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笑怒骂民国人，闲言碎语大历史。《民国的角落》收纳了张鸣有关民国历史的文化随笔，以另类的视角和举重若轻的笔触，将民国时期历史中的大小人物和各色轶事生动勾勒，鲜活展现。本文摘自其中。
在近代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连一向送往迎来的江南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就是“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张学良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张学良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张学良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裕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
张学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20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
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张学良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但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张学良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在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他们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