源于我无数次阅读《神雕侠侣》的一个灵感。可以说，众多的金庸小说中，杨过是一个令我最为惊叹天人的人物，在他的身上的那种个性的张扬和叛逆，甚至为人处事的偏激都深深的吸引着我，借用中国的传统来说，他身上有着道家潇洒无为，任意为之的性格，有如行云流水。而借用西方的语言就是说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个人主义的为人作风最为
我激赏。但是，经过不断的阅读，我才悲哀的发现，他的成长的过程竟然是他的这种自由主义者的作风的逐渐的丧失为代价。人到而立之年，不断的修炼竟然是道家的烙印逐渐的抹平，逍遥的因子不再，回归到了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身份，过渡到了世人的拯救者的身份。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十分的沮丧。从逍遥到拯救的巨大反差的出现，吸引我重新挖掘这个文本的潜在意义。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案例。说的是某一天的时候，弗洛伊德看着他的孙子在童车里玩耍，他注意到他的孙子喊了一声走了！然后把一个玩偶扔出童车，然后又叫了一声来了！再把它用线拉了回来，乐此不疲，好像从这个简单的游戏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弗洛伊德在他的《超越快乐原则》中把这一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游戏解释为幼儿对不在自己身边的母亲象征性的支配。但在另一位英国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眼里，这种“离开－归来”模式是一种叙事的基本方式：一件事物失而复得。也就是说，就是很复杂的故事也可以作为这一模式的变体来读，用一种标准的叙事语言来说就是，原来的安排被打乱了而最终得到了回复。伊格尔顿认为，任何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了，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东西都原封不动，那就根本没有任何故事要讲。这种丧失是很痛苦的，但是也是令人激动的，因为欲望本身就是被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刺激起来的，这也往往是故事能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
对照《神雕侠侣》这个文本，杨过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丢失了什么呢，他又不断的寻找着什么呢？也许答案已经在意料之中了：他在寻找“父亲”。父亲在精神分析中是一个意蕴很多的词汇，它可以是现实中的父亲，它也可以仅仅是一种象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父亲是权威的象征，威严和暴力象征。父亲还可以是一种传统的象征，集体的象征，归属和学习的象征——“我也要成为父亲”。在《神雕侠侣》这个重要的精神分析文本中，杨过寻找的父亲不但是对父亲死因不明的探究，也是为了求证他的父亲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一直在寻找想象中的父亲。父亲这一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形象鲜明，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践踏他父亲的形象，包括他自己。所以，在得知他父亲是一位汉奸之后，他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彻底失去的痛苦。这种失去在心理学意义上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作为“离去－归来”文学文本的叙事模式，解决这种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另一个父亲去代替，这就是郭靖存在的意义，也是对“离去－归来”这种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很好的证明。
从精神分析的另一个角度看《神雕侠侣》这个文本，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他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在受“快乐原则”支配下，是混乱的、施虐的、进攻的和自我专注的，他毫无顾忌的追求快乐，肆无忌惮。而自我和超我是受“现实原则”支配的，尤其是超我是社会化、道德化和理想化的象征。其实在自我的成长阶段，本我的一部分意识已经遭到了压抑，这就是潜意识的形成过程，在逐渐形成超我的过程中，本我的意识和行为被全部的压抑到了潜意识部分，本我和超我达成了妥协。在儿童的成长阶段，父亲的形象是一个超我的象征，“我也会成为父亲的”的信念促使本我和超我和解，本我回归到潜意识部分，仅仅在父亲不在场的黑暗中才出来捣乱。
《神雕侠侣》的文本中，主要的是讲述杨过的成长过程，虽然这一过程是一个艰难的寻找失去父亲形象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解读为受“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通过不断的遭遇打击和挫折并最终被压抑到潜意识，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超我形成的过程。看待杨过的成长，早期的是非观念的淡薄，为人处世任意为之。他的一系列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开头的认做欧阳锋为父，而后怒反重阳宫，接着拜小龙女为师，甚至娶师为妻，都可以用作大逆不道来形容，其中本我的影子立现。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中间，也有将要变化的契机。郭靖作为他理想父亲的形象，从收留他开始就已经在他心目中根深蒂固，并且一直都是潜移默化的对他产生影响，改变着他的性格。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本我对这种影响潜意识是进行反抗的，论据之一就是杨过在郭靖镇守襄阳城期间对其进行刺杀，以报父仇。这个刺杀事件就很有精神分析的内涵。本我对父亲形象的反抗，从根本上来说是想取而代之。但是这种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最终被“阉割”了。对父亲进行了屈服，慑于父亲形象的权威，他会顺应现实的原则，接受父亲形象对他的影响，从而被引进象征性的社会男子的角色，并最终克服了俄狄浦斯情结，成为了新的父亲的形象。
在本我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中，也即杨过从逍遥到拯救这一角色转变的过程中，或者说逐渐回归到儒家文本本位的过程中，他经历了艰难的选择。这个过程中，东邪、西毒、北丐的角色的安排在作者的
笔下同样有很深的精神分析的寓意。在向父亲的形象归属的过程中，西毒最先是他的事实上父亲形象。西毒在《射雕英雄传》中的大恶人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作为杨过的第一个父亲的形象在读者的阅读视野里复活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恰当，但是西毒的疯弱化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事实上，我认为西毒是首先作为本我的形象来出现的，而北丐的侠义之胸很显然是作为正义的超我形象出现的，这两个人对杨过的影响是一正一邪，势均力敌，他们二人在华山之颠，携手共亡，或者握手言和恰恰证明了本我和超我的不相上下的一种局面的出现。但两人临死之前的大彻大悟也深深的暗示了本我向超我转化的可能性。
也许这种分析有些牵强，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人的出现和作者的安排是随意的，尤其是华山之颠，两人大悟之后的携手共亡，更有作者很深的用心。而后出现的东邪则代表了另一种杨过可能选择的人格模式，也是和他的性格有较大的相似之处的人格模式。可以说在杨过携雕修炼之后，他所走的道路基本和东邪所差无几。在江湖上，一人一雕，千里独行，管尽天下不平之事。但是他和东邪还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小龙女难以忘情。等到十六年后，随着在绝情谷中发现小龙女仍然生还在世，两人神仙眷侣充满希望的生活的开始，已经让他彻底回归到了儒家文化的本位。
《神雕侠侣》中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的最后一页中，杨过和郭靖大败蒙古军队回到襄阳城后，看到军民夹道欢迎的场面，对杨过有一个很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很是画龙点睛：“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是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赤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途，那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日？”想到此处，不由得汗流浃背，暗自心惊。这是对杨过回归到儒家文化本位（对书中的表达就是“侠之大者，在为国为民”）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是本我到超我的最终转化，更是杨过寻找到父亲这一形象并成为了新的父亲的象征。 几乎每一本武侠小说的结尾都是雷同的，这就是主人公经过一系列的艰难困苦后，终于铲歼除恶，并携的美人归。用一句话概括这种情形就是“归隐模式”。这种归隐模式彻底的暴露了武侠小说作为的一种半科幻性质的虚假性。科幻小说还具有科学推理的可能性，但是武侠小说，作为一种与现实对抗的文学形式，较多的是“归隐”模式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对抗现实的能力。
弗洛伊德有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论述了作家和白日梦的关系。在那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儿童时期可以通过游戏发泄过剩了精力，安慰自己，并从中得到快乐。但是成年进入社会后，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或者为了维护大人的尊严，就不可能通过游戏来宣泄自己的压力和烦恼，于是就有了艺术这一形式。这就是作家通过想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也就是他认为所谓的作家都是在作白日梦。姑且不论这种论点是否正确，但是我们会发现，武侠小说的这种写作方式，还有武侠小说中大都的归隐模式的出现都大大的支持了弗洛伊德的提出的那个论点。更直接来说，武侠小说就是白日梦。非常喜欢金庸小说的数学家华罗庚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其实就是“武侠小说是白日梦”的另一种翻版。
仔细的玩味武侠小说的归隐模式，觉得更多的是厌倦和逃避世俗的委婉表示。但是现实依然还在，所以很多小说在主人公归隐之后，可能在作者的下部书中还会出现，这就构成了另一个叙述故事的模式：归来模式。结合前文提到的“离开—归来”故事叙述模式，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模式：离开—归来—离开—归来，循环往返，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