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队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真的都那么“如狼似虎”吗？
本报记者专访一位从业十年的基层城管队员，以下是他的自述：
延安城管暴踩商贩头、安徽城管打学生的事，我都看到了。总之心情很复杂——很郁闷，很遗憾，很生气，对涉事的协管员又有一点理解。
我在一线，也遇到过几次动手或差点动手的情况。
当时是一个乱贴广告的摊主，带着手下一帮人喊打喊杀。我们又是夜班，只有3个人。所以我们报了警，请示领导后先撤了。第二天，我们再去是一队人，造势压阵，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打拍照市民的事情，我不太了解细节。按照我们平常遇到的场景，执法时，会有路人拍摄，特别是充满正义感、对城管误会比较深的青年学生。他们往往一边拍，一边严厉指责城管又在抢东西什么的，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事情全貌。不排除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的可能。但是，打市民是绝对错误的！这点毋庸置疑。
其实城管也是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这么极端。一般是平时积累的压力得不到正确的释放，积累下来，加上酒精上脑的冲动，失去理智才造成的。我觉得，最近这些事件从整体上讲，不能代表城管的整体形象。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城管“素质低”，但是我们招考公务员都是本科以上，我也是本科，学法律的。实际上，即便是协管员，目前也有很多硕士，全国都不少。这也是就业大环境的影响，现在有的硕士的就业形势还不如技工呢。
当出现城管打人事件时，人们会说城管素质低。但是当城管招收高学历队员的时候，大家又会说：这是浪费。这是很尴尬的事。
城管执法最大的困境在体制上，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制度设计和运行的现状，落实了行政处罚法“一事不两罚”的原则，但忽略了“过罚相当”的原则。
城管困境的根源，在于现阶段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就业压力这几大矛盾，还有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行政处罚赋予执法者的权力太有限。
举个很普遍的例子。对占道的大排档，他们违反了多部法律，产生油烟违反环保法、材料来源不明违反食品安全法、占用道路违反道路交通法、无证经营违反工商管理法规、噪音违反治安处罚法，但现在不是各家都去处罚，而是城管综合执法，这就叫“一事不两罚”。
但是城管只能对他从影响市容的角度处罚，这些罚则一般都很轻微。城管不是上述法律的执法主体，不能对同一行为造成的“违法竞合”进行合并处罚，这就使得当事人受到的处罚和他的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明显不相当，这就是“过、罚”不相当。
影响市容，应该只是这种违法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中最轻的层面，处罚了这个，其他方面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你问我“城管打人事件屡禁不止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改不掉？”我不是很认可这种问法。
问“为什么避免不了”，比较合适。因为这种冲突不是执法者主观想避免就能避免的，那除非不作为、渎职。实际上，这种冲突，是所有执法者同样面临的，只不过城管执法在大街上，大家见得多而已。
回到这个问题，城管和小贩的矛盾根源，在于个人私利和公众法益的冲突。执法如果要严格，势必损害当事人的私利。城管认为“这是非法的，我是执法的”，小贩认为摆摊“天经地义”，双方认识的偏差更会加剧冲突。
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当场冲突？我觉得根本上需要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就像香港一样。执法者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当事人不配合的，交给法院去强制执行，或者其他有足够强制力的执法部门。
我当城管，今年正好十年。
城管的负面形象，也是在偿还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历史欠账。在有城管以前，是工商人员追着小贩满街跑。城管成立初期，法制很落后，确实普遍有粗暴执法、罚款创收的情况，但那个时候，又何止城管如此呢？
怎样改变这种现状？现在城管能做的，要“跳出执法的圈子执法”。要在谈判方式和沟通技巧上下功夫，比如“举牌执法”、“献花执法”、“围观执法”等，都是积极的尝试。
而在城管自身，除了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培训，还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压力调试、处置群体性事件、正当防卫、沟通谈判的培训。
媒体对城管的误解，多数也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主要是城管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但现在，我觉得媒体的问题也不少。
城管，是媒体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靶子。用一些媒体的话说，城管是“新闻富矿”。因为政府存在的问题，在城管身上都能挖得到。而同时，媒体对城管批评，受到的限制会很少。
从我跟媒体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个人体会是，媒体人对城管的误解，很多是带有个人情绪或个人利益而刻意为之，挟媒体之公器以泄私愤。比如，他们的亲友是小贩，或者跟城管有过冲突。或者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去报道，有些连城管的全程都搞不清楚，就侃侃而谈。
而总的说来，不管城管做怎样的改革或尝试，舆论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案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只要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总能挑出毛病。长此以往，就显得城管一无是处了。刚才提到的关于城管队员学历的争论，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就使城管队员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意志不坚定的，很容易破罐子破摔。
所以，当城管很容易，当好一个城管，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