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条巨龙,龙头自然是北京,而龙尾则落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豫南小县―内乡。 成就这个比喻的,是时间令人畏惧的破坏力―清末,全国分为1358个县,每县各有一衙,可仅仅过了一百来年,还能大致保持原貌的,竟然只剩下了内乡县里的一座。 内乡县衙比照北京故宫“前朝后寝”布局方式营建,占地约四万平方米(南京总统府也不过12万平方米),有房屋260余间,全部是单檐硬山建筑,所有的屋脊均饰以鸱吻、兽头,即使在今天,也堪称一个浩大的工程。 难怪当年县衙告竣之时,内乡知县章炳焘会那样兴奋,特意从绍兴老家千里迢迢把老父亲接来,请他参观自己耗时三年营造的杰作。 只是章炳焘未曾料到,父亲的几句话像一桶凉水,劈头朝自己头顶浇来,满腔得意落了个老大的没趣。 “父亲,这衙门造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老人微微点头,顿了顿,又道:“只是少了四只轮子。” “轮子?”章炳焘一愣,不解地望着老人似笑非笑的脸,“此话怎讲?” “有了轮子,才好在你卸任之后,推回咱老家,供你下半辈子享用啊!” 章炳焘闻言,立时面红耳赤。 很明显,章炳焘的父亲对他如此大兴土木建造县衙并不赞成。章父曾经以六品衔担任河南祥符典史,在宦海中摸爬滚打了多年,所以他一眼就看出,儿子已经触犯了一个官场忌讳―官不修衙。 明朝《新官轨范》中曾提醒说:“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这是因为修缮衙门所需费用并没有专门的赋税,若是向上司申请划拨,很容易留下“靡费”的不良印象;若是往下摊派,又容易得罪乡绅巨室;若是自己从不入公账的小金库中提取,则无异于掏私人腰包办公事。何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县官与此地的缘分至多不过一两任,削尖脑袋往上爬才是要紧大事。也有不少人喜欢吉利,甚至担心修好了衙门会将自己牢牢钉在里面,再也升不上去。所以,很多地方的衙门破败不堪,有些干脆征收一些老民宅稍加改造便搬了进去。更夸张的是,曾繁盛一时的大名府衙,在翻修时居然从公堂下挖出了一具棺材,这才知道多年办公的所在,原来竟是一处墓道。 所以,尽管内乡县衙早在咸丰七年便在战乱中被捻军烧了个干干净净,但之后三十多年,来来往往换了22任知县,却没有一人产生过修复的念头,大家都宁愿不伦不类地借用外头的房子办公。 因此,县衙修得越是宏伟,章炳焘父亲心中便越是不安。但在父亲意味深长的告诫之后,章炳焘却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他的土木事业。在任期内,除了县衙,他还修建了崇圣祠、巫马祠、考院、仓廪、明伦堂、城隍庙、建福寺、奉仙观等等,顺带着将四个城门也改造了一下,尘埃落定之后,内乡县城里外焕然一新,面貌大变。 章炳焘为何如此不顾父训,不厌其烦地自找忌讳呢?是否真像很多人所说,他是从朝廷的工部下来的,学了一身营造的本事,好不容易来到自己当家的一亩三分地,不放开手脚尽情施展一番便憋得难受? 内乡县衙由于硕果仅存而声名鹊起之后,人们对这位修衙的功臣产生了浓重的兴趣。但章炳焘毕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县,留下的记载很少,然而,不多的几页资料就已经显示,此人身上充满了矛盾。 最根本的,在所谓的大是大非上很多人就犯难了,不知该把他归到哪一类:他究竟是一个清官,还是贪官? “种种善政,绰然有古循良风”,这是《内乡县志》对章炳焘盖棺论定的评语,然而,离开内乡调任临颍后仅一年余,他便被革了职,当地商绅控诉他的劣迹是“侵吞各款”、“穷奢极靡”。 “侵吞各款”、“穷奢极靡”的背景是章炳焘到了临颍照样不甘寂寞,大建学校、工艺厂。假设临颍商绅所控不虚,倒很容易解释章炳焘在内乡修衙的动机:官府基建工程中油水的丰厚谁都心知肚明,他如此不恤民力使劲折腾,充分证明他并不单纯对营造事业有兴趣。 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他真是借修造中饱私囊的贪官,那么为何晚景凄凉? 被罢免后,章炳焘羁居开封,生活甚是拮据,到后来实在没办法,竟然携女儿回到内乡,厚着脸皮向昔日治下之民开口募钱养老。 在内乡人眼中,章炳焘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员?《内乡县志》中收录了清末在县内流传的一副对联,此联是邑人评论章炳焘的继任―广东人史悠履的:“有仁心,无仁政;是好人,非好官”,“盖与章(炳焘)比较而云然也。”既然是将两人相比较,言下之意章炳焘自然是“无仁心,有仁政;非好人,是好官”。 联语的字里行间,暴露出内乡人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无奈,或者说是困惑:如果两者不能皆备,好人与好官,仁心和仁政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内乡人其实已经给过一个答案:乡绅百姓闻知老知县遇到困难后,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解囊相助,感动得章炳焘老泪纵横,命女儿跪谢不迭。 史悠履的确是个好人。衙门有一笔不公开的钱粮收入,之前各任都不声不响隐没了,从未上报,史悠履到任后却“尽征尽解”悉数上缴,仅此一项,便可见其节操。虽然没有很大的文名,但他还是个有些狂热的诗人,“雅好吟咏”,遇地方各界题赠无不酬和,著有一本《菊潭骊唱》的诗集;诸多政务中,他最喜欢的是考核学子功课,有空便亲自登台讲学。 或许有人疑惑,科举制度确立后,中国本来就是文官制度,官员自然该是文人。然而,到了清中后期,高坐各地公堂的却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算是纯粹的文人。他们的乌纱帽,并不是凭着几篇千锤百炼的八股文,在考场上一刀一枪厮杀,最终题名金榜而得,而是掏银子一分钱一分货地向朝廷买来的。章炳焘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先是捐纳取得监生资历,又靠捐纳进入官场,从底层的从九品司狱做起,最后还是靠捐纳实授了内乡知县。 这种靠银子开路的入仕途径,自然遭人轻视,被鄙称为异途。确切说,很多时候,这只是一桩赤裸裸的生意,有人就曾声称:“普天下买卖,唯有做官利息最大。”章炳焘虽然书法精湛,写得一手好颜字,但在时人眼里,他无疑缺少足够的文人资格,更大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商人。然而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在内乡任上,他的口碑反而超过了正途出身、品德高尚的文人史悠履。 各地县衙的格局都是相同的,八字开的六扇门后,便是仪门。 仪门,礼仪之门也,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无论顶上花翎是考来还是买来,过了此门便再无区别,一跪三叩首拜谢皇恩后,起身掸一掸��补服上的尘土,轻咳一声,摇摇摆摆从篆有“公生明”三个大字的戒石坊下穿过,一步步登上了县衙的中心―大堂。 内乡县正堂也不外是“明镜高悬”匾,“海水朝日”屏,公案,交椅,官印,签筒,惊堂木,林林总总,与影视中相差不多。难得的是,堂内地坪上保留有两块跪石,东方西长,已被磨得光滑发亮。跪石是诉讼双方过堂时所跪之处,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原告石还保留完整,被告石则已纵横龟裂―人犯用刑,挨板子也在这跪石之上。 章炳焘刑罚极严,堂讯时经常一笞数千,还当场打死过人。整座县衙,最先坏损的可能就是被告石,史悠履入衙之前,它的表面或许就已经有了裂纹。 摩挲着冰凉的惊堂木正襟危坐时,眼皮底下却是这么一块伤痕累累的跪石,雅好吟咏的史悠履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呢? 很可能,自从掀开轿帘,踏入县衙的那一刻,诗人史悠履就已感受到一份越来越沉重的失落。他也许会觉得,自己每次落脚都踩在某种易碎的东西上,有节奏地发出清脆的破裂声。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完长长的甬道,来到公堂,视线扫过那群满脸媚笑的书吏、衙役,还有廊下陈列的刑具―竹板、大杖、拶子、夹棍时,终于忍不住皱起眉头:以后的三年,我便得与这些人、这些物事天天厮混吗?
上了公座,抬头便可看见堂外戒石坊背面篆刻的十六个楷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凝视戒石,史悠履神情复杂,良久不发一言。末了,他微微摇摇头,从案上取过名录,属官役吏、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一一点起了名,提着朱笔的那只手,竟然隐隐有些颤抖。 每次坐堂,当两斤重的大板高高抡起,惨叫与呵斥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时,史悠履一定会有种扭头向后的冲动。因为他知道,大堂后面还有二堂,而天下各处衙门,大都会在那里挂上一块“琴治堂”的横匾,取的是孔门弟子宓子贱身不下堂,端坐操琴便将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典故。 史悠履竭力使自己沉静下来,想在心里拼凑出一段清冷悠远的节奏,然而总是被一声声竹板重重落在皮肉上的闷响打乱,他的面容开始变得有些狰狞,烦躁地看着青石板慢慢被殷红的鲜血浸湿。对这座崭新的衙门,他越来越感到厌恶。 史载,史悠履就任后,再不进行任何兴修建设,一切大小事务能省就省,能避就避,得闲便吟诗赋词,让邑民休养生息。 不只是史悠履,大半千军万马闯独木桥过来的文人,第一次升堂,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恐。真正治事之后,很多人更是惊惧地发现,自己苦读半辈子,到头来却成了个百无一用的腐儒。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看着堂下双方喋喋不休面红耳赤,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问究竟如何才能“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起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自我感觉简直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有时简直会觉得自己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务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他们无能,实在是到了明、清时期,实际政务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在衙门打杂的胥吏杂役,还有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因此,做了官的文人便必须承受这种所学非所用的错位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原来,幻想着凭自己满腹的诗书来处理政务,竟是一个南辕北辙的笑话。在衙门内,需要的不是文采和激情,而是诗人最欠缺、最痛恨的繁琐、劳碌、算计、冷酷,乃至绝情、虚伪、卑鄙和谄谀! 对正直的文人而言,能否做出一番出色的政绩暂且放在一边,对衙门事务稍有了解后,他们甚至担心自己最看重的名节都保全不了。 新官上任,官轿照例要在县衙外朝南转半圈才抬进正门,俗称“兜青龙”。这时很多新官脑中都会下意识地跳出两个老词:“强龙”和“地头蛇”;他们很清楚,从现在起,这衙门内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龙蛇较量,而对手,就是这些恭恭敬敬地拜迎自己的家伙。尽管表面看来,长官言出令行一锤定音,占尽上风,但内心深处,他们严重缺少底气,甚至有些胆怯。明朝做过多年地方官的蒋廷璧在其《璞山蒋公政训》中写道:“左右前后大小一应人等,俱是本县之人,惟我是外人,他个个都要瞒我欺我,问人讨钱。” 强龙往往压不过地头蛇。尽管看起来高高在上,不过“任你官清如水,难逃吏滑如油”,更多时候长官才是真正的弱者。 《红楼梦》中贾政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贾政外放江西粮道,一心做好官,到任之后大刀阔斧革除一切陋规,搞得满衙怨声载道。于是他的家人与书吏衙役里外联手,怠工的怠工,捣鬼的捣鬼,令贾政样样不如意。无奈至极的贾政只能甩下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从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最后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被参了事。 书吏只是掌理案牍的下人,但由于长官对政务的陌生,他们毫不自轻,以笔为刀舞文弄法,连公文信印都敢挖补伪造。曾有个书吏这般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堂上的大人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时如果认为某官迂腐可欺,他们甚至还敢把这种狂妄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刚到任就先给长官一个下马威。郑板桥做知县时就曾经尝过这种滋味。到山东潍县上任,一入境就结结实实地坐了一回“簸箕轿”,被颠得头晕眼花、七荤八素,还说这是潍县的规矩。如果真撕破了脸,彻底闹翻不可挽回,结局谁胜谁负也难说。明嘉靖年间,浙江永康的书吏勾结土豪恶绅,居然一连把七个知县赶下了台。 也难怪各地长官对师爷都那么尊敬,平礼相见,自称“兄弟”、“晚生”,客客气气地称呼师爷为“老夫子”、“先生”。要承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公事,又要对付明里暗里挖墙脚的冤家对头,谁也离不开幕友师爷的佐助。 然而,师爷不入朝廷编制,纯粹由官员自行雇用。每个师爷每年薪酬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两白银;根据需要,或是办刑名,或是办钱谷,或是起草奏疏,若想衙门正常开张,起码得请上三五个师爷―而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却只有区区45两白银! 且不计打点上司等开销,仅是师爷薪酬一项便是笔高额赤字,这巨大的差额如何填补?这样算来,即使章炳焘果真借修衙侵吞各款,但最终照样落个穷困潦倒实在不足为奇。其实连皇帝都清楚,若是仅凭那45两白银,别说运转县衙,就是县令本人也寸步难行。康熙就说过,秀才读书时自己背着书囊徒步来往,当了官身边就有了众多随从,出门骑马坐轿―这难道还要一一问清是怎么来的吗? 自然,只要伸出手,衙门内处处都能生钱。当然,也有人特立独行,逆流而上,发誓将清廉进行到底。有个叫陈锡熊的,每处做官都不取丝毫法外收入,仗着家底厚实,竟然用私财补贴衙门开支,虽然得了个“陈青天”的名头,却被整个官场视为讨厌的怪物,连亲叔父都骂他:“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 看来清小说《连城璧》中“要进衙门,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份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方吃得这碗饭”之言,果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身为县令的猥琐和酸楚,明代文豪袁宏道说得最形象、最痛切:“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
要做稳一任官,仅仅洗去良心、告辞天理还远远不够,需要同时摒弃的还有自己的尊严。“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傲骨铮铮的文士,一入官场,居然先沦为奴才和妓女! 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上下尊卑严格区分,见了大一级的,自然得跪拜伺候,可那些傲然受礼的是些什么人呢?道光年间,直隶某知府突然驾临下属某县,该县的知县忙屁颠屁颠地将其迎入三堂,坐定后请教来意,那知府昂然道:“没甚事,今天我生日,承蒙你日前送来礼金,特来致谢。”知县刚松一口气,知府又道:“只是你的账房师爷好像从中揩了油,银子分量不足啊!”知县听了,满头大汗,连声承诺回头一定补足,不料知府一挥手,随从立马递上一架天平,说:“为了省点麻烦,我自己带了天平来,你现在就可以把银子称给我了!” 也许有人为了远大的抱负,会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来勉励自己暂时忍耐,以图枉尺直寻,可很快,雄心勃勃的县官便绝望地发现,自己这辈子可能已被注定了要风尘仆仆、天南海北地在大清帝国的泥泞地上奔波终生了。 汉唐时,地方官员权力很大。尤其是两汉,太守官秩为两千石,与中央九卿大致相当,做事少掣肘;而且官级少,升转灵活,即使从底层做起,政绩出色或者运气来了几步就能踏到中央;可到唐时就已渐渐内重外轻,视外任为贬斥了。宋则每路设帅、漕、宪、仓,可怜地方官得奉承这么多人,地位愈发下降。明清后政权更是日甚一日集于紫禁城,人人视外放为黜降;最麻烦的是官级太多,九品十八级,三年一任,正常情况下,若想通过考功一级级做起,简直得日夜烧高香保佑自己长命百岁才有可能熬成大员。 据统计,《明史•循吏传》中共收录30名清官,全部由州县官入仕,但到头只有4人爬上了司道级,其余都在基层做到退休;《清史稿》中的58名循吏也只有17人升到司道。清末孙鼎臣曾言:士大夫一旦当了知县,就如同被判了终身流放,不可能升为大官;百余年来,从没见过一个公卿重臣是从州县官起家的。 “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想到种种委屈处,袁宏道不禁悲从中来。他一次次向朝廷提出辞职,但却迟迟得不到回复。终于有一天,袁宏道不耐烦了,高高挂起官印,拜上三拜,转身离开了县衙。 客观说,并不是所有文人都缺少吏才,只不过明清之后,除了所学与所用之间的错位,加之与生俱来的清高与不耐琐碎,文人与政客逐渐开始分流。明清两朝,地方官做得好的,非正途出身的人比例越来越高,文人则越来越低。明清最有名的两个清官―况钟与于成龙,前者是书吏起家,后者虽说也算是正途,但毕竟只是一个副榜贡生,并未中过进士,而且“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主动把自己与诗人划清界限。 作为一个县官,文人史悠履不如捐纳的章炳焘称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无论章炳焘手脚干不干净,起码史悠履在后花园为诗句中的某个字绞尽脑汁时,他却风尘仆仆地奔走赈灾、督农、捕盗、断案。捐官出身,章本来就没把做官看得有多神圣,也知道顶戴补服的价格,从未想过能干出多大名堂,只是当一份职业罢了;何况他明白,事情做得越多,越是事必躬亲,于公于私好处也越多。 史悠履的诗流传不广,但可以断定,他的集子中定然有相当的篇目是抒发归隐念头的,那本来就是文人最刻骨铭心的情结。从前元好问在内乡做县令时,也有过“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舂陵老使君”的诗句。与元好问的沉郁苍凉不同,袁枚狂放了许多:“仰天大笑卿知否,折腰只为米五斗;何不高歌归去来,也学先生种五柳!” 谁都感到自己折了腰,谁都念叨着高歌归去;才情越高,这种痛楚越刻骨,归去的冲动也就越强烈。于是归去的路上越来越热闹,加入的文人一天比一天多。 提到内乡县衙,不少人又会想起郑板桥。因为正好与章炳焘相反,他是一个著名的官衙破坏者,曾以县官的身份命人将署中所有墙壁都挖出了百十个洞,说是这样才能“出前官恶习俗气”。 袁枚归隐南京后的第四年,郑板桥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板桥去潍之日,潍县县城万人空巷,“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板桥也相当感动,但他还是没有过多停留,团团作过几个揖,最后再看了一眼县衙墙上那些个大大小小的窟窿,轻叹一声,重重一挥皮鞭,毛驴一溜儿小跑,扬着烟一点点走出了众人的视线。回乡之后,有位老友赠他一联,先给他看了上联:“三绝诗书画。”接着戏问板桥该如何对,板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官归去来!”老友展开下联,赫然正是这五个字。两人相视,哈哈大笑。从此,郑板桥以卖画为生,再不涉足官场。 编 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