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随着海明威的离开、巴蒂斯塔的逃亡、菲德尔和格瓦拉的入主，以及猪湾事件和导弹危机事件的爆发，古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虽然海明威并未参与古巴的政治变革，但他离开的时间恰好与革命进程不谋而合。
海明威在古巴断断续续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对哈瓦那的影响远不止推荐了“街中小酒馆”和Mojito那么简单。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不喜欢“两个世界”酒店的房间，于是1940年海明威买下了哈瓦那东南郊外的�t望庄园（Finca Vigía）。当时这个庄园破败不堪，玛莎也不是块居家的料，没过几年就离开了海明威。第四任妻子玛丽撑起了整个庄园，她找人把庄园里的一草一木修葺一新，郁郁葱葱的景象一直保持至今，就像主人从没离开过一样。
�t望庄园不算奢华，但异常安静，是一个潜心写作的好地方。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就是在这里创作的，据说是在8个星期里一气呵成。这段时间他还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和一系列与海有关的作品，这些作品1970年由玛丽和编辑合并成为一部遗作《岛在湾流中》。
如今，为了保护海明威留给古巴的最好遗产，庄园的房间已经不允许参观者进入，但透过门窗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包括墙上挂着的海明威在非洲时收集的野生动物标本。工作人员每天的任务就是保持所有物品的原样，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庄园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幅毕加索的真迹，但海明威只是很随意地将它与其他艺术品放在一起。庄园的一切都保持了海明威日常居住的状态，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当年从未想过要真正离开古巴。1960年他去了西班牙，虽然他和玛丽认为卡斯特罗政府要将美国人在古巴的资产收为国有，但并未想过不再回来。1961年猪湾事件之后，两国交恶，一同恶化的还有海明威的抑郁症，7月2日，他举起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把古巴当作敌人的是美国政府，并非海明威，古巴人也很喜欢这位美国大叔，古巴革命胜利后，一项在哈瓦那举办的钓鱼比赛就以酷爱钓鱼的海明威的名字来冠名。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是海明威的忠实读者，�t望庄园在海明威死后被捐赠给古巴政府，卡斯特罗亲自出席了捐赠仪式，一穷二白的古巴政府则担起了保护庄园的责任，古巴与美国断绝了一切往来，但从没停止一起研究和保护海明威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一只拇指大小的翠绿色的蜂鸟飞到回廊旁的藤蔓之间寻觅花朵，这种精灵一般的小鸟是古巴的常住居民，它可以悬停在空中，用又弯又长的喙吸食花蜜。它一定是海明威家的常客，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它的到来。海明威把自己养过的四只猫葬在了后院，就在他心爱的“Pilar”号游艇旁边。一直耐心陪着我的老爷车司机Eric大叔说，海明威从没离开这里，好像你多待一会儿，就能在某个角落里撞见他一样。的确，在他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副眼镜，就像是主人睡前随意放在那儿的，55年过去，镜片上留下了岁月粗糙的痕迹，那个浪漫的、坚毅的、热情的、传奇的62岁的Papa再也没能回到这里，没能再戴上它继续写完他的故事。
海明威离开的时候恰好赶上古巴的社会变革，这个时间像一道分水岭，把古巴分成了过去与现在。海明威居住在古巴的二十余年，是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年代，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虽远离世界大战，但国内依旧暗流涌动。巴蒂斯塔执政时期，古巴贫富差距拉大，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奢靡，不过他也是“古巴国父”何塞・马蒂的拥趸，在哈瓦那老城西南，他主张建设了一个开阔的广场，取名公民广场（Civic Square），广场上最典型的建筑便是何塞・马蒂纪念碑，哈瓦那至今没有摩天大楼，这座109米高的雄伟建筑就成为城市的制高点。
1953年是何塞・马蒂诞辰100周年，纪念碑开工建设，历时5年建成，此时已接近巴蒂斯塔执政末期。1958年夏天，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领的反政府军开始由马埃斯特腊山的根据地向西进发，不到半年就解放了东部三省和圣克拉拉，开始向首都哈瓦那挺进，巴蒂斯塔外逃到多米尼加，最后跑到西班牙，再也没有回来。
卡斯特罗的政府接管了公民广场，改名为革命广场，它成为古巴的政治中心，总统办公室也从酷似白宫的国会大厦挪到了广场旁边。每年卡斯特罗都会在革命广场发表讲话，最多的时候有百万民众来到这里表示支持，广场上的何塞・马蒂纪念馆里有大幅图片展示这一场面。切・格瓦拉也会和卡斯特罗一起登上纪念碑高达18米的基座，这两位传奇的大胡子领导人的魅力征服了整个古巴，他们和拉美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国父何塞・马蒂并列，成为古巴最有影响力的四个人物。
在革命广场两侧，与纪念碑遥相辉映的两栋大楼――内政部和邮电部，带有苏联时期粗放的方正风格，没有一点殖民时期建筑巴洛克式或者曼努埃尔式的影子，楼上悬挂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切・格瓦拉的巨大头像，这两栋大楼也因此迅速成为古巴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从海明威的�t望庄园到革命广场，坐老爷车大概20分钟，途中可以看到古巴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场景：除了穿校服的学生，普通人身上的衣服都不算太好，他们排着长队在小窗口买东西、在电话亭旁等着通话、在车站等一辆诞生于50年前的美国大巴或是用卡车改装的简易公交车。革命消灭了哈瓦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时代，曾经辉煌绚丽的哈瓦那，如今除了旅游区都破败不堪。海明威的离开，恰好也是一个时代的离去，而人们尚不确知新的时代何时能带来机会和希望。随着古巴与美国外交的逐渐恢复，经济封锁逐渐解除，这个国家的伤口还需更多时间慢慢抚平。
Tips
共和之剑
革命广场距离老城区稍远，需要打车前往。这里虽然道路宽阔，车却很少，古巴的交通资源非常匮乏，出了老城区想打车非常难，最好事先与司机约好时间来接。为解决交通问题，古巴政府鼓励人们拼车、搭车，不妨尝试一下有偿搭车。
广场上的何塞・马蒂纪念馆中存放着古巴历史上最重要的国礼，是2002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古巴时赠予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就是南美解放与独立运动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的佩剑――共和之剑，它有着精美绝伦的制造工艺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出生于哈瓦那，同卡斯特罗兄弟及格瓦拉一起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回到古巴，开始革命路程，是卡斯特罗忠诚的追随者和得力干将。1958年底，他与格瓦拉各率领一支部队解放了圣克拉拉，进而赢得革命的胜利。1959年10月28日，他乘坐的飞机在从圣地亚哥飞往哈瓦那的途中失踪，搜寻无果，后被追认为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