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敦华
求是学刊 2006年06期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2—0027—05
张祥龙先生直接讨论中西哲理文字的可译性问题。在肯定中西哲学范畴和术语相互之间的可译性的前提下，张先生区分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可译”不同于“（意指的）可确定”；比较可确定的与比较不可确定的翻译；不可确定但可译的哲学翻译，等等。在这种可译性中，他特别反对那种追求强制性地“归于一统”的专制做法，而肯定了翻译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对于思想创造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有人说，译文的流传，自然就会使译名、译法趋于一统。是有这种情况，但那只意味着一个学界的学术活力的衰退，甚至是民族精神的衰败。真正的翻译家、思想者要做的，恰恰是唤醒那久被遗忘的古义、边缘义或弱势译法，“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不是只去依附翻译与思想中的独裁体制。
尚新建先生在谈哲学概念的翻译时，同样反对为西方哲学概念寻找统一译名或唯一译名的独断做法。他指出，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异，彼此相互理解与表达的难度十分大。尽管困难并未达到不可翻译的地步，但翻译的不确定性似乎十分明显。必须看到，意义是相对的、变化的；意义与语言彼此依存，密不可分。语言并非单纯表达意义的工具，它对意义本身的构成亦起着重要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应该承认，翻译绝非简单地为原作寻找另一种语言的替换，其中包含更多的则是译者的理解和解释。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即便一个语词，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确定不变的对等词。所以，重要的是要能够进入哲学术语和范畴由之产生的历史和文化关联之中，理解哲学术语的隐喻性质，就是深入作品的语境，深入理论及其历史背景，深入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从概念的生长的各种关联中确定意义。他的结论是：为西方哲学概念寻找确定统一译名是一种幻想，但并非不可译，且有好坏之别；哲学概念的翻译并非同义语词的简单置换，翻译的功夫主要在于解释和商讨，好的翻译建立在充分解释和商讨的基础上；即便已经得到公认的翻译，也有解释和商讨的必要，因为解释和商讨不仅指引我们返回西方学术传统，而且通过中西文化的互动，丰富和拓展我们语词的表达力。
现代汉语从进化论吸收了一些重要术语。随着进化论的广泛传播，进化论的基本术语现在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一种“准学术语言”。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文化进化”、“社会进化”或“宇宙进化”，谈论“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等。人们常常根据对这些词语的理解，赞成或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①。“进化”一词的意义在中文和西文中都被泛化，其结果是模糊了科学的进化论与人文的、文化的“言谈”之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者欢迎这种结果，他们要把科学的理论也归结为“言谈”（discourse）。但是， 我赞成进化生物学家的这样一种意见：虽然进化论可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但日常的或“准学术”的言谈不能表达进化论的科学意义，如此谈论“进化”的文化学说是非科学的，按照“进化”的非科学含义批评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是无效的。以下，我想以“进化”一词的科学含义为例，说明科学语言不可归结为日常言谈的“非递归性”。
一、达尔文之前的“进化”的意义
虽然达尔文的名字是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达尔文只是在全书的最后一句，才使用“进化”一词，那是画龙点睛之笔：“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特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及其壮丽的”[1](P557)。这里的“进化”表示与力学规律并行的自然法则。在其他地方，达尔文使用“演化”（transformation）或“修饰衍传”（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等词语，只是在现在流行的第六版，达尔文才较多地使用了“进化”（evolution）一词。达尔文最初为什么不情愿而后来又接受了“进化”这个词呢？从达尔文以后，“进化”的意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些都是需要分析的问题。“进化”来自拉丁文evolutio，意思是“展开”，如把一捆书卷打开。在生物学中，“进化”指胚胎的成长。“进化即展开”并不符合达尔文想要表达的思想，相反，它倒更适于表达基督教特创论的思想。古代和中世纪的人猜想，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种质，斯多亚派称之为“种子理性”（logoi spermatikoi）， 当一事物生成另一事物时，也将体内的“种子理性”植入后者体内，犹如父亲的禀性传给儿子一样。奥古斯丁说，上帝最初创造出万物的“种子理性”，让它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复制、展开，生命活动更是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始终受世代交替的种质的控制。在此意义上，上帝通过他创造的种质控制了自然的进程。18世纪时，“种质展开论”表现为“预成论”。按照这一学说，生物体内有一层层的“胚胎”，如套装的俄罗斯娃娃，生物由小到大的发育是最外面的那个“大娃娃”的“展开”，繁殖就是把尚未展开的其余“小娃娃”传递给后代。生物个体一代代的生死和发育的变化只是一层层“胚胎”的展开，而种质则固定不变。鲍勃在《进化思想史》中说：“这样一个看起来荒谬的理论竟然被认真讨论了一个世纪，这似乎有些难以想象。”[2] (P70) 如果我们认识到“进化”的原意与特创论和“种质不变论”的联系，“预成论”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即使当时极为睿智的哲学家莱布尼兹也接受了“预成论”。他在《单子论》中说：“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着鱼的池塘。可是植物的每一个枝丫，动物的每一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他又说：“在精子中无疑地已经有某种预存的型构，人们判定不仅有机的形体在受胎之前已经存在于其中，而且还有一个灵魂在这个形体里面。”不过他也承认，“一个巨大的变形作用”可使一个动物“变成一个完全另一种的动物”，但他对物种的变化作了严格的限制，说这一变形是被“安排”的，是“极少数的特选”[3](P489—490)。不用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和“特选”。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兹用“变形”（transformation ）这一词表示物种间的变化，这也正是达尔文最初使用的词汇，但在达尔文的著作中，这个词被译为“演化”。据迈尔的考证， “尽管达尔文在很多年中仍然继续采用衍变（transmutation）这个词，然而在1837年3月以后他便认为进化演变多少是渐进的，并开始用演变（演化transformation）这词来代替衍变”。这两个词都表示在“传递”（trans）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变化，但“演化”是逐渐“形成”（formation），而“衍变”则是“突变”（mutation）。迈尔说，达尔文由于主张物种的变化是连续的渐进，而不是跳跃的突变，因而放弃了“衍变”，而改用“演化”。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进化”的原意指“种质的展开”，而不符合达尔文的思想，既然达尔文本人用“演化”表示物种间的变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改成“演化论”，岂不更符合达尔文的意思？事实上，当达尔文的进化论最初介绍到中国时，严复就把“进化论”翻译成“天演论”。但是，外国人却没有把evolutionarytheory改成transformational theory。其原因何在呢？ 按照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解释，“意义就是用法”，语言的用法是约定俗成，如果一个概念的用法发生了改变，改变了的用法就成为这个概念的意义，并不受概念原意的限制。我们首先要看一看，现在流行的“进化”的用法与其原意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达尔文的学说诞生之前，斯宾塞已经把自己的学说称为进化理论。斯宾塞赋予“进化”以无所不在的普遍意义。他在1884年发表的《第一原理》一书中说：“进化是从不协调的形式到比较协调的形式的变化……在太阳系的进化，到地球的进化，有机体的进化，民族的进化，都有进步的组合。……从最低的生命形式上升，发展的程度表现为不同部分组成何种程度的合作共同体。”他最后的结论是：“进化不是一些性状相同的不同的种类的进化，任何地方的进化都是按照同一方式进行的同一个进化（大写的进化，Evolution）。”[4](P2) 斯宾塞的用法使“进化”++++++++++++++++++++++的原意。上面一段话已经说出“进化”的流行意义有四：（1）普遍的变化；（2）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3）渐进的过程；（4）有规则的变化。
二、达尔文主义“进化”观的概念分析
从斯宾塞的用法到现在的用法，“进化”的概念已经没有“展开”的意思，更没有“种质的展开”的意义了。但这不是说，达尔文主义者要无条件地采用斯宾塞所规定的“进化”的意义。在斯宾塞阐述的进化的四个特点中，（1）和（2）两个特点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不相吻合，而两者在（3）和（4）这两点上相吻合。以下逐个加以分析。
1.“进化”≠“普遍的变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对无所不在的变化的研究，而只是研究生命现象的变化。生命产生之前的宇宙、太阳系和地球的变化，并不是进化论的研究范围。生命产生之后，无生命的环境与生命活动相互影响，进化论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环境的变化，包括物理的和化学的变化和环境与生物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但是，与生态无关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变化，不属于进化论的研究对象。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兹不赘述。
2.“进化”≠“进步”
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不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观。据迈尔的统计，《物种起源》中，“进步”一词出现了10次，“完善的”出现了77次，“业已完善”19次，“完善”27次[5](P238)。但他同时正确地指出， 达尔文对“进化是否进步”的问题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现代综合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否认了“进化等于进步”的流行观念。现代综合理论的一个创始人杜布赞斯基说：“进步可被定义为变得更好的有方向的变化。”[6](P507) “更好”或“改善”是人类的价值标准，而“进化”是自然现象，用价值标准判断自然现象，难免会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看待其他生物。
如果说，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那么，区分高级与低级的标准能否独立于人类的价值判断呢？现代综合理论的另一个创始人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对此问题作了明确地回答。他在《进化的意义》一书中逐一讨论了“高级”生命的标准：生命的延伸、统治地位、特化、未来发展的潜力、独立于环境的能力、对环境的控制、复杂性、能量大、父母对后代的照顾、神经系统发达、个体化等[7]。他指出，没有符合所有这些标准的高级生物。按照后面几项标准，人类可能处在进化的顶端；但是，最初的单细胞生物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变化，成为最稳定的生命形态，比如，蓝绿藻（Cyanophycea）持续生存了15亿年，按照“生命的延伸”的标准，它们应比人类更高级。辛普森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把进化看作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很可能是以人类自身为标准作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判断，而不是对进化过程的客观描述[7](P213)。
杜布赞斯基提出，进化是一个生物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进步，这就是“储存在生物体内的遗传信息量的增加”。但他同时指出：“直到现在还无法解决的困难是，一个生物体内的全部DNA所包含的遗传信息量是不可测定的，信息总量不只是与DNA的总数有关联。”[6](P511) 阿耶拉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较为宽泛的标准：“生物体获得和处理来自环境的信息的能力。”按照这一标准，人类似乎处于进化的顶端。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生物体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适应环境的能力，人类并不能适应很多生物所能适应的环境。这意味着，这些生物在这种环境中有比人类更强的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杜布赞斯基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先天的最好的标准。”[6](P513) 就是说，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进化都不是进步。
上述那个结论可能与“人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常识相冲突。如果我们知道几十亿年的进化史，人类确实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本钱。人常以“地球的主人”为自豪，但恐龙曾经在长达十亿年的时间里统治过地球，而只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才逐步成为地球的主人，不过是近一至两千年，甚至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统治地球的时间不可能比恐龙的年代更长。人类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大规模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但藻类生物在生命进化的前十亿年的时间里，把一个无氧的地球变成了有氧的地球，为更多物种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进化环境，而人类对地球的“改造”，却使物种以空前的速度灭绝。就对其他物种的进化和生存所作的贡献而言，人类并不比藻类更“进步”。从人类的观点看进化中的人类，人类没有理由傲视万物，而要向其他生物学习，与它们和睦相处。
3.“进化”＝“持续的渐变”
“进化”的意义是持续的渐进。与此相对的是“革命”（revolution），革命是剧烈、突然的变动，是飞跃或跨越式的跳动。“革命”是一个政治术语，“进化”的政治意义则是改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激进的革命者不喜欢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原因。但是，对“进化”意义的泛政治化理解是不可取的。
让我们回到先前提出的问题：选用“进化”或是“演化”？迈尔说，达尔文使用“演化”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物种间变化的持续性。迈尔说：“我在这里必须强调，演化（transformation）这词指的是保证连续性的过程。”[5](P196,201)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使用“进化”一词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可以避免“演化”一词可能造成的误解。“演化”所指的渐变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因此，一般不说“A演化（A transform）”，而说“A演化成（transform into）B”。当A演化成B时，A就消失了。但物种间的进化却不是如此，当物种A进化成物种B时，A可以与B并存。持续进化大多表现为一个物种派生出几个变种的分支进化，而不只是新物种取代老物种的变化。“分支进化”也是持续演变的模式，而“取代”的模式则蕴含着根本的转变。如果考虑到“演化”与“取代”模式的可能关联，使用“进化”一词是更好的选择。就是说，“进化”是持续的变化。
“持续”的另外意义是“渐变”；反之，“突变”是非持续的飞跃。把“进化”视为“持续的渐变”，使得达尔文得以重新解释“自然界没有飞跃”的道理。他写道：“为什么从这一构造到另一构造‘自然界’在采取突然的飞跃呢？依照自然选择的学说，我们就能明白地理解‘自然界’为什么应当不是这样的；因为自然选择只是利用细微的、连续的变异而发生作用；她从来不能采取巨大而突然的飞跃，而一定是以短的、确实的、虽然是缓慢的步骤前进。”[1](P214) 达尔文不是受“自然界没有飞跃”的影响而提出“持续的渐变”的进化观的，而是把“持续的渐变”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时至今日，还有人反对把进化看作持续的渐变过程。他们认为，达尔文受“自然界没有飞跃”的影响，他的进化论未免太保守。一个常见的指责依据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辩证法”：“持续的渐变”只是“量变”，这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引起“质变”，在质变阶段，自然界就“飞跃”了。其实，达尔文早已料到了这样的批评。他说：“依照自然选择的学说，我们就能明白地理解博物学里‘自然界里没有飞跃’这个古代格言的充分意义。如果我们只看到世界上的现寻生物，这句格言并不是严格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把过去的一切生物都包括之内，无论已知或未知的生物，这句格言按照这个学说一定是严格正确的了。”[1](P226) 从“过去的一切生物”的整体看问题，生物构成了持续进化的各个阶段；即使是遗漏了其中的某一个阶段，也会给人以“飞跃”的错觉。所以说，自然界没有飞跃，飞跃是因知识缺陷而产生的想象。
4.“进化”＝“有规则的变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进化”是合乎规则的变化，在政治领域，与“进化”相对的是打破常规的“革命”。在生物学领域，与“进化”相对的是没有规则的“骤变”（salutation）和“灾变”。如果物种变化没有常规，那么也就没有进化可言了。进化论就是研究物种变化常规的理论。在达尔文之前，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h）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进化论，因为他不但摆脱了“物种不变”的教条，而且开始探索物种进化的常规的问题。拉马克提出的常规是“用进废退”，并且，“用进废退”的功能变化是可以遗传的，由此，一个生物个体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后天获得的新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产生新的物种。比如，一头鹿因为要吃高树上的树叶而经常伸长脖子，踮起前腿，它的前肢和脖子因而变长，而且它的后代也有长脖子和高腿，产生出长颈鹿这一新的物种。拉马克认为，生物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遗传、进化，他对生物的主观努力做了太多的假设。
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解释，实际上把生物视为自行选择适应性状的主体。达尔文则认为，自然选择不是生物自身的选择。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所在。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是自然界淘汰或保留物种的常规。但自然选择不是单独地起作用，选择的对象是物种个体通过变异产生的、可遗传的性状，选择的结果总是保留适应环境的性状，淘汰不适应的性状，由此造成了物种的进化。个体的变异是无规则的，但自然选择总是按照“让最适者生存，让比较不适者灭亡”[1](P214) 的规则发生作用。因此，“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的主要规则。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否承认“自然选择”，这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其他名目繁多的“进化论”区分开来的试金石。拉马克、斯宾塞虽然早于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但他们没有“自然选择”的思想，因此不能与达尔文的划时代的新思想相提并论。与达尔文同时创立进化论的华莱士，虽然与达尔文在其他问题上有争议，但出于“自然选择”的共同点，他自称是达尔文主义者。
随着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普及，“进化”的概念被泛化。哲学家米切尔·卢斯对这种泛化现象有这样的描述：“职业化科学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是一个主要的倾向，而进化（论）除了是科学理论之外，还一直都是一种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世俗的宗教（但不总是世俗），甚至是一种末世论。”[8](P199) 这里提到的科学理论以外的形形色色的“进化论”都以泛化的“进化”概念为基础。在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有文化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历史进化论、经济进化论和哲学上的创造进化论、过程进化论，以及神学进化论，等等。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广义进化论、系统进化论，等等。
建立在泛化的“进化”概念基础之上的“进化论”，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把进化等同于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为了说明进步的原因，他们把追求某种“目的”的“活力”、“能力”或“精神”作为推动进步的力量。他们用以区分“高级”与“低级”的标准甚至是比“人类中心论”更狭窄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或“意识形态中心论”，又按照这些标准制定出形形色色的“进化规律”。第二个特征是，这些“进化论”所制定的“进化规律”都毫无例外地“忘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在“进化”的话语已经泛化的今天，当一个人谈起进化时，我们需要追问：你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进化”的？对一个贴着“进化论”标签的学说，我们需要追问：这里有“自然选择”的理论吗？用“自然选择”解决了什么新问题吗？如果没有，那么就不要把这一学说当作科学理论看待，因为里面包含的只是非科学的思辨和遐想。当然，“非科学”不等于“反科学”，“非科学”的“进化论”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但如果把它们与科学的进化论相混淆，其结果既无益于科学，也不利于人文研究。
收稿日期：2006—01—10
作者介绍：赵敦华，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