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玉器的鉴定——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玉器为例
一
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青龙山镇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1986年6月至8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和奈曼旗王府博物馆共同发掘了该墓。墓女主人是辽景宗第二子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正妃萧氏所生，曾初封太平公主，进封为越国公主，后被追封为陈国公主。墓男主人为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是辽圣宗仁德皇后之兄。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为典型的辽中期契丹贵族合葬墓，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契丹贵族墓葬。墓中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有许多制品是用软玉、玛瑙和水晶制成，总数达300件之多。这些玉器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工艺精美，足以代表辽代玉器的最高水平，是辽代玉器研究极其珍贵的资料。
二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器器类较为丰富。依据功能和用途之异同，可初步划分为装饰用玉、玉器皿、文房用玉和习俗用玉四类。下面分类述之：
（一）装饰用玉
组玉佩。包括工具形组玉佩，1组7件；动物形组玉佩 1组6件；龙、凤、鱼形组玉佩 1组6件。
圆雕肖生玉佩。包括双鱼玉佩，2组4件；交颈鸿雁形玉佩，1件；交颈鸳鸯形玉佩，1件。
玉盒佩。包括鱼形盒玉佩，2件；螺形盒玉佩，1件；龙凤纹盒形玉佩，1件。
玉带饰。包括玉銙丝鞓蹀躞带1条38件，其中，方形白玉带銙11件，圭形青白玉铊尾、带饰分别为1件、8件，桃形白玉、青白玉带饰18件；玉銙银带1条16件，其中，方形白玉带銙14件，白玉桃形带銙1件，白玉圭形铊尾1件。另出有水晶串珠152枚、管形玛瑙饰品14件。
（二）玉器皿。包括玛瑙碗，1件；玛瑙盅，2件；水晶耳杯，1件；系链水晶杯，3件。
（三）文房用玉。包括“风”字形玉砚，2件；玉水盂，1件。
（四）习俗用玉
马具饰。包括马形玉饰件149件，狻猊形玉饰件122件，花形玉节约8件。
玉臂鞲。1件。
玉柄银锥、银刀，各1件
三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辽代玉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以及河北、天津的北部地区，与辽王朝统治范围基本吻合。除陈国公主墓外，辽代玉器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村辽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义县清河门辽墓、阜新塔营子辽塔、法库叶茂台辽墓，以及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佛塔等。以下在对陈国公主墓玉器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上述地点出土的辽代玉器，对此期玉器造型题材和制作工艺特征进行初步的总结和归纳。
（一）造型题材
综合辽墓出土玉器的造型，可以发现有以下特征：
肖生造型的玉器占有很大比重。肖生造型中所涉及的现实动物有鸿雁、鸳鸯、鱼、蛇、马、猴、蟾蜍、蝎、蜥蜴、螺等；神话动物有龙、凤、摩羯、狻猊等。以动物作为造型题材的玉器是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早在距今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有之。
辽代的鸿雁、鸳鸯、天鹅、熊、鱼等肖生玉器，应与契丹族的渔猎生活和四时捺钵习俗密不可分。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被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冬春之际，辽朝皇帝与群臣常在便于放鹰捕天鹅、大雁和凿冰钩鱼的鸭子河泺（今吉林省大安月亮泡），进行捺钵活动。宋人王易《重编燕北录》中就有对捺钵的记载：“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正月上旬皇帝的车帐自辽上京出发，到达鸭子河泺以后先在冰上搭起帐篷，凿冰钩鱼…钩得头鱼，即于大帐置酒设宴，皇帝命前来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上寿助兴。待冰雪消融，天鹅飞回，乃纵鹰捕鹅猎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
鱼是肖生造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仅陈国公主墓就出土八件，究其原因，除上述捺钵习俗之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佩鱼制度源自唐代，盛行于中唐至宋。《新唐书·车服志》有载：“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辽国辖区是唐代河北藩镇割据的旧地，自中唐起就保留了较多的旧风和地方特色，此期玉器受唐代影响甚大。辽代盛行佩玉鱼就属沿用唐制，用以表明尊贵身份，也兼取鱼之吉祥寓意。
摩羯，又称摩伽罗，意为大体鱼、巨鳌、鲸鱼。据称摩羯以肉济人达二十年之久。佛教经典以其比喻菩萨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满成佛终不放弃。摩羯作为佛教的圣物，表达了人们借以获得佛祖的恩惠和护祐的美好愿望。辽代玉器造型使用摩羯形象十分常见，其中以陈国公主墓龙、凤、鱼形组玉佩和辽宁北票水泉玉摩羯为代表。这与契丹政权大力倡导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多玉器与契丹族的民族习俗有关，即本文第一部分涉及之习俗用玉。契丹族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马是契丹族日常生活和游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契丹族对马具的制作特别重视,爱马饰马,不惜花费重金来装扮心爱的马匹，马具上的玉饰件、玉节约较为常见。此外玉柄银锥、银刀和架鹰所用的玉臂鞲等狩猎用具亦是善骑射狩猎的契丹族所特有。
组玉佩和玉盒佩在辽代玉器中较为常见，是独具特色的契丹民族玉器。前者为一件片状玉牌以金属链与若干件玉坠饰连接而组成，如工具形组玉佩、动物形组玉佩、龙、凤、鱼形组玉佩。后者常由一件盒形玉、一件玉饰和若干件珠饰共同组成，如鱼形盒玉佩、螺形盒玉佩。盒形玉佩小巧玲珑，适于随身携带，其应是用来装盛香料、药末、胭脂等物品，兼具赏玩之用。组玉佩和盒形玉佩精美繁琐，尽显雍容高贵，这正与墓主人的身份相契合。
竹喜热耐温，生长在南方，其空心、柔韧、有节的特质，在中原汉文化中常用来象征虚心自持、柔中有刚、高风亮节等美好品质，古代称梅松竹为岁寒三友。陈国公主墓所出工具形组玉佩，共有剪、觽、锉、刀、锥、勺形玉坠6件，其中觽、锉、刀、锥、勺形玉坠皆为竹节柄。此外辽宁阜新塔营子塔基出土的白玉竹节盒形佩和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墓出土的竹节形玉握也同属此类题材。这种造型的玉器表达了契丹族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热爱，竹代表了契丹族向上进取的奋斗精神和刚强、坚毅的民族性格。这也足见中原汉族文化对契丹民族玉器制作的影响。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辽代玉器的造型题材丰富，文化内涵多元；至少受到中原汉文化、佛教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契丹文化“蕴含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佛教文化等诸多成分”，辽代玉器的造型上恰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色。
（二）制作工艺
由于相关出土资料和史书记载的不足，加之笔者水平有限，只能根据玉器本身的诸多因素对辽代玉器的制作工艺方面加以分析梳理，得到一些粗浅的认识。
从雕琢技法来看，主要有圆雕、平雕、镂雕等工艺。玉器表面不注意大面积抛光，多呈蜡状光泽。线刻是最主要的雕刻装饰技法。
⒈圆雕
因料赋形。善于运用玉料的自然形态，即根据玉料形状的特点随形设计整体造型进行雕刻。玉料多选用近三棱体形的籽料，以其较大的平面为底，然后以浅浮雕、阴刻线在玉料的各面刻划，表现出动物的外形和其他细部特征。这种圆雕制品大多表现动物的静止状态，以静寓动，十分逼真。如陈国公主墓的交颈鸳鸯形玉佩、交颈鸿雁形玉佩以及朝阳北塔出土的玉鸿雁、玉孔雀，就以玉料之原形稍作加工来表现其交颈而卧、匍匐静止的状态，又以阳纹、阴刻两种线条表现其饱满的羽翅，静中有动，形神兼备。体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自然情趣。
⒉平雕、镂雕
平雕技法常与镂雕技法巧妙结合，从而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辽代玉器镂雕制作时，多以铁质实心钻带动解玉砂直接进行钻磨镂空。所以镂空处边角圆钝，边缘上常有钻头留下的半圆柱体凹痕和不规则的螺旋纹。由于只是为充分凸显图案的轮廓，此期玉器不刻意修整镂空部位，形状多不规则。
因器饰纹。善于运用钎砣刻划整齐细密的平行直阴线和网格细阴线纹以表现图案。陈国公主墓龙、凤、鱼形组玉佩中的五件小尺寸玉坠上精琢细碾有整齐细密的阴刻网格纹，以表现密集整齐的菱形鳞片。又以锯齿纹表现鱼鳍、鱼尾，增加了图案的精美感和细致感。龙凤纹盒形玉佩上团状的行龙、飞凤与盒形玉佩固有之圆形浑然一体，形成一种浑然天成、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体现了高超的构图能力。
此外，辽代玉器在设计构图上讲求成双成对、均衡对称。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龙、凤、鱼形组玉佩中的双鱼、双凤、双龙玉坠，皆为左右对称的造型，交颈鸳鸯、鸿雁，双鱼玉佩也都以一组两件的形式设计。
（三）玉料
辽代玉器的质地种类较为丰富。主要为软玉（和田玉）、玛瑙和水晶等。
和田玉，主要产于今新疆和田地区。辽代玉器所用的和田玉料大多通过当时西域诸小国遣史进贡和双方通商贸易而大量流入辽地。《契丹国志·诸小国进贡物件》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史，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尤此可见辽代和田玉料之来源。又因为契丹族有着尚白的习俗，白色在契丹文化中有特殊的意义。所以辽代贵族墓中出土的玉佩饰多为白色、青白色软玉所制。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玛瑙，中国产处颇多…今京师货者，多是大同、蔚州九宫山、宣府四角山；凡中国产水晶视玛瑙少杀，…北方用者多宣化府黄尖山产…”宋应星所指是明代玛瑙、水晶产地，但从陈国公主墓出土玛瑙、水晶制品数量上看，不排除辽代开采北方玛瑙、水晶的可能性。辽代玛瑙器多为透明质优的红褐色、无色玛瑙，主要用于带饰、器皿和马具的制作。水晶器则用无色透明的优质原料琢制，以佩饰、器皿、佛教用品居多。
岫岩玉的主要产地辽宁岫岩，在当时属辽国东京辽阳府所辖。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两件玉砚，呈青绿色，夹杂有白色斑点，硬度差，具有岫岩玉的特性。原报告中将之定为岫岩玉质，如果报告无误的话，辽代开采岫岩玉矿当属可能。
辽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接受并引进高度发达的中原先进文化，且尊崇佛教。其用玉制度沿袭汉制，碾琢风格颇得唐风。随着对周边政权的战争掠夺和进行的纳贡馈赠、榷场交易以及民间贸易，汉族玉工、中原制玉技术和丰富的玉石材料就有了流入辽境的机会。此外，辽地工匠结合契丹民族风俗和游牧生活特点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巧妙构思。以及辽代中期较为繁荣稳定的社会背景，都是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玉器为代表的辽代玉器发展迅速、数量颇丰、工艺精美的重要原因。
原文刊于《收藏界》2010年第5期，略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