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罗马（Rome）像希腊一样，其最早的来源已不可考，依照近似神话的传统说法，罗马的建国是在公元前753年，最初采取君主制，到公元前5世纪时始建立共和政体。当希腊已经击败波斯，进入其最伟大的时代时，罗马还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小型城邦国家，正在为其生存而奋斗。但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文明即已盛极而衰，罗马文明则蒸蒸日上，有如旭日东升。到公元前265年，罗马已是意大利的主人，并准备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之兴，古今学者有其各种不同的解释。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列举五点理由：（1）有利的地理情况；（2）善待其同盟国或承认其霸权的国家；（3）从宽给予罗马公民身份；（4）开放双重国籍；（5）在新征服地区建立殖民地。法国学者魏尔（Simone Weil）则另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罗马的成功是得力于恩威并用。罗马的统治好像有糖衣的苦药，有时其残酷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此种对恐怖手段的有计划使用使他国不敢反抗或叛变。魏尔甚至于把罗马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 注：汤因比和魏尔的意见均引自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London，Weidenfield and Nicolson，1966），pp．118–119。 ] 中国历史中也不乏可供对比的事实，例如秦之统一、元之征服，都曾有计划地使用恐怖手段。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第六章及第十二章。 ]
就军事观点而论，罗马的成功可以归之于两大来源：（1）由自由公民所组成的军队有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士气，能够适应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战斗；（2）罗马所特有的军事组织，即所谓“兵团”（legion），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佳军事组织。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遂使罗马无敌于天下。
罗马兵团神勇善战，史有定评，关于其详细的编组和战术，也已有很多的分析，但严格说来，那些知识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只是一种背景而非主题，所以在此不拟细述，而只想说明若干要点。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即为此种组织曾经过长时间的演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尽管在大原则上仍一贯不变。依照传统说法，兵团的首创是在第二次桑尼特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公元前326–公元前304）时，若与希腊方阵比较，罗马兵团的最大优点就是保有高度的弹性。其基本单位名为”maniple'，由120人组成，相当于现在的“连”，其原意为“把”（handful），非常巧合，中国古代也用“把”表示最低单位（排），排长称为“把总”。
这些基本单位（把或连）分成三线，彼此保持间隔，形成一种棋盘式的战斗序列，其优点为所有的兵力可以作弹性的调度，并能进退自如，把重点放在任何方向上。不过，又必须有素质极佳的部队始能运用此种战术体系，所以训练和纪律实为兵团制胜的基础。罗马并非人口众多的国家，但对于人力却能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其动员程度极高，约达自由人口的10％，男性成年人口的30％。此外，由于同盟政策的适当运用，罗马又能利用同盟国人力来组成辅助部队。所以，罗马遂常能以数量
较小的精兵击败人数众多的强敌。
罗马共和时代的大事即为“布匿克战争”（Punic War），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Carthege）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又可分为3次，全部长度达118年之久（公元前264–公元前146）。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Punicus”，意为无耻小人，实际上，迦太基是一个历史比罗马远较悠久的文明古国。约在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移殖到北非海岸上，并于公元前9世纪后期建立“迦太基”，其原意就是“新城”（Kart–hadasht or “New Town”）。迦太基是商业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当罗马统一意大利之后开始进一步向地中海发展时，首当其冲者即为迦太基，于是典型的陆海权争霸战遂随之而展开。
当第一次布匿克战争（First Punic War，公元前264–公元前241）爆发时，迦太基的陆军虽不如罗马，但海军则居于优势，所以迦太基只要能确保地中海的制海权则也就居于不败之地。不过，居于劣势的罗马海军却能奋战不懈，在此阶段中曾经五次重建其舰队，并终于反败为胜。结果到公元前241年双方媾和时，罗马赢得了西西里岛，并掌握了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诚如费利尔所指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性格和气质上有极大的差异。迦太基人毫无理想，一心只想赚钱和享受，而罗马人则坚毅沉着，奋斗到底。 [ 注：Arther Ferril，“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in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edited by Paul Kenned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76． ]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Second Punic War，公元前218–公元前 202）为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精彩的一次。不仅双方的胜负兴亡都决定在这次战争之中，而且双方的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希皮奥（Scipio Africanus）也可说是一时瑜亮，各有千秋。尤其是这次战争的记述是出于波里比亚（Polybius）之笔，并因此而使他获得伟大史学家的名誉和权威。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1，p．311． 】
汉尼拔的生平大家知道的非常有限，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249年，所以当他进军意大利时应该是刚满30岁，真可说是雄姿英发。他被列为西方四大名将中的第二位，也常被尊称为“战略之父”。事实上，他所面临的环境远比亚历山大困难，亚历山大所指挥的是百战精兵，而他所指挥的则为乌合之众，亚历山大所面临的敌人是乌合之众，而他所面对的则为罗马兵团。所以，其成就应更令人佩服，在西方战史中，败军之将而仍能获得后人景仰的就只有汉尼拔和拿破仑二人而已。
汉尼拔有其深远的战略观念，其行动往往出人意料，当其进入意大利后，三次会战使罗马损失超过十万人，并在威望上蒙受极大打击，尤其是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更是名垂千古。此时罗马之所以能幸免崩溃，其原因似可归之于下述五点：（1）罗马的同盟政策发挥团结效力，使其大多数同盟国不受汉尼拔的威胁利诱而背叛罗马；（2）在费宝（Quintus Fabius Maximus）领导之下，采取拖延战法，勉强渡过难关；（3）罗马人发挥无比的耐力，动员一切人力，包括未成年者和奴隶在内，以来迅速补充损失；（4）汉尼拔缺乏攻城装备且实力有限，未能一举攻陷罗马城；（5）罗马仍握有制海权使汉尼拔不能获得足够的增援和补给，以至于战力日益消耗，终成强弩之末。
在此又必须强调说明另一关键因素。罗马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虽有其一切的优点，但又还是有一重要弱点，而也正是坎尼惨败的主因。罗马军团在战时并无固定的指挥官，由两位执政轮流值日，而执政出于民选，是否有军事才能更是大有疑问。诚如施利芬（von Schlieffen）所云，像汉尼拔这样的天才在历史上很罕见，但像法罗（Terentius Varro）那样的庸才则无世无之。因此，若非面对汉尼拔，则仅凭罗马兵团的卓越战斗力，虽由任何庸将指挥也一样能够获胜。不过，罗马又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位能与汉尼拔抗衡的将才，那就是希皮奥。凭借着制海权，他把战争带入北非，终于在具有决定性的查玛会战（Battle of Zama，公元前202）中击败汉尼拔。这场会战结束了第二次布匿克战争，也决定了迦太基的最后命运。再过53年，罗马又发动第三次布匿克战争（Third Punic War，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并终于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从此罗马的称霸也就成为定局。
诚如李维（Livy）所云：“大国不可能长久维持和平，若无外患则必有内忧。” [ 注：引自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1，p．122。 ] 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罗马遂一再发生内战，从权力争夺中终于脱颖而出者即为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但也只是稳定一时，执政不到十年即遇刺身死，于是又再度发生夺权斗争，到公元前27年，其侄孙屋大维（Octavian）终于夺得政权，上尊号为“奥古斯都”（Augustus），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Augustus”的意义为“至高无上”，即中国所谓“至尊”。）
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大致说来可谓国威远振，四海升平，这一段时间长达300年（70–378），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事实上，这又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夸大形容，在此阶段内仍然是内忧外患相继而来，到公元117年，罗马帝国即已盛极而衰。
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是一位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罗马皇帝，在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他在313年颁发《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使基督教合法化，而其本人也受洗成为教徒。他在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作为帝国的陪都，这也就是东罗马的起点。但他也是第一位大规模引进日耳曼部队的罗马皇帝，并播下罗马沦亡的种子。若用中国历史作一对比，则他与唐玄宗非常类似。唐玄宗大用胡兵胡将，即所谓“（左弓右广）骑”，把府兵制破坏无余，而君士坦丁也是一样，到后来罗马野战军有一半以上都是由“野蛮人”所组成，由重步兵所组成的罗马兵团遂已变成历史陈迹。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378–379。 ]
君士坦丁的功业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很像病人垂危之前的回光返照，此后，这位病人的情况也就日益恶化，只有等待死神的降临。罗马帝国不仅已外强中干，而更是千疮百孔，于是异族从各方面流入这个真空，到公元476年，遂终于宣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