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揭开了序幕,当时梅兰芳住在上海。3个月后,淞沪失守,黑暗弥漫了大地,上海租界也是一片狼藉!   一天,有人来向梅兰芳提出要求,说是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梅以不久要到香港和内地演出,不能在上海电台播音为理由拒绝了!这次发生了要求播音事件,他认为上海租界绝不是什么安全的桃源,看情况不走是不行的了,要走也只能到香港去演出,藉此机会先跳出樊笼,再作打算。他的老友冯耿光(华北银行界名人,与张学良交好)遂到香港预为布置,替他与利舞台联系,并为演出做准备。一切安排就绪后,梅兰芳在1938年春末,率领剧团到了香港。事先在干德道租下一所房子,演出完毕,剧团北返,他本人就寄居在那里,一住就是4年之久。   在梅兰芳演出期间,有过这样一件意外的事情。冯耿光当时住在浅水湾酒店,利舞台在跑马地,冯耿光每晚必来看戏,散了戏照例要到后台和梅闲谈一会,才回酒店。有一晚散戏后,冯耿光走了不久,梅正在卸妆。这时,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化妆室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梅兰芳是背着房门坐的,从镜子里看见闯进来一个人,满脸是血,连衫上也沾染了两大块,他转过身来仔细辨认,才看清楚这个血人就是冯耿光。梅兰芳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扶着冯问:“您怎么啦?”冯耿光挺着腰大声回答说:“让人打了。”梅兰芳一面打电话请医生,一面问冯耿光出事经过。冯耿光说:“刚才我离开戏院走不多远,后面突然有人用棍子向我头部狠狠地猛击了一下,我受伤躺在地上,路人上来营救,凶手看见人多,就扔下凶器跑了。”   没多久医生来了,马上给冯耿光敷药包扎。这时凶器也由路人送来,是根圆的铁棍,外面裹着旧报纸。当晚由梅兰芳派人护送冯耿光到一位至熟的朋友潘述庵家中暂住,在潘氏夫妇的悉心调护之下,休养半月才恢复了健康。事后经过调查,知道是一上海流氓干的事,此人在上海曾屡次来找梅,想包办这次香港演出,没有能达到目的,怀恨在心,又疑心是冯耿光从中作梗,所以下此毒手。据医生说:“幸亏这棍子是圆的,要是换个有棱角的铁器,这一下就可致命。”   梅兰芳生平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但他个人的业余生活却绝不枯燥,而是丰富多彩的。从幼年起,他就喜欢种花、养鸟、养鸽子,特别是学画。他学画以后,对于美术的兴趣更浓,遇到一幅名画、一件优美的雕塑或各式各样的艺术品,都要仔细观摩,一再欣赏,绝不肯轻易放过,他学画是从花鸟、人物入手的。在北京时期,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了、陈师曾、王梦白等,都是“缀玉轩”(梅宅)中的常客,梅兰芳见到他们总是虚心请教,他们也都乐于指点。这些人里面,王梦白是他的启蒙老师,每天必来教画,前后有好几年。迁居上海以后,汤定之是他的后期专任画师,教的时间也不算短。梅兰芳虽然不是科学家,而对于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懂得不少,常把世界知识一类刊物上的新鲜事介绍给朋友听,说得头头是道。他自己是个旦角演员,因此对于妇女的性格、形态,观察得十分细致深刻。   他在北京、上海的平常生活就是如此,到了香港,环境不同了,就深居简出,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在家补习英文,还学过世界语,课余常以绘画消遣。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偶然拿了一张照片请他着色,这本来是一时兴致游戏之作,可是他着笔细腻、敷色淡雅,绝不是一般喜用大红大绿、专事色彩堆砌的俗手所能企及的。看见的人都说:“这哪儿是照片,简直成了一幅绝妙的仕女图啦!”此后就有好多朋友拿照片请他着色,差不多有二三十张。   在一个偶然的聚会里,梅兰芳遇到一位打羽毛球的好手。他常主动地来找梅兰芳打球,梅兰芳当然打不过他,这位朋友却不怕麻烦,乐意给梅兰芳进行指导。半年以后,梅兰芳的球艺居然大进,对此道的兴趣亦随之增高,每星期至少要打两三回,变成一种常课了。   过去“缀玉轩”座上不断有诗人文士,梅兰芳自己一直喜欢参加他们的谈艺论文活动,他历史、文学方面的知识,大半是得力于这些朋友的濡染启发。到了香港,他仍旧保持着这种习惯,爱听人家谈掌故,但这时却更着重于世界形势的研究讨论。卧室里的一架收音机,成了他室中最亲密的伴侣,随你把指针拨到哪里,它都能很快地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电台的播音,真称得上得心应手,熟极而流。每天除了注意战事消息以外,戏曲、音乐也是他经常收听的。   自从剧团离开香港以后,梅兰芳就没有用胡琴吊过嗓子,对人谈起,总说自己的嗓子已经退化,不可能再演出了,而实际上他念念不忘的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胜利的到来,重登舞台。他又深怕时间一久,嗓子真的会起变化,因此每隔一两个月,就叫友人带了笛子去给他偷偷地吊几段昆曲。他住在公寓房子的二楼,上下左右都有人家,为了不使歌声传出,引起旁人的注意,他事前总是要把门窗紧闭,窗帘拉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开始吊嗓子。碰到唱得痛快的一天,他就觉得十分安慰。记得有两次给他吊《刺虎》,唱到“有个女佳人”的“佳”字,工尺相当高,而且腔要拖得很长,他唱不上去,或者上去了不够饱满,他就很感慨地说:“老话说曲不离口,一点不错,老不唱,怕嗓子就要回去了。”一言天下大有髀肉复生之感。   他本来是个电影爱好者,常从银幕上汲取有益的知识来丰富他的舞台艺术。在香港期间,当地的“娱乐”、“皇后”等几家大电影院,他是经常去的,外国片固然要看,中国片也不放过。那时中国的古装片还在萌芽时期,只要有这类新片到港,他总打电话约人陪他去看,看了回来,还总要谈谈艺术方面处理的问题,指出这里面的服装、动作和背景的配合,哪些地方是调和的,哪些地方就显得生硬。他这些关心和研究,成为他自己后来拍纪录片时的参考。   梅兰芳在港看电影的次数很多,其中有一部卓别林主演的名片《大独裁者》,他是特别欣赏的。这位编、导、演一把抓的电影艺术大师在这部影片里,扮演了两个角色,除了影射希特勒的大独裁者以外,还安排了一个貌似希特勒的理发师,用双关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动本质,深刻地讽刺了他的狂妄自大、愚昧无知,说明他终于要走上灭亡的道路。梅兰芳看了觉得非常痛快,感到穷兵黩武、好勇斗狠者必然是这个下场。所以他看过一次还想再看,一连看了7次之多。   1941年秋天,梅兰芳曾有意到内地去,他和冯耿光商量说:“香港不是久居之地,我早就想离开,您看到哪里去好?”冯耿光说:“我们何不搬到桂林去住,那里是个风景区,气候也还不错。你如果同意,我可以写信托中国银行给我们找房子。”梅兰芳说:“好吧,去了再说。”不久,冯耿光就接到桂林中国银行经理陈隽人的回信,知道已经给他们租定了一所房子,租金每月200银圆,一切应用家具也在着手准备。梅、冯两位计划过了年就走,那时笔者在香港交通银行经管运输事务,和当地两家航空公司都很熟悉,梅一再向我说:“我们内迁时行李不会少,飞机票需要你早给我们想好办法。”我说:“你放心吧!包在我的身上。”谁知道当年12月8日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香港当天就受到飞机的轰炸,形势突变,上述的计划也变成了泡影!   1941年12月8日清晨,大家忽然听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声,都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起初还以为是演习。梅兰芳从电话里对冯耿光说:“看样子不像演习,我从窗口已经看到对岸飞机场有火光,好像受到了轰炸。”后来确知日军已经向香港展开全面进攻,冯耿光去见他,他皱着眉头说:“糟啦!早走一步就好了。香港是个孤岛,我瞧是守不住,早晚要被日本人占领,我一向离他们远远的,这回可难免要碰上了。”   日军围攻香港18天,每天炮声“隆隆”,敌机也常来“光顾”。梅兰芳和冯耿光都住在半山,山上没有防空设备,只能躲在楼房的地下室里,算是临时的防空洞,那几天他总是默默地不大说话。

  他素来爱好整洁,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照样还要刮脸,可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胡子就不剃了。冯耿光和朋友们问他:“莫非你有留须之意?”他严肃地指着上唇回答:“别瞧这一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如果他们还懂得一点礼貌,这块挡箭牌,就多少能起点作用。”   他是个旦角演员,年轻时为了怕胡子太浓,常用镊子拔须,现在要用着它了,可又总是稀稀朗朗的几根,老长不密。直等回到上海,时隔半年,他的胡子才留得有个样子。   日军进入香港以后,时有暴行,所有港地的居民,全都惴惴不安。就在日军进香港后第三天的上午10时左右,梅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要见梅兰芳。他刚跨进客厅,那人飞快过来握住他的手说:“您真把我找苦了,我们进入香港,上级就指派我要找到您,找了一天没有头绪,有人说您已经不在香港,可是据我们的情报,您没有去重庆,8号夜里重庆派来接人的两架飞机里面没有您,肯定仍在香港,但不知道您的住址,叫我干着急,直到昨天晚上才有了线索,现在我真高兴能够见到您。”来者是个日本人,名叫黑木,说着一口流利的带着东北口音的中国话。黑木又说:“酒井司令想见见您,您哪一天有空,我来陪您去。”梅兰芳说:“现在就可以去。”说完就进屋子拿帽子,冯耿光问他:“你拿帽子上哪儿去?”他说:“来的那个日本人要我去见他的司令。”冯耿光很着急地说:“你一个人去,行吗?”他却很镇静地回答:“到了这个地步,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怕有什么用处!”说完后出去对黑木说:“我们走吧!”他们刚走出客厅,这时,梅家住着的一位姓周的朋友,就自告奋勇地对梅兰芳说:“我陪您去。”   当天下午4点钟我去到梅家,他还没有回来,冯耿光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下畹华(梅兰芳字)真完了!我深悔不该让他去的。”大家心里也在着急,但表面上还要安慰冯耿光,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站在阳台上瞪着眼向外看,全部路灯都没有了,住家的也不露出灯光,在朦胧的夜色下,连个人影也找不到,整座山阴森森地充满着凄凉恐怖的气氛。好不容易远处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这辆汽车一直开到家门口停住,果然是梅兰芳和姓周的朋友回来了。梅兰芳刚一进门,大家就赶快围上去问他:“怎么到这会儿才回来?”他微笑着说:“别忙,等我放下帽子,擦把脸,再仔细讲给你们听。”   他说:“酒井的司令部设在九龙的半岛酒店,我走进酒井的办公室,酒井正在隔壁房间开会。黑木出去绕了一下进来说:‘司令马上就来,请您稍候。’不一会儿,酒井进来跟我握手说:‘20年没有见面了,您还认得我吗?我在北京日本使馆当过武官,又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跟您见过面。’他一面说话一面盯着我嘴上的胡子看,用惊讶的口气说:‘您怎么留须子?像您这样一位大艺术家,怎么好退出舞台?’我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失去登台的条件,唱了快40年的戏,本来也应该退休了。’酒井听了沉吟一下,就让黑木给我一张‘特别通行证’,又对我说:‘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黑木,给您解决。’说完话出来,正想回家,黑木一把拉住不放,坚邀我到他家吃饭。吃完饭时间已经不早,我料想家里一定很着急,但黑木还缠着我大谈其戏,又留我吃了点心,才陪我过海,上了岸,仍派汽车送我回家。今天总算让我闯过去了,你们别以为酒井、黑木他们会对我有什么好意,准是想利用我,瞧吧!”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到梅兰芳离开香港之前,这中间曾经遭到3次不同程度的胁迫,都被他挡了回去。经过是这样的:   日军某部队为了开一个占领香港的“庆祝会”,函请梅兰芳参加,表演一出京戏。这时正好梅兰芳患牙疼,就请牙医写了一张证明,附在回信里说明不能参加的理由,这件事就这样对付了过去。   没有多久,日本军部又派人来说,为了繁荣战后的香港市面,想请梅兰芳出来演几天戏。他回说:“我的剧团不在此地,一个人无法演出。”又这么搪塞了过去,以后也没有再提过这事。   第三次情况就比较严重了。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回到南京,汪伪政权要庆祝“还都”,日本的特务机构“梅机关”派专人来港,邀请梅兰芳去参加,准备用飞机送去。梅当然是不会去的,而来人却一定要请他走一趟,不肯空着手回去复命。经过多次的谈话,费了无数的唇舌,最后他坚持着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的理由,这才把来人打发走了。   梅兰芳那时的处境,真好比笼中之鸟,但是这只鸟一直在盼望展翅高飞。他惟一的寄托是偷听短波,每天晚上在卧室里把门窗紧闭,放下窗帘,熄灭电灯,用两张棉被包住无线电机,只露出一小块,声音开得很低,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等我到他家时,他常把偷听到的一些重要消息告诉我。他住的这所公寓,楼上楼下都住有日本军官,偷听短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但他一直冒着险收听,坚持到他离开香港为止。   当时,有好些人都轻车简从悄悄地从广州湾偷渡到内地。梅兰芳也决定先把他两个在香港上学的儿子葆琛、葆珍设法送走,就托付两位熟朋友,分别把孩子带进内地去念书,葆琛去重庆、葆珍到贵阳。临走的前两天,在家里举行了一个送别宴,几位好友也被邀参加。饭后,他踌躇着说:“万一路上被人家发现是梅兰芳的儿子,可能就给拦回来,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从学校里是都查得出来的,非改不可,可是改了又得让他们容易记得住,盘问的时候才不会露出马脚,你们看我这个主意对不对?”冯耿光在旁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他们的小名不是叫小四、小五吗?何妨谐着音改做绍斯、绍武,有人盘问,我想容易答得上来。”梅同意了这个办法。两个孩子先后出发的日子,他每次都送到门口,凄然握别,看着孩子下山,走远了还向他们一再地招手。   几个月以后,梅兰芳的熟朋友都已纷纷离港,大家对他何去何从,也研究过几次。有人主张化装偷渡进内地,多数人却不同意这个办法,认为别人化装还可以混过关去,惟有梅兰芳的面孔认得的人太多,如果让日本人抓了回来,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大家认为日下香港、上海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没有什么两样,熟朋友慢慢走光了,梅一个人留在香港不太妥当,不如回到上海去。梅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在1942年的夏天,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他回到上海,走进了马斯南路旧居,大家看见他又瘦又黑,比去的时候憔悴得多,嘴上又留了胡子,样子变了。梅夫人一把抓住他,含着眼泪说:“上海传遍了你的凶讯,说你从香港坐船回来,半路上船被打沉了,今天我们还能见面,真不容易!你怎么这样瘦。”他回答说:“你放心吧,别瞧我瘦,我的气儿足,什么都不怕,养几天就能恢复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从收音机里获得了证实,他高兴得流下泪来。这一天,梅家坐满了亲友,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道喜,同时发现梅先生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胡子已经不见了。   从那时起,梅先生每天一早起来,就在院子里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又亲自到地下室里去检查戏箱。当时他的心情,就好比退隐多年的老将,一旦又要重上战场,当然压不住内心的兴奋;同时又想到解甲8年之久,功夫生疏,是否能够胜任,也是值得考虑的事。所以他早晚忙碌,积极地为他未来的演出做着一切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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