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7月24日讯（记者王振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议题。1971年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冰川、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的冰量都在损失。而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项全球性民意调查显示，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气候变化是公众的最大担忧。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中，普通公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公众如何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呢？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后李玉洁。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后李玉洁
记者：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中，普通公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李玉洁：气候变化是全球广泛关注的科学议题，也是跟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低碳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认知是政府制定气候政策的重要部分。同时，公众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者，若想成功减排和实现低碳发展，则需要数十亿的人类改变他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公众每天的个体行为共同对地球气候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公众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才会愿意改变改变自身的态度和日常行为。因此，广泛动员全社会，“自下而上”地推动公众参与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引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您觉得当前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关注程度如何？
李玉洁：当前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还处于一种“高风险低认知”的状况，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误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几方面：
一是从自然方面看，气候变化中所蕴含的天然特性，对公众的理解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和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科学议题，公众了解和认识它，需要较高门槛的专业知识。
二是从心理层面看，气候变化的抽象概念似乎远离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往往很难一下子凭自己的感觉对气候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因为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或易于认识和体验到那些具体的、接近自己生活的鲜活的风险如失业、经济下滑、雾霾、水污染等等各类问题。
三是从社会层面上看，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都保持一种无视或被动旁观的态度，不认为个体行动对应对气候变化产生实际作用，而在没有社会支持或集体压力的情况下，公众很难采取行动。这些都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不高，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不够。
记者：针对当前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度不高的情况，您认为目前有哪些措施能提高公众的意识？
李玉洁：首先还是要更深入地了解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获取到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并揭示影响他们意识的背后因素，进而采取针对性地措施来提升意识。在这方面，民意调查就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收集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工具。
据我所知，近些年来，国家环保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汇丰银行、世界银行、皮尤、盖洛普调查公司、尼尔森、BBC等国内外机构都进行过专门的或涵盖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提供了一系列的基础数据。但是基于这些原始数据，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比如进行农村和城市公众的对比分析，进行人口统计学的交叉分析，以及进行群体特征的分众研究。
现阶段我觉得打破笼统的公众概念，将公众基于气候变化认知的特征进行群体分类十分有必要。比如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和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中心在美国进行了将近10年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并于2008年提出了著名的“六类美国人”理论，即基于调查将美国人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分成六大类“震惊者、关心者、谨慎者、无所谓者、怀疑者和轻视者”，从而对美国公众气候变化的认知进行了细分研究。该机构2011年又根据对印度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数据提出了“六类印度人”。此外，BBC的亚洲气候变化研究2012年对横跨孟加拉、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七个亚洲国家的33500人进行了调查，通过聚类分析的方式将这七个国家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分为以下五个组：得过且过组（Surviving）、犹豫不决组（Struggling）、积极适应组（Adapting）、愿意行动组（ Willing）以及未受影响组（Unaffected）。我们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对2013中国城市公众低碳意识调查后，按照公众的低碳意识和行为特征，也将中国公众细分为“低碳乐活族”、“低碳意向族”、“低碳行动族”和“低碳潜力族”四个族群，每个族群的低碳概念认知、低碳政策认知、低碳付费意愿、低碳行为表现都有明显差异。
我想基于上述的分众研究数据，再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传播和政策措施来提升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可能更加有效，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有的放矢。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开展。
记者：您觉得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让公众行动起来，采取低碳措施呢？
李玉洁：要让公众行动起来，践行低碳措施，可以先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还是要加强低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我们在对城市居民的低碳调查中发现，49.0%的城市公众认为当前我国新闻媒体的低碳宣传“有所欠缺”，仅有2.7%的公众认为“非常充足”，这提醒我们媒体及相关机构还是要加强宣传，特别是针对具体的低碳政策和低碳措施，让公众的低碳素养能有一定的提高。
其次，要强调公众重视低碳与生活的关联度，缩短低碳生活与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公众对跟自己生活相关的问题一般都比较关注，因此我们要注意缩短公众与低碳生活的“心理距离”，将应对气候变化转化成一个更真实的、本地的、相关的、急需解决的挑战，让公众认识到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从日常的行动可以改变环境，从而实施力所能及的低碳生活方式。
再次，我们要注重公众的行为特征，努力创造条件鼓励他们低碳行为的实施。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公众在吃、穿、住、行、用各方面都有着较高的低碳措施实施频率，如93.7%的城市公众不同频率地在市区会选择步行、自行车、轨道交通出行；如果在城市规划自行车道，82.8%的城市公众表示将会增加骑自行车出行的频率；88.2%的城市公众不同频率地会选择爬楼梯，少乘坐电梯；78.5%的城市公众会不同频率地选择低碳旅游；89.7%的城市公众会不同频率地减少服装、电器等日用品的购买；94.1%的城市公众会不同频率地选择减少家用电器的能耗，96.2%的城市公众会不同频率地选择减少食物浪费。上述数据表明城市公众是愿意选择那些成本较小的生活习惯改变或者为个人节省钱的低碳措施，比如提到的少开车、少乘电梯、减少电器能耗、减少食物浪费等等，而如果涉及到高成本或影响到其生活质量的措施，他们就比较不支持，因此要政策制定方面要重视这一特征，要努力创造一些便利条件鼓励公众低碳行为的实施。
记者：你觉得在我国促进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存在的障碍有哪些？如何解决？
李玉洁：首先还是公众的关注度不够，这跟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也有显著关系，当前公众关心的优先事项可能是经济、就业、教育等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项，所以对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等也停留在听说的层面，并不会真正的采取行动应对。同时，公众在生活中也存在一种“折扣理论”的心理，也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现实偏好，不会因为未来的收益而损失当前的成本。体现在低碳生活上，由于节能减排等措施带来的成本是当前需要承担的，而收益是看不到的将来，因此他们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之后，不愿意采取相应的行为。这是公众不愿意采取行动的个体内在原因，我们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注意这一点。
其次公众对于国家制定的气候和低碳政策不够了解，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公众对“降低能耗和碳排放”规定、“低碳试点”政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税收激励、补贴优惠”政策、“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这一类指导性政策了解程度很低， “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受访者总占比不超过10%，“完全不了解”的占比非常高。这说明国家尽管出台了这些激励性的政策，但是没有很好地到达公众，缺乏坚实的政策支持度。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公众对于“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和对“绿色建筑”这两项具体型政策的了解程度较高，这也提示我们相对于指导性政策，公众更为关注具体的、细化的、跟生活关联度高的低碳政策，政策可以适度倾向这一方面。
再次跟我国气候变化媒体宣传教育不足也有关系。我国居民获取气候变化信息、低碳政策的最主要渠道是媒体，可以说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为公众定义或建构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全貌。媒体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策略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因此要大力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在涉及到具体的低碳宣传内容上，可以选择那些公众生活紧密相连的低碳生活方式入手如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消费、低碳生活方式等，以帮助公众提高低碳意识；而在传播方式上，可以利用电视媒体、手机、网络新媒体的可视化、生动性、及时性、互动性强等媒介特点，制作出一批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低碳政策宣传节目，以扩大政策的普及率。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所宣称那样，只有那些知晓低碳政策、被激励进而做出节能减排承诺的公众才能帮我们整个社会实现低碳目标。因此，让公众知晓气候变化议题是促使他们行动的重要前提。
记者：就您所知，国外在促进公众气候参与及气候传播领域的情况如何呢？
李玉洁：世界上许多国际机构、国家和地区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欧盟、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机构（CCAFS）、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美国的加州等都已经制定了自上而下的公众参与计划和气候传播战略并启动了实施工作，这些战略的目标包括教育、公众意识提高和行为方式改变，同时这些机构也发布了气候传播的策略和方法手册供相关工作者使用。
如“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该计划1989年作为一项总统动议提出，自实施以来，一直被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作为一项重要的科学行动，每年给予专项经费支持。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联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等多家机构为美国普通公众和社区制定了《气候素养：关于气候科学的基本原理》（Climate Literacy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Climate Sciences）指南，这一指南提出要培养“气候素养人”（climate-literate person），让他们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基本原理、知道如何获悉科学可信的气候变化信息、有意义地传播气候与气候变化、以及将采取明智的、负责的可能影响气候的行动决策。
除了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成立专门基金支持公众参与气候传播研究，制定气候传播战略以外，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们也积极地投入气候传播的研究之中，并已取得许多进展。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气候变化传播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主要采用实验法、调查法、深度访谈以及其他社科研究方法去寻找能有效地促使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应对的方法。耶鲁大学的气候传播项目中心（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则主要致力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他们已经连续多年对美国公众进行调查，研究成果较丰富。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决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Decisions）、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心理学系、英国卡迪夫大学心理学院等学院从心理学出发，来研究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心理过程，以探索有效地方式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促使其参与应对行动。如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决策研究中心出版了《气候变化传播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指南，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说服公众行动的八大策略，试图为科学家、媒体记者、教育者、政府等各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传播气候变化议题提供行动指南。
此外，大量的国外NGO如“气候超越与信息网”（COIN）、“气候传播专家团”(CCCAG)、Futerra可持续发展传播有限公司等也进行了公众气候参与的倡导活动，他们主要探讨如何鼓励社区和团体参与、降低气候变化行动难度、引发公众关注并开发公众的参与积极性等。
总体来看，国外在公众参与和气候传播方面的研究比我国要早，实践经验也要丰富一些，我想这些工作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深入开展的方向，更加细化来研究采取何种策略提升我国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从而真正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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