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水木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6年03期
本文研究了上海市民社会心态的历史轨迹，着重分析了由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及其基本特征，包括对改革措施认识的理性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个体需求的实利化等。作者认为，社会心态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研究社会心态具有社会预警功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对社会心态的引导。
一、研究缘起和概念界定
我国社会正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剧烈变动之中。对转型期中的社会心态进行认真研究，预测其发展趋势并提出治理对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心态，《辞海》和《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都没有这个条目。汝信主编的《社会科学新辞典》的释义是：“心态（mentalite ）指影响着个人、人类群体和各民族思想的全部舆论、习俗、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其内涵似过于宽泛。近些年来学术界和报刊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使用“心态”一词，其含义大抵为“人的心理状态”。1988年，作家俞天白发表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后，引发了一阵对上海人心态的热烈讨论。那次讨论中有关上海人的心态特征的描述，例如说上海人精怪、精明、油滑、老大自居以至说上海人具有封闭心态等等，所指的也都属心理特征，是与生理状态或生活状态相对应的心理状态。
社会心态，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辞海》和《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也没有收录。近些年来，学术界经常使用它，但似乎也是在约定俗成地使用，很少有人对其含义作科学的界定。笔者所见到的对“社会心态”的界定有如下几种：
1、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支配下的社会各种群体的言论、行动等表意性行为。它源于思想动态，但又与思想动态有明显的区别。思想动态瞬息万变、天天发生，社会心态由某些具有内在联系的思想动态的量的积累所形成，具有群众性、概括性和相对稳定性。
2、社会心态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 文化条件下和一定地域内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现象，它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3、与个体心态不同，社会心态是指社会群体的心智状态， 它既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以整体面貌出现的主体状态，也是社会群体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社会主体的前认识和前实践状态，具有群体性、整体性、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1〕
在许多场合，人们是把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使用的。社会心理有个体心理，有群体心理。社会心态也就是社会心理状态或心理态势的简称。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心态不同于快速变化的个体情绪和具体思想，也不同于高层次的社会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社会心理学在研究群体心理时，有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的概念。社会心态是相对集中地反映出来的社会群体的心理态势，也就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态，就是研究民众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社会心理状态。
关于社会心理，普列哈诺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影响社会心理，也就影响社会事实。因为社会心理是社会结构的中层环节〔2〕。 社会心理表现为感情、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等。它交织着感情因素和理性因素，但以感情的东西为主。毫无疑问，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的一段名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个转型，必然会引起包括个体情绪、群体心理、思想、理论、信念和价值观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的变化。因此，研究社会心态的变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相对来说，社会成员的具体思想和个体情绪瞬息万变，具有快速的易变性，理论、信念、价值观的变化较为缓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社会心态则介乎两者之间，研究社会心态，对分析研究由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变化，较为方便也较为科学。
我国的改革是一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触动现存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传统观念的各个方面，由此产生了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方面成为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消极方面成了变革的社会心理障碍。这种复杂的状况形成了社会科学各学科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密切关注，纷纷花大力气注意研究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心态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已见到的著作有：《中国：发展与改革》系列丛书之一的《改革的社会心理：变迁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社会改革与心理障碍》（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许多论文与调查报告。
二、社会心态的历史轨迹
社会心态，通俗理解就是民风和民众心理。描述和跟踪民风和民众心理的变化，也就是研究社会心态的历史轨迹。
观察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变化，上海具有代表性。这是因为，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城市居民心态的变化先于并且迟早会带动农村居民心态的变化。上海是历史上开放最早、工商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上海市民的心态变化代表着或者预示着中国民众心态变化的轨迹或方向。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成了内外贸易发达的港口城市，近代工业的先驱。上海内通九州，外连四洋，商业化、商品化是上海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商业始终是上海最传统、最发达、 最影响人心变化的行业。 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人口职业构成是：工业18.28%，商业16.36%，银行、金融、保险业0.95%。1946年290万就业人口中，商业57万， 占19.76%，黄浦区、老闸区的比例更高，达45%和44%。 上海人口来自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一直是一个殖民地式的开放式的移民社会。在租界中，华人中本籍人的比例，1930年最高，为22%；在华界中，1932年最高，为28%。外国侨民最多时达15万，分属几十个国家。上海人在环境的培育下，具有重商思潮和行为方式上的商业化取向，孜孜以求利，谋生方式中滋生出五花八门的投机、欺诈、舞弊行为，人际交往中也求实利、讲虚荣、缺乏人情味。不同群体的人具有不同的心态特征。
建国以后四十多年中，上海市民心态发生过许多变化。巨大的变化有两次。一次是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心态也由过去的受压抑的奴隶心态转变为主人翁心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前景充满乐观情绪，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社会迅速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了个人劳动与工作完全由国家和政府安排的干部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更使组织和单位能够完全操纵个人命运，从而在社会成员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缺乏自主意识的依赖心态。难以逾越的城乡户口差别和缺乏流动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造成了安于现状、不求变革的保守心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烈的依赖性和保守性，缺乏竞争性、创造性，缺乏自主意识、创造意识、风险意识，是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长期以来，上海市上缴国家利税多，城市建设投入少，市民生活改善不快，尤其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市民心态由过去对国家作贡献的自豪感转化为某种窝囊情绪和怨尤心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渐淡漠。上海市民原有的重实利、工于计算、善打小算盘的社会心态又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滋长。
从总体上看，上海人开放、进取、机巧、灵敏，工于计算，长于贸易，重实利，爱面子，讲排场，赶时髦，对不同文化能兼收并蓄。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造就了海派文化的特殊面貌和矛盾品性：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的海派风格。
当前的改革开放大潮引起了社会心态的又一次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变化，社会分化加快，职业流动和人口流动加速。所有制成分的多元化带来了消费形式、消费层次的多样化，出现了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特别90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海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从而引起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这次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由封闭心态转向开放心态，由依赖心态转向自主心态，由保守心态转向进取心态，由怨尤心态转向积极向上、自信乐观。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1993年开展的上海市民心态调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心态的基本变化是：对改革措施认识理性化，价值取向多样化，个体需求实利化。
1、对改革措施认识理性化。上海本来是一个商埠， 市民商业意识比较浓重。建国以后重生产、轻流通，轻商思想成了主导心态。改革开放以后，市民商业意识迅速复苏，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措施较易接受。在人们的心目中，商界人士的地位相对上升，官本位观念有所淡化，与市场观念相关联的竞争意识、利润意识、时间观念、效益观念逐步增强。人们理性化地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还表现在对待物价上涨、收入差距的适度扩大、土地批租和发展股市等一系列问题上。改革开放以后物价是上涨了，但是生活也改善了，市民对放开物价的心态是从责难到被迫接受到逐渐理解，对物价变动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对当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以接受，认为“商品有优劣，人才有层次，贡献有大小，收入有差距”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应攀比，不应眼红；不拉开收入差距，就甩不掉“大锅饭”。上海有一百多年的租界史，土地批租刚开始实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理解。然而，人们很快认识到，土地批租既没有出让土地所有权，更不会丧失国家主权，而对利用外资、加速上海建设成效十分显著。股票市场开设之初，人们颇有疑虑，但时隔不久，具有浓重商业意识的上海市民就踊跃参与购股，多数市民对发展股市持肯定态度。
2、价值取向多样化。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 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建国以后，上海市民所接受的一直是国家本位、集体本位的价值观教育。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等价交换成了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导致了价值取向多样化。市民中存在着三种价值取向，即以国家、集体和社会为重的价值取向，公私兼顾的价值取向和以家庭幸福、个人致富为主的价值取向。毫无疑问，这三种价值取向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是存在的。所不同的是，17年来，我们的社会固然提倡第一种价值取向，赞许第二种价值取向，但也并不对第三种价值取向采取简单的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以不破坏、不损害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
3、个体需求实利化。实行市场经济， 必然会唤起人们的功利意识，引发人们的求富欲望。在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中，经济收入和个人财富已占有重要位置。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心态由崇尚劳动逐步转向崇尚权力，那么，今天众多市民的社会心态正由崇尚权力逐步转向崇尚金钱。实行市场经济使上海市民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竞争意识迅速增强。择业跳槽，开店办厂，股票炒卖，胜利失败都在于掌握时机，自主决断。一些80年代中期主动放弃国营企业中的“铁饭碗”、大胆转到乡镇企业工作或者当上了个体户的成功例子，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一些人开始理直气壮地讲实惠、求实利，把争取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目标。与此同时，不平衡心态广泛蔓延，享乐主义市场扩大，社会责任感淡漠，利他主义受冷落，市民对社会风气普遍担忧，对当今社会上行行搞钞票、事事讲价钱的现象深感不安〔4〕。
上述上海市民心态变化的基本特征，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大体相似的表现。据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1993年的调查，北京市民的社会心态是：对政府高度信任，对国家政治、经济总体状况及个人生活水平有较高的满意度，对社会风气表示强烈不满，对诸多社会问题中的腐败、物价表示最大的不满，对政治的关心让位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价值取向上是个人成就与物质追求超过对社会公益的关心〔5〕。
三、当前社会心态的积极趋向及其预警信号
社会心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心态是社会存在和思想体系的中介环节，它直接反映社会存在，又是构建思想体系的材料。研究这个中介环节，有助于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变化。
改革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广大群众的支持程度。研究社会心态是正确估量社会形势，作出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决策和确定合适的实施步骤的重要环节。
社会心态研究还具有社会预警功能。社会稳定有赖于社会心态的稳定。实现社会稳定不能光凭社会管理者的愿望，更有赖于被管理者的服从、顺从、跟从和他们对社会管理的积极参与，有赖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融洽与配合。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是国家社会繁荣昌盛之所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民心民意，对民心民意进行社会调查。西方国家民意调查比较发达，其功能之一，是帮助社会管理者获取某种民心民意的信息，作为调整和决定自己的政治主张、政策措施的依据和参考。民心民意强烈反对某种政策或某项措施，当政者如果强令推行，其结果，一定会失去大量选票，从而为自己的下台创造条件。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以前不久，还在一次大会上被会场上的热烈欢呼声所陶醉，因为他不了解民众真实的社会心态，得不到社会上早已存在的预警信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心态，总体上是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但是，近些年来的一些调查也显示出了某些值得注意的预警信号。1993年上海居民心态调查显示：93%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差距太大或偏大，只有5%的人认为差距适中，2%的人认为差距偏小或很小。有三分之二的人对物价上涨反映强烈，认为再涨只好节衣缩食或者没法生活了。市民心理不平衡现象广泛蔓延，有55%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与同行业比、与同职业比、与当前一般人的收入比是偏低的甚至是低了很多。10个职业群体中有9个群体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低于临界分值。 市民对社会风气普遍担忧，对党风和廉政状况不理想甚为不安。产业工人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下降，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句抽象的口号〔6〕。
1993年12月北京市民心态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社会对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关系有门路的人有利，而只凭苦干、讲道德、有理想是吃不开的。市民认为社会问题中最不满和最担忧、也最需要政府解决的是腐败，其它依次是物价和社会治安。85%的人认为“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助人为乐的关系越来越淡了”，75.8%的人认为“现在干什么都得讲钱”。人们对法制状况不满的同时，自己的法制观念也较弱；人们对以钱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满的同时，个人的价值观也在不由自主地向物质生活维度倾斜。这种倾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导致人们既不满社会不正之风而又屈服于甚至追随不正之风的恶性循环，将成为纠正不正之风、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阻力〔7〕。这样的预警信号，已经引起了社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努力采取许多措施大力惩治腐败，控制物价上涨势头，已经开始并正在继续取得一定的成效。
四、由研究社会心态引出的几点思考
1、社会心态有它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 但是可以也应当引导。
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又反映社会存在。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社会心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心态的发展变化具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今天，我国社会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心态由过去的崇尚劳动转向崇尚金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人们在这种现象面前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8 〕恩格斯说：“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9〕他们所说的“自己的思维”和“精神状况”，指的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心理态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里所说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可以也应当理解为既要进行认识能力的改造，也要实现社会心态的良性变化。而社会心态的良性变化，有赖于对社会心态的引导。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视社会心态的引导十分重要。80年代初期，上海人曾被认为是“聪明而不高明”，有一种只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小家子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舆论的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的舆论倡导上海“要稳重”，“不为天下先”，上海的干部和市民也就缺乏敢作敢为的眼光和气度，提不出重振上海雄风的宏伟大略。进入90年代以后，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的南巡讲话一扫禁锢人们思想的种种障碍，澄清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中一系列重大是非界限。上海人的思想观念由此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凡事不冒尖转向敢为天下先，从凡事不求人转向要打“中华牌”，从凡事稳定一点转向尽可能快一点。上海人的视野开阔了，目光远大了，“小家子气”逐步为“大眼光、大气度”所代替。近些年来，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工作方针，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引导社会心态良性发展也正在起着积极的影响。
2、 重视和加强对社会心态的发展变化具有导向作用的“官德”建设。
“百业吏为先”。在诸种职业中，政府管理人员虽然只是其中之一，但却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职业。中国古代有“民以吏为师”的道德传统。“官德”的好坏对民风的影响极大。提倡高尚的“官德”，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德”的好坏可以影响政权的兴亡。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一般说来，朝延实施的是休养生息政策，官场风气也比较好。而王朝末年的乱世之秋，贪官辈出，世风日下，民不聊生，终至败亡。我国建国初期，社会风气良好，社会成员普遍崇尚劳动、崇尚俭朴，这种社会心态的生成和发展，与当时刚开始掌握政权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前社会心态普遍向崇尚金钱、轻视劳动的方向倾斜，不能不说也与相当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权钱交易、追求享乐、崇尚奢靡有关。重视与加强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官德”建设，是引导社会心态向良性方向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公务员队伍中广泛开展廉洁自律的教育，发扬艰苦朴素、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风尚，会对社会心态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影响。
3、把社会心态研究作为社会预警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的目标是要加快社会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保证条件。然而，能不能保持社会稳定，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的主观愿望，它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任何不稳定因素。不稳定因素的积聚和汇集达到一定的临界点，社会的整体稳定局面就会被打破，社会就会由原先的相对稳定状态转化为相对混乱状态。为防范未然，社会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机制，在混乱状态即将来临之前，能够拉起警报，告诫社会管理者及早研究应对措施。这种机制，就是社会预警机制。
社会预警机制由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和社会心态研究两个部分组成。社会预警指标多属客观指标，所指示的是对社会状况的客观描述；社会心态研究提供的是主观指标，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客观状况的主观感受。
社会稳定有赖于社会心态的稳定。进行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及时了解社会心态的稳定程度。在社会心态发生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从而发挥它的社会预警功能。社会心态研究与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关系是：两者在发挥预警功能中相互补充。社会预警指标指示社会客观状况是否处于无警与轻警或者轻警与重警的临界点上。某个单个指标处于或超越了临界点，并不一定会立即出现社会混乱。几个不同的指标都处于或超越了临界点，发生社会混乱的可能性就显著增大。然而，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测定各个指标相互组合所产生的影响的实际烈度，既无数学公式可以推算，更不能凭主观臆断。在这里，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弥补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不足。由官方或民间机构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若干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快速的、准确的民心民意调查，可以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经济现象和社会风气状况的看法，了解他们对重大方针、政策、办法、措施的态度，对物价、收入分配、失业待业等问题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以及对社会风气、公共安全状况的评估。社会管理者综合社会预警指标和社会心态研究所提供的两方面的信息，就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社会稳定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在不稳定因素积聚时及时确定对付可能到来的危机的措施，使某些社会指标远离临界点，使社会公众的埋怨、不满心态得以消解和缓解。
4、花大力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体系问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是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我们过去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价值体系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个人本位的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的价值体系也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现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来的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的价值体系能不能与之相适应？是不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就突现出来了。
我们的社会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会提出一个课题：社会需要对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审视。通过社会心态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前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图实惠、求实利已经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而且这种心态还在继续蔓延和发展。这种趋向的延续，最终必然会对社会意识的最高层次的价值体系产生影响。理论应当对这种变化进行超前研究，并对这种变化的扩展和蔓延在可能条件下进行有力的控制，使价值体系的实际变化向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这是一项牵涉到需要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跨世纪工程。这项研究难度很高，意义极大。有人提出要重建价值体系。这种提法，可能引起人们的忧虑：重建意味着推倒重来，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改变，为什么要进行价值体系的重建？有人提出可以建立能力本位价值观。这种提法，强调人的能力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也是个人最大、最高的价值，有助于淡化权力本位和金钱本位的观念〔10〕。但是，这种提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能力，一般来说，指的是个人的能力。能力本位，容易使人理解为实质上就是个人本位。价值观是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基础。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的提法，内在地包含有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要求。能力本位的提法却不是这样。有能力不等于有道德。能力本位的提法，会使人误以为是只讲能力不讲道德。为了防止误解，就不得不对能力本位的提法加上许多必要的说明和作出若干严格的限定。我个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也有一定的看法，对此我将另行撰文阐述。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价值观（或价值体系）建设的讨论真正建立在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真正适应和符合社会心态的发展规律，理论界有必要花大力气首先对社会心态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向进行全面的、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注释：
〔1〕第1、2两条见诸未公开发表的内部交流文章，第3条参见程家明文章《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几个问题》，原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6期。
〔2〕参见潘允康、关颖：《社会改革与心理障碍》第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第2卷，第194页。
〔4〕参见《上海社会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109页。
〔5〕〔7〕冯柏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
〔6〕参见《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和对策研究》， 《社会学研究》1994年3期。
〔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第1卷，第30页。
〔9〕《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第3卷， 第156页。
〔10〕韩庆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作者介绍：丁水木，1933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