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成为美国总统并且开辟了向思想库咨询的传统以来，之后几乎历届总统都要借助思想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的蓝图。在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正是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具体角色和功能体现出来的。
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其所承担的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推进“第二轨道”外交四个方面的功能得以体现。
设置政策议程
美国思想库设置政策议程的功能包括政策议程的确定和政策建议的构架两方面的意义。思想库一方面帮助政府对面临的复杂内政外交问题有清醒的了解，确定出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为政府提出新的思想和可供选择的具体政策方案。除此之外，思想库不仅关注当前紧迫性的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但提出新的政策，也对已有的政策提出批评和改进方案。
传统基金会1980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的一本重要手册，为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设置了蓝图，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胡佛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分别撰写和推出了《80年代的美国》和《90年代的美国》两份长卷，阐述了可供美国选择的内外政策主张。进步政策研究所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克林顿政府设计了《变革方案》，建议政府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派，也不同于保守派，该所提出了一整套复苏美国经济的政策方案，如大力支持企业和国民投资、鼓励竞争、开放市场、鼓励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出口、改革联邦预算、税收政策以及改革教育政策、医疗保健政策等，这其中很多建议为克林顿政府所采纳，为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持续长时问繁荣做出了贡献。美国思想库的政策建议功能除了体现在这些宏大的政策方案上以外，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的政策方案。
进行政策教育
美国思想库的教育功能包括对社会精英和大众两方面的教育，而且其受众不仅限于本国，也面向国际。思想库通过出版书籍、报告，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通过举行各种公开的会议，潜在地培养了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公共政策的了解，客观上承担了政策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另外，美国思想库通过组织各种针对政府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起到了对精英人员进行政策教育的功能。
“9・11”事件之后的第一时间内，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恐怖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及时、深入地分析了美国的处境、确定了反恐政策的必要因素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这本书被称之为“是制定和实行反恐政策的指导手册”。数月间，这本书的销量突破几万册，各大媒体也对其中的政策观点广泛引用。美国思想库的政策教育受众不仅仅限于本国受众，也面向全球的受众。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和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中国设立政策研究中心、开辟中文网站，其目的之一就是向中国受众推广美国的政策理念、进行政策教育。
就政策培训而言，美国思想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设立之初就有为政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的功能。除了布鲁金斯学会之外，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也一直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新进政府的官员举办培训班。传统基金会自1994年也开始举办这样的培训班，向哈佛大学提出直接挑战，并夺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此外，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建立了政府过渡培训项目，帮助行政当局新上任的官员顺利地进入政府管理角色。
搭建
“知识”与“权力”的桥梁
美国思想库不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使得“在野”者的知识有“入朝”转化为权力的通道和可能性，也为前任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再次入朝的机会和平台。美国思想库为学者们提供了与政策决策者进行紧密接触的舞台和进行政策研究的最佳环境，使得他们不但了解政策研究，还了解政治现实。
美国的行政当局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大换班，总统四年一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30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提供的这个桥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们成功地将知识转化为了权力。
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思想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思想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美国思想库之所以乐于聘用这些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思想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再次将知识与权力进行转化的环境和平台。在“知识”与“权力”的转换过程中，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桥梁功能赋予了其本身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舆论力量。
推行“第二轨道”外交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第二轨道”外交这个概念1982年由美国外交官约瑟夫・蒙特威尔首次提出，是指在存在冲突或争端的组织或者国家之问进行的一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触和互动。其目的是通过寻找战略方法，影响舆论和组织人力、物力资源从而解决冲突。美国思想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通道作用。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思想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以中美关系为例，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在佐立克公开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鲁金斯学会就拿到了佐立克的演讲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佐立克的演讲发表后，“利益相关者”一时成为热门术语，并带来很多不同的解读。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派高级研究员到中国与相关机构接触，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同时听取中方的反应。2005年12月8日佐立克与戴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会谈前，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研究人员到中国，与中方的研究机构进行了会谈，中美两边的智库后来分别把会谈结果向戴秉国和佐立克做了汇报，使得战略对话进行得非常成功。
通过推行“第二轨道”外交，美国思想库从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具有政策合法性地位的政策研究机构，成为一个对国内、国际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机构。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