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是如何形成的 (2007-10-25 11: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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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谈
富人
新一代的富人既是新时代的产物，也仍然保留了旧时的痕迹，一个在20年前才告别阶级斗争的社会，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其间有大量机遇和灰色地带，富豪们的财运与命运也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在中国，"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80年代初，万元户就已经是人们艳羡或另眼看待的富人了。20年后的今天，一个富人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其形成的过程和构成的特点，都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什么是富人？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对此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的数据表明，以深圳为例，在10大社会阶层中，月收入超过7000元的有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显然这是富人的主体，其他如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一部分也是富人。
美国媒体为中国富豪排名
更具体地说，在"富豪"这一范围，则有美国媒体为中国的这一阶层作了统计和排名。3月初，美国《福布斯》2002年全球富豪排行榜出炉，中国四川省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首次跻身世界级富豪行列。与此同时，在《时代》、《财富》公布的一系列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家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名单颇具争议，但足以说明中国人受关注的程度。
北京的媒体指出，《福布斯》杂志只对两个国家的富豪单独排名，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它做了中国媒体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没有做的主要原因是难度太大，失败的风险也大。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备的个人资产统计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个人财富极难统计。1999年，懂中文的英国核数师胡润开始对中国富豪财产展开统计，在跑了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后，胡润推出了一份粗糙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并顺利地找到了买主--《福布斯》。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数据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
《福布斯》之所以把刘氏兄弟列为中国首富，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民营企业，资产透明度相对较高，而且他们确实有钱。在目前中国金融实名制刚刚实施，个人收入数据和信用数据都残缺不全的状况下，明里暗里的那些有钱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谁知道他们的资产到底有多少？
富人致富4个阶段
实际上，英国人胡润和他的同事们即使使用现代的规范统计手段，也只能统计水面上的冰山大小，如被调查者的企业规模、销售收入和个人证券资产等，水下的东西只能靠推算。所以说，中国富豪榜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可偏偏一些中国富豪在意上榜。去年年底，一位上榜的北京富豪到美国访问，跟记者接触的前10分钟内，他说了3次被《福布斯》列入富豪榜的事。中国"富人"致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最主要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在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
第二阶段：生产领域的市场化。这一时期开始于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的动因。钢铁、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差价，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这样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又诞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这一时期在90年代初。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层次分别，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然后才是部分股民。
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90年代中期到今天的这一过程，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来得更为迅速。他们形成了中国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总理关注富豪纳税问题
一些内地媒体和经济学家还在对《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排行榜是否权威议论纷纷，中国政府的总理却在关心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这些富豪是否交税？朱
基总理看到这个排行榜之后，让国家税务总局查一查这10个富豪是否在内地交税，结果使总理震惊：他们都没有交税。为什么越有钱越不交税？总理的这一质问，经过香港媒体的报道，又被内地媒体广泛转载，引起了人们对富豪交税问题乃至于富豪本身的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朱总理在听取湖南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先生的汇报时，在众人大代表面前明确指出"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就是交税的企业家！不交税，我就不承认你是个民营企业家！"
总理关注富豪纳税的消息，在中国内地引起强烈反响。税务机关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注意，法律专家开始研究中国税法的不足，司法机关逮捕了长期偷漏税的"第一富姐"刘晓庆。据报道，刘永好等一批富豪，开始在自己的公司支领薪水，以便交税。
有专家指出，将"福布斯中国富豪50强"与"中国纳税50强"混为一谈仍显得牵强：
1.中国的税收分流转税和所得税两大块，流转税交得多并不一定是交税交得多，只能说明他的营业额大。只有所得税交得多，才是真正的纳税大户。2.税收反映的是当年的经营情况，资产反映的是多年累积的情况。3.个人财富很大一部分是股份，而这部分不上税。4.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往往在全国各地注册有很多子公司，涉及的行业、地区很多，交税途径也有很多，不可能统计到同一家公司名下。
20年来，从中国第一个私营主"傻子"年广九到今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富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统计资料表明，到1995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大于东亚、俄罗斯等东欧国家，而且已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世界银行称，在短短15年内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的为数不多。1998年，财政部副部长高强就向居民征收利息税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中国6万亿存款的66%掌握在10%居民手中。
去年，国家统计局在15万户城镇居民中调查发现，2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992元，而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部总收入中仅占6.5%，户人均收入124元，前者收入为后者收入的8倍。更有专家指出，目前个人收入透明度差、统计资料不全，贫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贫富悬殊形成的危害，先是挫伤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社会生产，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对富人而言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财产安全甚至于人身安全；对努力致富的穷人来说，他的努力肯定会大打折扣。一位银行业人士说，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虽然国家为刺激消费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占人口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所有的调节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如何适当限制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兼顾效率和公正呢？有关专家指出，限制贫富悬殊绝不能走过去绝对平均化的老路。现在中国实行的利息税、个人收入所得税以及即将开征的遗产税等都是调节差距的积极举措，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贫富悬殊是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手段，其中居首要位置的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专家指出，西方国家信用制度发达，居民消费多以信贷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刷卡，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量少，政府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个人收入情况，征税也就有章可循了，逃税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绝非事后补充罚款就可以轻易了事。形成了公民较强的纳税意识。在美国，1%收入最高的人的赋税占联邦税务的14.7%。此外，为防止
财富因世代相传而过度集中，政府往往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以德国为例，遗产税率高达50%，真是"富不过三代"。
与经济、法律等措施并举的是鼓励财富分流的社会机制，如设立各种基金捐助慈善、福利及教育事业，国家对出资者的这部分资产不予征税。
专家倡议，中国在完善现有税种的基础上，可考虑开征高消费或享乐行为税。因为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数为高收入者，这些税收实际上是由高收入者承担的，当他们在高尔夫球场或者其它娱乐场所一掷千金时，也应让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尽一份应有的义务。
富豪的住所和会所
在很多大城市，富人区里大多是"老外"，"老外"大多是租客。这种状况自9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没有大变过。内地媒体透露，今年"五一"期间，南京身价千万元的别墅热卖，购买者大都是一些"资本型"的人，有国内的"高知型"实业家，还有一些是从台湾、美国回国定居的富豪。他们主要看中的是楼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有的企业家把这里当作办公、生活一体化的处所，一楼办公、会客，二楼则是生活空间。
伴随着经济的活跃，尤其是前两年网络经济的兴盛，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他们成为住在富人区的"黄面孔"。而这种本土化率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可以说，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富人圈层形成的20年。
谁住在富人区呢？以上海为例：
一是私营企业主。上海有钱的企业主其实并不少。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不像北方的张瑞敏、张朝阳那样喜欢做秀。A小姐在一家著名的杂志社做编辑，她的先生是一位拥有巨资的企业主，他们住在虹桥古北名都城的一套豪宅，但是他们不愿曝光他们的资金来源和个人状况。沈先生同样低调，他原来是一家国营厂的工程师，后来与他的太太共同下海，办了自己的公司，赚了近千万的收入，就在徐汇区买了一套别墅。张先生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其实就是炒股票，他把公司安在浦东某花园的一套别墅里，而自己就在花园的公寓里居住。这些有钱的企业主，大多平时装扮都很平常，不显山，不露水，因为这样他们才感觉到某种自由。 二是网络公司的首席行政官。1999年兴起的网络热，造就一批富豪CEO们，上海一家著名网络公司的CEO，就住在有殖民风格的兴国宾馆的公寓中，体验着网络带来的巨大刺激。这样的新兴CEO在上海已成为一个群体，他们操着流利的英语，穿着或时尚、或休闲的衣服，喝着starbucks的咖啡。网络的降温，虽然导致了一些公司关门、一些公司裁员，但是大部分的CEO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因为有的CEO或把公司出售，或转方向做风险投资、做软件。因为他们有着中西方双面的文化背景，照样可以在上海的富人区中游刃有余。
三是境外和外籍的高级管理人员。
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它们的中国或亚太总部迁来上海，越来越多的外籍高管人员就搬到了上海居住。往往都是公司出钱，选择离他们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租房居住。所以，离虹桥、徐家汇、淮海路高级办公区不远，以及离金桥工业区不远的高级公寓和别墅，就成了外籍高管人员的首选。据说针对浦东金桥、张江工业区的众多外籍高管人员，李嘉诚特意在附近建造了一个高级别墅区，只租不售，专门给这些跨国公司租用。
四是国内外的影视和体育明星。
今年春天，香港歌星林忆莲一个人悄悄来到了上海名都城，一处高尚豪宅区。林忆莲在上海的亲戚很多，她的父母10年前就在上海定居，为此，林忆莲经常回上海探望父母。眼见上海越来越繁华，就动了在上海置业的念头。赵薇和胡慧中也在名都城置业，江珊住在紫藤花园，吕良伟的前妻--恬妞住在罗马花园，上海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袁鸣也住在古北豪宅。著名的画家陈逸飞，住在古北世贸商城对面的一个花园中。体育明星也不甘落后。曲圣卿今年年初从辽宁转会来到上海申花足球队。结果，他在新落成的申花队训练基地--浦东康桥附近，买下了康桥半岛一套别墅，价值近百万。乒坛明星江嘉良，在国外赚了钱，就和他的影视明星夫人吴玉芳，在浦东高级住宅区--珠江玫瑰花园置业。现在附近的人，几乎每天可以看到吴玉芳带着她的两个小孩，开着车外出购物。明星成了富人区的一个群落。
目前北京的私人会所不下十几家，而最高档次和最为人称道的只有四家，形成了"四大会所"的说法。按照成立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来说，它们是：京城俱乐部、长安俱乐部、北京中国会以及美洲俱乐部。
几家会所均由外资的专业会所管理集团经营管理，会员的组成主要是外企高级经理、私企老板等高级工商界人士，律师等专业人士，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各界社会名流。私人会所均实行"会员邀请入会制"，想要入会者必须由1至2名原有会员推荐，经俱乐部董事局或理事会批准，交纳入会费及年费后才能取得会籍。 "四大会所"的费用水平也大体相当，入会费在1到2万美金之间，会员每年交纳的年费约为1500美金左右。而取得会籍成为会员后，每位会员的会籍都是家庭会籍，也就是会员的配偶以及21岁以下未成年子女也都成为会员，享受会员待遇。
这些高档私人俱乐部都是中英双语的，而其中商务的概念往往是首当其冲。它们都备有大大小小的会议厅等商务交流场所，营造出体贴入微的商务交流环境以及通过各种主题活动营造出的商务交流机会。中西式的餐饮服务以及各类健身娱乐设施同样必不可少，而一般健身和娱乐设施的使用通常是免费的。
会所在功能和设施标准上类似五星级酒店，而会所与酒店最大的区别有两点：酒店是开放式的，而会所的客人必须取得会员资格；酒店为客人提供的是标准化的服务，而会所给会员带来的更多的是人性化的服务和强烈的归属感。
"四大会所"会员的组成成份大体也是相同的，而且常常有会员同时拥有其中几家会所的会籍。不过具体细分起来，这四家会所的会员构成比例却不尽相同，各个会所不同的风格定位和地理位置使它们对不同身份的人的吸引力也有不同。 “大陆式”富豪可以走多远
中国富人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反映。国人素质普遍低，缺乏社会公德，诚信危机，嫌贫爱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和被外部世界所接受和尊重，一旦有了钱又妄自尊大，这些都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不仅富人如此，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只注视富人是不公平的。富人因为"富"而受到更多的关注，却也是一种公平。
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农轻商的社会，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观念根深蒂固。私人企业主作为一个阶层的产生很不容易。中国没有公民社会的传统，工商业被列为社会活动的底层，富人往往有钱而没有社会政治地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应付西方文明的挑战，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形成了官僚企业主阶层和买办阶层，南洋华侨中的资本家回到祖国投资，他们和农村的地主共同构成了清末民初的富人。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又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1949年以蠖荚獾搅嘶倜鹦缘拇蚧鳌?br>
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也推展了社会的流动。新一代的富人既是新时代的产物，也仍然保留了旧时的痕迹，一个在20年前才告别阶级斗争的社会，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其间有大量机遇和灰色地带，不能只用公平竞争和依法经营来要求和衡量致富者，但是致富者成为富人之后，由于社会缺乏规范的机制，也由于富人自身的素质和民众对富人所怀有的复杂心理，使富人生活在特殊的气氛和圈子中。中国的富人更接近俄罗斯的富人而不是西方社会的富人，这当然和俄中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而来分不开。
中共的"三个代表"理论使中国的富人可以免于被指责的恐惧，宪法将增加保护私有财产也将使富人心安理得，与此相应的是，随着法制的逐渐健全和媒体的发达，富人也将更多地被置于法律和媒体的监督之下，正如在西方社会，这是财富的代价。（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