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
——从“陋室铭”读中国文人的骨气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何陋之有？”这两句诗来自刘禹锡的《陋室铭》，短短的一首小文告诉我们刘禹锡的“陋室”不陋。可是这篇文言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此，让我来介绍一下：
从主题看，《陋室铭》通过对居室交往人物生活情趣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不陋，一文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从立意看，《陋室铭》以衬托手法托物言志。并以反向立意的方式，只字不提陋室之"陋"，只写陋室"不陋"的一面，而"不陋"是因为"德馨"，从而自然地达到了抒怀的目的。 （参考文献——《陋室铭》360百度百科）
可是，在刘禹锡创作这篇文章时，他的处境并不是很好。唐朝年间,刘禹锡因为搞革新得罪了朝廷权贵,被贬为安徽和州(和县)通判。按规定,他可以在衙门内居住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知县是个势利之徒,他见到刘禹锡被贬而来,便故意刁难,先叫刘禹锡在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不埋怨,反而撰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接着,知县又让他由南门搬到北门,房子也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北房位于德胜河边,附近有一排排柳树。刘禹锡面对此景,又作了一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和州在秦代称历阳)知县见刘禹锡仍不以为然,便又叫他住进一间只能容
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谁知刘禹锡住进小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陋室铭》，并请人刻石立于门前。面对坚强而豁达的刘禹锡,这个知县无可奈何了。从刘禹锡写《陋室铭》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他崇尚道德修养、淡化物质追求的高尚情怀,实在可贵。同时也看出了他不屈，坚硬的骨气。
在我国古代，还有许多文人像刘禹锡一样拥有高尚的人格追求。 范仲淹就是其中一位——范仲淹在宦海中奋力挣扎，虽几经浮沉，终 不失其忧国忧民之志。他饱学达理，志洁行廉，一生都在学习、效仿 古代圣贤之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不仅注重自身品德修 养，常自勉要忧国忧民，还以此教其子。正由于范仲淹能够学习并效 仿古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的人生主旋律是积极向上的，无 论由朝官到地方官，抑或由地方官到朝官再到地方官，他都力图刷新 政治，积极进取，在治军治民上均卓有建树。 从此可以看出范仲淹 的脊梁很正直。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积极参予世务的政治家,他身处离乱之世,满怀治世雄心,为行道救世,奔走列国,游说于公卿大夫之间,栖栖惶惶;然而孔子尽管救世心切,却政绩平平,是一个失意的政治家。但孔子的救世热情从未因政治上的不得志和同时代人的不理解而有丝毫的动摇,而是以更大的热情从事培养政治人才的教育事业。总之,孔子的人生观是积极入世的,孔子的人生实践是济世救世的,因而就出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的只是通向“仁
的境界。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必须通过现世每一件世俗生活来 体现，古人学习，不是简单地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是通过学习事 理即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也就是“平天下”。 他们不会抛开社会、现实人生而去关注虚无的不可捉摸的知识。当然， “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的精神追求不曾中断，但他们更加关注 的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即现世人生的种种磨难与平和幸 福的生活，亦是言，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须要改善和充实人的 现世境遇，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变 动社会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入“仕”则意味着权力有加，可以让 其通过皇权分授来切实地治理一方民众，通过民众的劳动实践来实现 其社会理想。
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兑现其社会理想的 最佳最有效的途径。但也不是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都能顺畅无阻地去实现政治抱负，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有混名混利的知识分子，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不能自行消退，而始终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最大因素。古代知识分子为实现其抱负，沾惹权贵势力，被谪贬者不泛鲜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者信心十足，踌躇满志；被贬放流者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是两种人格积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应时而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骨子里深深地植根发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及精神实质当为“入世”与“出世”互补凝炼而成的双重人格。他们学而优则仕，积极入世，希望通过皇权
来施展自身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人格在此时表现得最为刚强柔韧，为民请命，以死忠谏，亦即“达则兼济天下”。此情此境之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往往不是个人安危，而以社稷江山为重，以奉养他们衣食的劳苦人民为重。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他们在“达”在踌躇满志入世时所追求并且希望出现的社会状态即大同社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最可贵的人格之一面。皇恩浩荡，他们首先须尽忠，向启用他们的皇权尽忠，
在古代社会，皇权在某种角度上即国家社稷，即民众天下，当然，这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仍然是以整个社会（天下）为已任，为终 极关怀的终极对象。
“出世”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不能抹去。这种 思想是和“入世”的思想同时产生并随时随地都潜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为专制皇权的御用工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存在。“穷则独善其身”做为“达则兼济天下”的最后一道退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留下的烙印最深。首先求闻达，尔后治天下，退而其次保其自家性命，不得重用，他们并非消极悲观，而是等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会变消极出世为积极入世，一张一驰，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格写照。他们没有因抑郁不得志而甘愿堕落，十年磨一剑，他们在不得志时仍然注重从内心上、精神上、人格上提升自己，以便为将来能够入世以求闻达而作必要的准备。
人，生而有脊柱，它就是要我们站直了做人。站直了做人，并不
仅仅体现在我们的形体上，更体现在内心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有时候我们无法改变现实，虽然接受现实会丧失一定的尊严，但并不因此而丧失骨气。外物可以改变形体，却不能撼动我们的心灵。心坚则志坚，志坚则气坚。因此，只要我们能在事情面前做好选择，就对得起我们的脊梁，对得起我们是中国文人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