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与小说中的女性解放
[摘 要] 打破沉寂之时，是真正理解沉默之日；一旦学会语言，才发现置身于语言之外。长期以来，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男性主体想象的结果，作为文本和被动创造物被编写，远离女性主体，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也间接影响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发展。而虹影在《饥饿的女儿》中，用及其冷静和真实的笔触刻画了若干女性角色，这些角色不再是纸片化、脸谱化的意象，而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
[关键词]虹影 女性解放 人性关怀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虽然小说文学经过了如此长时间的发展，但是仍然难以摆脱男权统治的影子——“词语世界是男性中心的，写作受男性力比多和男性政治文化驱使，女人作为文本和被动创造物被编写，成为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女性的本质是男性主体想象的结果，远离女性主体。”这种默认的男权统治地位无形中束缚了女性创作、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机会；“敢于诉说自己身世的女性，马上就会遭到责难——不恪守妇道。”
而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显然是这种束缚秩序下的异类。它抛开闺怨，抛开儿女情长，抛开人们意识中传统的细软的女性文笔，用惊人的冷静和直白书写了一个病态的时代中的一个病态的女性真实的欲望和爱恨。人们从“六六”身上看到的不再是秀外慧中式的花瓶，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人”的女人。
“母亲”的形象
男性笔下惯用养儿育女、操劳一生的母亲形象来表现伟大，然而文中母亲的形象却是“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 眼睛混浊无神, 眯成一条缝, 透过这条缝看人, 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 枯草般理不顺, 一个劲掉, 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 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 因为背驼, 更显得短而臃肿, 上重下轻。走路一蹩一拐的,
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 母亲的腿逐渐变粗, 脚趾张开, 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 长年泡在泥水中, 湿气使她深受其苦。她说话高声像骂人, 脾气越来越怪, 粗话脏字不时从嘴里钻出来, 做事放东西声音响, 关门砰的一声, 把阁楼都要震翻的架势”，丑陋不堪，甚至令读者心生厌恶。虹影在写到“母亲”的形象时，一反大众习惯的思维，用这种极为粗糙的形象描画出这位一生苦难的母亲。作者用意根本不在“伟大”，而在“真实”：那个病态、苦难的年代，为了支撑家庭生存的母亲被各种劳动折磨摧残至如此地步，她无力改变，只能在各种压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她没有圣母的心，不懂“高尚”“无私”“奉献”；她只是在努力活下去。读完《饥饿的女儿》，我们才发现原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总是伟大光辉的母亲形象，可能只是男性笔下想象的结果；或者说，是男性主体希望她们如此，她们才总是被套上这些头衔，而渐渐与真实的人性分离，彻彻底底变成了一种被动创造物，一件创作时被“拿来使用”的物体。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虹影笔下粗陋的母亲形象反而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人性共鸣和思考。
“六六”的形象
“我是谁？”这是《饥饿的女儿》的一个核心命题，主人公六六由自己在家中和外面的奇怪境遇引发对自己身份的追寻，整篇小说也像是一场探险一样层层剥茧，渐渐展开。“我”早就听过“烂货养的”“野种”之类的话, “谜底浅显得触手可及, 但潜意识的恐惧让我没勇气追究到底”。她一方面恐惧着这种自我认知，一方面又难以抑制这种强烈的追寻自我的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六逐渐得知了自己的私生女身份，又经历了与历史老师荒唐而虚妄的恋情，在两重痛苦的刺激下，这种“我”的意识才逐渐清醒起来。
一个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却是在那个一片混沌的时间迎来青春，虹影有意让六六迷惘，引出她的追寻。与“祥林嫂”式的女性不同，六六作为一个期望独立人格的女性出现在小说里——而祥林嫂到死都没有自己的人格。祥林嫂从出场到死亡，总是有所依附地存在着的：她的雇主、丈夫，以及人死之后的“魂灵”，只有这些东西存在着，她才能存在于世界中，在旧社会中她被摧残到从未有过自我意识。对比之下，虹影笔下的六六至少始终保持着对自我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女性解放的行文意图更强烈地表达了出来。
虹影在小说中处处或明或暗地问着“我是谁”，这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我”从根本上不是由外界赋予的“女儿”“情人”“母亲”之类的形象，而是独
立的“人”。只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抓住这个问题，才有资格面对命运，不被命运任意摆弄；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有资格自我赋权，重新构建自己的认知世界，获得独立的人才有的权利——掌控自己。
“大姐”的形象
大姐是母亲与袍子哥的女儿，却因为母亲的辗转流离而被带入到了越发陌生的家庭里。她在文中的形象非常鲜明，比起那时普通的妇女，她过的是不断换男朋友、与男人周旋纠缠的生活。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是放荡的行为，被社会所不齿，但是在她对六六一点一点交代身世的话语里，并未给人朝三暮四的感觉；她的内心反而渴望着安分和简单。
大姐的形象中有虹影对那个时代不甘苦难、奋力挣扎的女性的印象。她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从一个家庭、一种生活方式逃到另一个家庭、另一种生活方式，用这种为人不齿的更换异性伴侣的方法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企图以此在苦难的时代达成命运的反转。大姐的形象告诉读者，女性不仅仅只会悲伤哭泣，她们中也会有人甩开双臂，用自己的方法在苦难的大环境的漩涡中奋力反抗。相比之下，“小园香径独徘徊”的女性就显得那么单薄和可悲，她们不是血肉丰满的人，而是男性笔下勾勒出的花瓶。
通过大姐这个角色，女性被男性统治的主从关系得到了突破。唐伯虎可以做“风流才子”而女性却只能背上“荡妇”的名号，这种文化现象本来就包含了对女性的不公平，而大姐通过换男人抗争命运的行为方式不啻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挑战。从一定程度上，大姐的行为也寄托了作者对于男女平等的积极态度。
母亲、六六、大姐这三位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流离。母亲年轻时逃婚嫁给袍子哥，和小孙产生恋情，最后又与六六的养父共度余生；大姐为了逃出苦难的生活怪圈，不断地更换男人，居无定所；六六在经历了自己身世和历史老师自杀的双重刺激之后选择流浪，逃离这片给她带来苦难的土地。一家之中三位女性的流离绝不是偶然为之，而是那个时代不甘死于尘埃浮土的女性寻求救赎的反映。“苦难对于女性来说，不单单是生存的压力，更是一种生存的动力。”《饥饿的女儿》文中，女性不再只会为苦难哭泣，更会为此挣扎，借此成长。虹影用极为冷静的文笔书写着最残酷的生存环境、最悲哀的社会人伦，而身处其中却仍
然在努力生存、努力追寻自我、努力抗争命运的女性，才最能散发出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人性光辉，引发读者的哲学思考。在直白的对人性的表现中，才有可能诞生最悲壮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凌逾：《“美杜莎”与阴性书写——论虹影小说《饥饿的女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06-30。
[2] 虹影：《饥饿的女儿》，虹影长篇精品文集，知识出版社 修订版 2003。
[3] 袁珍琴：《生命隐私·女性命运·历史劫难——虹影《饥饿的女儿》之多维解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7-10。
[4] 邢艳斐：《论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和《上海王》中的女性形象》，广西师范大学，201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