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是以冷战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其2005年年度报告中也认为，“美中关系并非不可避免注定要敌对”。美国应制定一种连贯的战略框架来处理对华关系，在承认中国合理的需求的同时，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将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建立合作机制，促进两国长远利益。由此可见，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内渐成共识。
美国对华政策向务实方向转变，既是两国领导人及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客观形势发展使然。首先，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战略受挫，美外交政策渐归务实理性。自“9·11”事件以来，美借反恐之机，推行单极霸权战略。但伊拉克战争令美严重碰壁，至今难以脱身。在这种情况下，美无力再挑起与中国的对抗。其次，遏制中国的政策难以实施。中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美国凭自身力量无法遏制中国，美国的盟国对遏制中国也不认同，美若执意妄为，将会使许多盟国和伙伴与美拉开距离。再次，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与中国对抗也将伤及美自身。美在反恐、防扩散、经贸、环境等诸多问题上仍需要中国的合作。最后，美国相信自己在未来数十年内仍可保持一超独大的地位，而中国的崛起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仍有充分时间根据中国的行为作出反应，匆忙将中国界定为敌人，就为自己的发展设下了障碍。
维护和发展对华关系虽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流，但其对中国的防范仍将始终存在。出于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挑战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及各种反华利益集团仍将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中美关系仍将受各种因素干扰。在布什政府的任期内，美对华将继续奉行既合作接触、又防范遏制的政策，但中美关系基本框架有望保持，而且可控性会有所加强。 中国的势力仍有强大的影响，他们试图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 当前，美对华政策处于调整之中，务实派声音上升。布什在第一任期初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由于“9·11”事件的发生，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美将关注焦点集中在中东地区。2005年，美对外政策重点虽仍在反恐、防扩散上，但同时加大了对主要大国的关注力度。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在亚洲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大令美感到不安。美国内就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展开了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一派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应对中国进行防范乃至遏制；另一派认为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美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扩大，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互动；还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美国应该采取“对冲”（两面下注）战略。目前，第三种观点在美国内占上风。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力克发表《中国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反映了美务实派对华政策的态度。佐力克在讲话中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其实际用意是希望将中国的崛起纳入美认可的轨道，用国际体系的规则来约束中国，让中国按美国制定的规则行事。佐力克指出，“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这明显代表着美主张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一派势力的观点。 佐力克讲话的精神与布什本人对发展对华关系的认识吻合，并逐渐得到包括保守派人士在内的普遍认同。布什多次指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布什在对华关系上的积极态度为务实派发
挥影响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美保守派的立场也在发生微妙变化。8月10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二号人物、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主席哈格尔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现实；竞争与合作是21世纪中美关系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中美关系注定敌对。美国有机会去塑造一种合作的关系，影响中国的全面战略选择。即使 二、中俄关系深入发展 2005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深度发展，双方在政治、经贸、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了密切协调和合作。中俄两国元首在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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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国际场合多次会晤。在胡锦涛7月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双方发表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表明了双方进一步提高两国战略协作水平，就国际事务及时沟通、交换看法、协调立场和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坚定决心。两国还共同宣布，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2005年，中俄启动了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年内进行了两轮高层战略对话。8月，中俄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中俄军事合作正逐步走向深入。11月，中俄总理在北京举行了第10次定期会晤。
中俄两国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0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91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7.1%。目前中国是俄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投资合作机制高效运转，投资规模稳中有升，2005年前9个月中方协议对俄投资额3.68亿美元，超过2004年全年协议投资额的两倍以上。为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至800亿美元的战略目标，中俄积极推进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航空宇航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得益于两国牢固的共同利益基础。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两国的优先战略目标均是振兴本国经济，因而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及一个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秩序。中俄两国都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从目前国际安全形势来看，中俄各自的国家安全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俄罗斯仍面临北约东扩的挑战，中国正面临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不断加强所造成的外部压力。此外，中俄还共同面临中亚三股势力的威胁。中俄两国在经济上各具优势，互补性强。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拥有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进口市场，两国经济上的互补关系，对扩大贸易和进行经济合作极为有利。
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一系列制度保障。2001年7月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指导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其基本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04年10月，中俄两国领导人批准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实施纲要（2005年—2008年）》把两国在今后几年内在各个领域内和各个部门间的重要合作内容，用可操作的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两国间的合作有章可循。中俄两国在战略协作的过程中已建立起密切的高层交往机制，包括元首年度互访、议会领导人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会议和国家安全磋商等。这些高层交往机制是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004年10月，中俄签署了两国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5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和俄罗斯议会分别批准该协议，顺利完成了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的法律程序。6月1日，两国外长互换协定批准书，从而最终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边界谈判历程。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消除了中俄两国政治关系中的最大隐患，使长达4 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从此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合作、发展的纽带。 在21世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将继续发展和深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首先，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中俄两国均以对美关系为重点，在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所侧重。为分化中俄关系，美将不断对俄施加影响。俄罗斯为了不损害同西方的关系，对美国存在一定妥协性，仍有可能为本国利益而打中国牌。 其次，“中国威胁论”在俄国内仍有市场。俄罗斯国内存在少数亲西方民主派、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中国今后的战略趋向存有戒心，认为中国的政策会威胁俄罗斯的利益。这些人反对扩大对华合作，渲染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 最后，中俄经济关系相对滞后，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俄发展经济关系虽具有各种有利条件，但两国贸易额远远落后于双方分别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中俄双方经济都处于转轨时期，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缺乏配套机制。中俄经贸关系的滞后，使经济对政治关系的粘合作用大打折扣。 尽管存在上述制约因素，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只要国际战略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只要中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形势与政策民主化、世界格局多极化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都主张摒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在世界各国间建立民主、平等的国际关系。欧盟看重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地位，希望通过发展欧中关系逐步扩大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看重欧盟是世界多极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正常化的重要伙伴。此外，快速发展的中欧经贸合作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纽带，也是推动双边政治关系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欧关系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摩擦和障碍。在政治关系中，欧盟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仍不符合西方的标准，需要把中国纳入它所谓的法制国家体系，逐步加以改造。虽然对中国迅速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称羡，但欧盟对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仍缺乏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并怀疑中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欧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督促中国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公约》，要求中国废除死刑等行为表明，双方虽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互信水平仍有待提高。
中欧经贸合作也存在信任和歧视问题。欧盟主要国家英、德、法、意、西等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0.3%~1.5%，这除了某些纯经济原因外，欧盟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方向心存疑虑是一个重要原因。欧盟把对华反倾销调查和制裁措施看成是技术问题，并以其仅涉及双边贸易额的0.5%为理由拒绝从政治上给予正面回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欧盟对华设置的“绿色壁垒”门槛最高。这些歧视性做法的实质是限制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的市场准入，打压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与欧盟对华战略中宣称的帮助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意向相违背。
中欧关系发展还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不愿意看到中欧关系渐行渐近，认为这将危害其以实力和强权为基础的全球战略架构。2005年初的布什总统欧洲之行使美国成功地在中欧关系中打入楔子，以欧美领导人彼此强调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和2005年3月欧美就亚洲和中国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标志，欧、美在全球战略和安全上加强了对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成为双方目
双方不出现重大战略判断和决策失误，建立在广泛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有望持续发展。加强和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中欧关系持续升温 2005年是中欧建交30周年。经过30年的发展，中欧关系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局面。中欧双方利用建交30周年的契机，进一步巩固和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7月，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访华。9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共同主持了第八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就新世纪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广泛共识。11月，胡锦涛访问英国、德国和西班牙。12月，温家宝访问法国、斯洛伐克、捷克和葡萄牙四国。上述访问不仅加强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与欧洲的整体关系。12月20日，中欧举行首轮战略对话。双方从宏观和战略角度，就各自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欧盟一体化建设与发展情况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往来和合作发展迅速，成果显著。目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中欧贸易额将突破2 000亿美元大关。中欧经贸合作的机制化进程也在加深。除了正部级的经贸混委会外，中欧在工业政策、贸易政策、竞争政策、环境政策、知识产权和纺织品贸易领域都建成了对话机制；在海关和科技交流方面，双方签署了合作协定。2005年，中欧正式启动了财政金融领域的对话，成功举办了首届中欧科技高层论坛，共同签署了国际热核试验堆（ITER）项目，共同举办了中欧航空高峰会。在2005年度的中欧峰会上，双方就劳动、就业、空间开发、生物多样性以及内河交通等领域签署了备忘录或议定书。6月10日和9月5日，中欧双方经过艰苦谈判，在彼此都作出让步的前提下最终就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贸易战，为中欧合作处理分歧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欧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国际战略上存在广泛共识。中欧在推动国际关系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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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战略合作点之一。伴随跨大西洋关系的转暖，在对华政策上，欧盟对美国的跟风趋势加强。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一些成员国在解除对华军事禁令问题上趋向谨慎和消极。不过，欧美对华战略虽有趋同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竞争和分歧的一面。美、欧在华都有重大的经贸利益，双方存在竞争关系；欧盟的国际政治观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皆有不同。因此，欧盟对华战略不会只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美对欧洲对华政策的影响有其局限性。
欧盟宪政危机对中欧关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分别在法国和荷兰被公投否决，使欧盟陷入了严重的宪政危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欧盟将花费大量资源来弥补内部的民主赤字鸿沟，更多关注内部建设问题。欧盟的内倾化将带动欧盟对外政策倾向内敛和保守。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其对发展中欧关系的关注程度，延缓中欧之间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时间，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将再被推迟。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其防范战略。欧盟将更多关注中国内部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更加强调双方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中欧在人权、民主和主权等领域的交往和讨论将更为深化，也会有更多分歧；由于欧盟内部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欧盟对中国发展带来竞争和挑战的疑虑有所增加，中欧经贸摩擦将呈增多趋势。
展望未来，中欧双方在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在局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不会打破整体关系稳步发展的势头。中欧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加强，一方面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形成挑战，一方面也会为中、美、欧的整体合作和相互关系的发展和改善提供机遇。中国的发展需要欧洲，欧洲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欧关系的互补性决定了双边关系可望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四、中日关系“政冷经凉”
2005年，中日关系因为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态度陷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强烈反对，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公开鼓吹“中国威胁论”。此外，日本还不断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极力拉域外国家参与东亚合作，破坏东亚合作进程。上述事件严重破坏了中日政治互信和交往的气氛。由于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吴仪副总理在访日期间，临时取消了与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见；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原定的访华行程以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等若干重要接触或被推迟或被取消。中日高层交往进入“冷冻期”。 不和谐的政治关系也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冷”导致“经凉”的现象初现端倪。日本保持了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被欧盟取代。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总额增长23.5%，而同期对日贸易只增长10.3%。2004年度（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日本对华贷款减少了11%。到2008年度，日本将终止向中国提供新的日元贷款。 尽管日方在两国关系中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但中国依然从睦邻友好的大局出发，积极努力改善双边关系。2005年4月，胡锦涛与小泉纯一郎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亚非峰会期间会面，胡锦涛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五项主张。在两国高层互访中断的情况下，中日举行了三轮战略对话，就双方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磋商，保持了两国政治对话渠道的畅通。 中日关系出现的困难局面，其责任主要在日方。日本的政策行为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冷战结束以来，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中日关系的战略框架已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潜在对手，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希望日本扮演马前卒的角色，在东亚地区牵制中国。日本为借助美国的力量争取成为政治大国，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美日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以及日本不断强化对美军事支援态势，增大了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压力，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 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是导致日对华政策采取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形势与政策变暖迹象依然有许多困难。
从长远来看，未来中日关系将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美、日关系的走向将是其中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中日国力消长将是决定两国关系的基础，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和民间交往的发展将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中日两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将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具体而言，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中美关系、中日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东亚地区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日本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尚处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范围之内，因而中美关系如能保持稳定，中日陷于全面战略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间如能形成稳定的战略协作局面，中日关系的分量将相对降低，政治分歧也有望从中得到缓解。
目前，中日钓鱼岛和东海权益之争正在进入危险、脆弱的相互试探、摸底期，不排除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值得庆幸的是，两国都认识到问题的危险性，正在展开积极磋商。今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能得到顺利进展，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如能启动，中日间的一系列双边摩擦有可能在区域多边合作中得到缓解。
总之，当前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随着中国因素在国际上影响的上升，大国互动中针对中国的一面将继续加强。充分利用与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任务。
责任编辑：刘桂珍 硬和不负责任态度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保守化”趋势，极右势力代表人物走上政治舞台，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否定侵华战争、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获取了越来越多的选票。日本认为中国是其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在此背景下，否认侵略历史、主张遏制中国的右翼、鹰派势力得势，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政治共识底线不断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中日经济发展出现了“中盛日衰”之势，两国对外战略出现了“中稳日急”之差。因中国迅速发展、日本停滞不前而导致的中日亚洲定位之争和民族心理调整，促使中日关系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之间震荡和摇摆，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增强。 中日间出现的“政冷”局面，是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利益碰撞的产物，也是两国向新的双边框架过渡和“磨合”期间必然出现的震荡现象。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心理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将难以避免，且不排除偶尔激化的可能。 在2005年9月举行的日本第44届众议院选举中，由小泉纯一郎率领的自民党以压倒多数的绝对性优势赢得胜利。日本选民对小泉及其领导的自民党的高支持率说明，日本社会的极端右倾趋势和偏狭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发展，右翼政治力量仍然颇有市场。小泉的再次执政使得中日双方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而在2006年将接替小泉的热门人选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比小泉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中日双方在经济领域依存度很高，但近期内要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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