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主要是指北宋程颐、程颢以及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学派。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美誉，“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唉”。诚如曾国藩所言，徽州“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二程、朱熹和徽州人的强烈双向乡土认同，就象邹鲁之于孔孟儒学，使程朱理学在徽州传播和贯彻得更加深入人心，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徽州文化[1]。《杏林第一枝》一书中，将“理学盛行”列为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程朱理学对故乡徽州的影响是深远的，渗透到了政治、教育、风俗等多方面。诚如《茗州吴氏家典·序》中所言“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科技发展与理学昌盛的合力作用，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使得新安医学迎来了繁荣与发展。
1 医而好儒，儒而通医
徽州乃“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无论是规模较大的书院，还是如一般的中小型讲学场所，徽州学者都聚集其中，以致有“山间芋屋书声响”,“后渐户诵家弦矣”。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儒学的熏陶使得徽州学术文化统于程朱理学，“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
新安医学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体现了儒家这一主流文化和融儒、释、道于一体的程朱理学的精髓[2]。
在“一以儒理为权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学而仁者医”的思想影响下，儒医成为了新安医家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显示，新安医家兼及研医者中，儒而习医者占70%，另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发奋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3]。
“医而好儒，儒而通医”，如生于程朱理学盛行之时的孙一奎，少时习儒，有着深厚的理学功底，因病立志学医，“医出于儒”；年少即通儒的徐春圃，悉心钻研《内》、《难》等典籍，“以儒通医”，授为御医；汪昂早年间攻读经史，长于文学，晚年从事医学著述，博览群书。
2 穷理明道，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源于《礼记·大学》。程朱理学认为，“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程颐云：“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朱子故里，流风所及，士多治朴，穷理格物”。朱熹训“格”为“至”，以《易传》“穷理”释“格物”[4]。徽州的知识分子在理学的熏陶下，秉承着“格物致知”的信念，以“明道正谊”为一生追求的理想，求真知，求实理成为了恭奉不移的不二心法。《宋史·朱熹传》有云：“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已居敬为主。”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对于后世诸多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是以不变而应万变的规律，新安医家秉持着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思维传统，从医后便自觉地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用于医学，实事求是、理性探索，不断地融会贯通、引申发明、推衍深化、总结归纳，积极探寻和阐发医学新知，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新新学说，这些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有力地驳斥了中医不科学的论调[5]。
如明代医家孙一奎医认为关乎人之生死，不知性命之理者，不能言之。他在《赤水玄珠·凡例》中指出：“医寄生死之关，非知性命者，不足与有言也。儒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固当取以折衷；而老氏性命兼修，释氏明心见性，道理自可参观，故兼采二氏为翼；夫知三教之所以者，于医学思过半矣。”并且提出医学经典中的“理”为何物：“盖医难以认证，不难于用药。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字。认得真切，岂必无古方可循，即于十二经药性中，表里寒热温凉间，摘出治之，自然权变合宜，不失胜算”。
明代医家徐春圃创建了全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将力学、明理、讲习、格致等作为“医会条款”的重要内容；清代医家罗浩在其著作《医经余论》中同样指出：“医者志在明道，自以读书穷理为先务”。“至若医家之本在学力，学力不到，能格物致知”。
理学思想深深渗透到“程朱阙里”的新安医学，指导了新安医学理论的研究和发挥，提供了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于轩岐之道，一如程朱之于孔孟，深得大道统之真传者”。
3 勇于突破，大胆创新
程朱理学的学风和思潮，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深思独创的治学新风，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各派别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也使得此期的新安医学带有浓郁的理学味道。新安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出现了多个代表性的派别，如方有执“伤寒错简派”，郑梅涧创喉科“养阴清肺派”等，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各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以及富有科学价值的创新学说，如“动门命门说”、“暑必兼湿说”、“医门八法说”等，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创新治法，与创新学说相辅相成[7]。
此外，在探研中医学术的过程中敢以标新立异，遵古而不泥古，不仅有助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同样创造出了一个学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医学新时代。如明代医家方有执认为《伤寒论》由于战乱散佚不全，必有错乱，他在此基础上，坚持不懈地研求医理，采用新的“削”、“改”、“移”、“调”编排方法，提出“错简重订说”，并撰写成《伤寒论条辨》；徐春甫组织成立了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时，就明确指出：“圣人坟典之书，以援民命，安可与巫觋之流同日而语也”；汪昂治学具有非凡的创新精神，提出了“人之灵机记性皆在脑中”的观点；叶天士突破了传统观念，创造性提出了新理念、新方法，首倡了胃阴虚说、卫气营血辨证等。
新安医家从不同侧面深化，极大地活跃了中医学的学术气氛，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新安医药的繁荣发展。
4 太极和阴阳
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医学理论广泛吸收了理学的有关内容如太极、象数、气化、动静等要素。如朱熹的太极之理体现在中医学的生理、养生、脉理、医理等方面，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这些观点对后世医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8]。新安医家也将其用于研究中医理论的思想工具。如“太极”学说对孙一奎发明命门学说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并指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察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名动气者，盖动则生，亦阳之动也，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两肾,静物也，静则化，亦阴之静也，此太极之体所以立也。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其斯命门之谓钦？”同时，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出发，经过改造，建立了“太极（命门）-阴阳（水火）-五脏”的生命模式，加深了对人身小宇宙尤其是生命本原或本质的认识[9]，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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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理学家对于认识方法，常通过体验和直觉的方法，主要是直觉和心悟的结果。如程颐在其《遗书》卷十八指出：“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这一点，对于中医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新安医家著作中多有以“心悟”、“心法”命名者，如《医学心悟》、《医法心传》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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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典范。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11]。新安医学汲取和弘扬了程朱理学中的思想精髓，为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以及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力。正确全面认识程朱理学对新安医学的渗透与影响，有利于从宏观的历史角度重新认识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框架的构建，溯本求源，古为今用。（参考文献略）
作者：卜菲菲，杨硕鹏，胡建鹏，编辑：杨葛巍。本文原刊载《中医药临床杂志》，2015年7月第27卷7期，版权为原作者所有，【新安王氏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整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