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藻文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1996年11期
摘要 孔子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孔子的“立人”、“达人”理论，是其师德理论的重要部分，它包含了有教无类、全面培养人才的丰富内涵，对当今的教育与教学实践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作用。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宝贵精神财产，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才服务。
关键词 孔子 师德观 “立人” “达人”
一
在孔子的学说中，最高的道德范畴是“仁”，在《论语》中，就有一百多处是讲到“仁”的。依照孔子的意思，“仁”是一切道德品质的基础，是一切优秀作风和优良表现的不可竭尽的源泉；因此，做到了“仁”便是一个崇高的人。
既然“仁”如此重要，那么，作为教师的“仁”是什么呢？教师的“仁”便是“立人”，“达人”。这是孔子提倡的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意即：作为教师的“仁德”就是自己希望有所成就，也希望别人有这样的成就；自己希望有才能，还要别人有才能；自己有知识，通晓学问，明白道理，也要使别人有知识，通晓学问，明白道理。这说明，他不仅要求自己品学兼优，也要求用自己的能力、学识及明白的道理去培养有学问的、懂道理的、有自立能力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立人”、“达人”实质是他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是他的仁德在教学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也即是他的师德理论。
为什么说“立人”、“达人”是他的师德理论呢？我们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立人”、“达人”是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对学生有挚爱之情，才会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为我们留下了优秀的师德风范。孔子很热爱自己的学生，把培养学生成为他理想的人才——具有崇高品德的君子看成是自己的职责。为完成这个职责，他全面地关心学生成长。比如，他对学生的前途予以重视，看到了他们的未来，提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怎能断定他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论语·子罕篇》）。为了使学生将来能有所成就，他把全付心血放到“立人”、“达人”的教育事业上，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在对学生的学业指导上，他积极、热情、“悔人不倦”，即使在周游列国时，也带上弟子，不怕旅途艰辛，一路讲学从未间断，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的教给学生（“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者，是丘也”《论语·述而篇》）。在生活上，他对学生也很关照。例如：他的学生冉佰牛患了恶疾，别人都不敢去看他，而作为先生的孔子不但去看了他而且还执手安慰他，并不因而嫌他（《论语·雍也篇》）。由于孔子热爱他的学生，关心他的学生、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因此在学生中有很高威信。他的学生对他有时崇之如神明（《论语·子张篇》），有时爱之如父亲（《论语·先进篇》）。这是对孔子“立人、“达人”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这个崇高品德的赞扬。
（二）“立人”、“达人”是德、智、行全面关心、培养学生。
这体现在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种知识教育学生方面（《论语·述而篇》）。“文”是指历代文献，“行”是指社会生活实践，“忠”是指对待别人的忠诚，“信”是指与人交际的信实。
“忠”与“信”的教育是属于德育的范围。
孔子培养人才首先注重的是德育。他要求学生“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要做道德品质优秀的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道德品质恶劣的、小人式的儒者）”（《论语·雍也篇》）。为此，他教学生以“忠”与“信”的道德知识，培养他们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
“忠”是我国传统的做人美德。孔子认为“尽己之谓忠”，作为君子要“执事敬、与人忠（从事工作严肃认真，为别人服务忠心诚意）”（《论语·子路》），要“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与“忠”相联系的是“信”。孔子教育学生要“主忠信（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篇》）。“言忠信、行笃敬（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论语·卫灵公》），“敬事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篇》），否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信实，不晓得他怎么可以）”（《论语·为政篇》）。
学生除了要具有“忠”、“信”的品德外，孔子还要求学生养成坚强的道德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感和坚定的道德意志。他认为，有了坚强的道德信念，就能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为崇高的道德目的而献身。有了崇高的道德情感，就会对好坏行为产生一种爱与憎的情感，“能好人，能恶人”，“恶不仁者”而认为“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篇》）。有了坚定的道德意志，就能够“志于道”（《论语·述而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孔子的德育目的而言，是为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但从其内容看，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人民的优良道德传统；从方法看，他“立人”、“达人”重视对学生道德信念、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培养，这些仍是正确的，是符合道德教育过程的普遍规律的。我们的道德教育。如果不能赋予学生一定的道德知识，不能形成学生对好人好事的羡慕、热爱和对坏人坏事的仇视、憎恨，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他的行为就是失去道德标准的，软弱无力且难以见诸实效的。
其次，孔子培养人才也非常注意智育和行为教育。为此，他教学生以“文”、“行”的知识。
孔子对学生进行“文”教所使用的历代文献主要是传统的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传授“文”的知识，目的是为了教育他的学生行为能够符合“君子”为人的道理。因此，“文”基本上是为“行”服务的。他对学生授之以“诗”，是因为“不学诗，无以言也”；学“诗可以兴（培养联想力），可以观（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群（锻炼合群性），可以怨（可以学得讽刺的方法），迩之事父（近则可以用其中的道理来帮助自己父母），远则事君（远则可以帮助国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且会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论语·阳货》）。此外，学“诗”还可以培养“思无邪”的道德品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显而易见，学诗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为人君子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及从政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增益知识性的东西。故此，孔子删定《诗经》授之学生。他对学生讲“书”或“春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向学生传授古代的书本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耸善而抑恶”。他向学生授之以“礼”，是因为“礼”是君子立身行事之本，“不学礼无以立也（不学礼便没有立足于社会的依据）”（《论语·季氏篇》）。作为“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勇而无礼则乱也。”只有“知礼”事事处处“彬彬有礼”才符合君子的道德面貌，才会“天下归仁（天下的人都称你是仁人）”（《论语·颜渊》）。因而，对学生授之以礼，非常必要，他对学生授之以“乐”，是因为“乐”是与诗、礼相联系，经常伴诗配合礼而表演的东西，绝不能少。故此，君子也必须“知乐”。诗、书、礼、乐构成“文”的知识，君子要“博学于文”，否则“无以为君也”。
孔子教学生以“行”的知识主要是要学生懂得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性。他说：“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实践仁的道德完全凭自己，难道还凭别人吗）”（《论语·颜渊》）。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可见，孔子强调“行”，认为只要积极争取，努力实践，就可以“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篇》）。孔子关于“行”的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实践第一性的原理的。基于这一认识，孔子主张务实，提倡“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篇》），“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反对“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论语·季氏篇》）的消极态度。要求学生做到“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从自己做起，亲自躬行社会实践，做一个合符道德的社会成员，然后就多多学习历代文献。
孔子除以“文、行、忠、信”四种知识教育学生外，还要求学生“学道”及懂一点自然知识。
孔子要求学生“学道”，指出“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篇》），“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真理；君子只用心力于学术，不用心力于衣食；君子只着急得不到真理，不着急得不到钱财。要求学生们努力学习，笃信真理，执着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因此，他的学生子张和子夏深有体会地说：“信而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只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篇》）。广泛的学习，却坚守自己的志趣；恳切地发问，却多考虑当前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可见，孔子培养人才很注意培养他们认识真理，笃信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
在孔子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中，渗杂有一点自然知识。如：“子曰：逝者如斯夫。”孔子看到了时间一去永不回这个一维性。又说：“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篇》），即：天不会说话，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无需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来发布命令。“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迅风雷烈必变（迅雷烈风这种自然现象，人遇见脸色就变）”（《论语·乡党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冷了才晓得松柏是最后落叶的）”（《论语·子罕篇》），等等。
（三）“立人”、“达人”是为了开发民智。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第一个提开出发民智的理论。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智能品行的差异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因此，重视教育的职能，通过“为政教民”就可以使人民得到学习，从而获得知识，开发智力。
既然通过“教民”就可以使人民的智力得到开发，那么如何使人民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呢？对这个问题，孔子提出了“富而后教”的理论（《论语·子路》），阐明了富与教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教的工作，把学术下放庶民。这样，老百姓受到教育后，就会“泛爱众，而亲仁”，“学也，禄在其中矣（随着学习，智力得到开发，有助于提高产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从孔子“富而后教”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已注意到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意识到：经济发展在先，教育在后；教育与教育发展状况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对社会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基于此，孔子极力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指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而“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篇》）。即经过教育，人民也可以培养成为合乎战士要求的人。孔子又主张教育开放，提出“有教无类”，培养人才的开明主张，把教育扩大到一切人，只要肯学习，“未有不教。”显而可见，孔子“立人”、“达人”是为了开发民智，他已经明智的把培养人才看成社会的重要任务。孔子这个思想是非常先进的。今天，我们要发展教育事业，使教育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就要注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努力培养各种人才。
（四）“立人”、“达人”是教学实践的准则和要求。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坚持用“立人”、“达人”的教学实践准则要求去教书教人，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值得借鉴的教学经验。
首先，孔子坚持“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去培养人才。这是孔子“立人”、“达人”的教学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孔子承认人的个性有差异存在。他说“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论语·宪问》）。“知”、“不欲”、“勇”、“艺”就是他所了解的藏武仲等四人具有的各不相同的特殊才能和个性。孔子又说：“中人之上，可以语上也（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人之下，不可语上也（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论语·雍也篇》）。由于孔子承认人的个性差异的存在，因此在培养人才的工作中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对症下药的指导，使之向更全面、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例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斯闻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答曰：‘闻斯行之’”（《论语·先进篇》）。这就是问题相同，而解答不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不懂这是为什么，就问孔子，孔子告诉他说：“求（冉求）也退（缺乏勇气），故进之（加以鼓励）；由（子路）也兼人（急躁），故退之（加以抑制）。”
总之，孔子的教学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去因材施教的。但是，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孔子是如何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的呢？孔子通过随时随地无拘无束的和学生谈话及谈心，并运用他的更为细致、深入的观察法对学生“视其所以（观察他交往的朋友），观其所由（观察他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察其所安（观察他一贯的表现）”（《论语·为政篇》），从而掌握学生的心理特征，按照实际情况去因材施教。
由于孔子重视因材施教去培养人才，从而造就出许多有特殊成就和才干的学生。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佰牛、仲弓；会说话的有：宰我、子贡，能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路、子夏等等。
孔子按照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去培养人才的做法，值得为人师者效法。
其次，孔子按照“诱导启发”这一教学原则去培养人才。孔子认为，教诲学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篇》）。郑玄注解：“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朱喜注解：“愤是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必待其如此乃启发也。”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会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时，我也是不会启发他的。只有当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时我才会启发他。
作为教师，如何才能使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呢？这就必须采用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篇》）的方法，引起学生的“愤”、“悱”之感，使学生对学习极感兴趣，甚至“欲罢不能”。可见，如何引起学生对学习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教师是有重大责任的。如果教学枯燥无昧，毫无吸引力，学生就不能产生求知欲。
孔子诱导学生，还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把学到的东西吸收、消化，仔细思考，通过思考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如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因此，他所赞扬的学生是能够“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的，他所不满的学生是“学而不思”，“不日为之何如之何”的。当子夏谈“巧笑倩兮……的诗”，子贡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时，因为能够独立思考，有了新的领悟和见解，孔子都大为赞扬。
孔子按照诱导启发这一教学原则去培养人才的理论是很可珍贵的。培养启发学生的“愤”、“悱”之感，发展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正是教师的根本任务。作为为人师者，如果不会设法诱导学生、启发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能力，那么，“立人”，“达人”的工作就做得很差。
再次，孔子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教学原则去培养人才。孔子很反对那种只重视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做法，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篇》）肯定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并要求学生知识学习与实践、行为相结合。假如仅有口头上的知识，没有行为上的表现是可耻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篇》），作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篇》），要努力钻研，少说话，多作事，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学生颜回做到了这一点，孔子一再表扬他“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
孔子还要求学生在“多闻”、“多见”、“闻学”的基础上发挥思考能力，既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把学习与思考统一起来，坚持“学思并重”。否则，“学而不思则罔（受骗），思而不学则殆（做事缺乏信心）”（《论语·为政篇》）。“学而不思”或“思而不学”都不能真正认识问题或解决问题，因而学与思是缺一不可的，必须是“既学且思，学思并重。”并且在次序上必须学在先，思在后，有丰富的知识材料作为凭借，才能有效地进行思考。如果不是这样，即使“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论语·卫灵公》）。孔子的见解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
根据孔子培养人才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思考并重的道理，教师应当善于引导学生在学好书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把知识运用于实际，并在理论贯彻于实际的基础上勤于思考，从而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及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只有这样，才算尽到了教师“立人”“达人”的职责。
最后，孔子坚持按照“教师相长”这一教学原则去培养人才。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把教与学相提并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对教师来说，教人与自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要想教得好，提高“立人”、“达人”的质量，必须“学诲并进”。一方面，自己要不断学习“学而不厌”，另一方面对工作要热心负责，为培养学生成材“诲人不倦”。学与诲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和同一性。孔子这两句话是根据他长期“立人”、“达人”的教学实践而表述的教学原则。
孔子一生不断地学习，又热心教人的事迹，在《论语》中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关于孔子学而不厌的记载，有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学如不及，犹恐先去”；“学无常师”，等等。实际上，孔子一生都在辛勤地学习。这就是他在自述时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他认为学习是一生不应间断的事情，而且要求不断地提高。凡此都说明孔子自己“学而不厌”的精神。
关于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就《论语》上面的记载来看，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譬如说，孔子对他的学生不论在思想、个性和学习各方面，都是很熟悉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孔子具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主观条件，是不能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的，了解学生情况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
孔子不但自己“学而不厌”，教学生“诲人不倦”；而且在教与学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上，首先看到“学”可以更好的“教”，通过学习可以提高教的质量。因此，他一面努力学习，研究学问，编写《诗》、《书》、《春秋》等书籍；同时又把这些学习、钻研的成果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其次，他又意识到“教”中有“学”，学生对教师有时也能有所启发和帮助。例如：他说：“回也，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篇》），“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发也，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篇》）；“起（启）我者商也”（《论语·八佾篇》）；等等。因此，他虚心向学生学习，对能够以“绘事后素”，悟及“礼后”的要道从而对他有所启发的子夏，对能够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中“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子贡都极力赞赏，与他们“言诗”，讨论（《诗经》）上的学问。
从上可知，孔子实际上已看到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孔子教学思想中值得注意的积极因素。作为教师，在学问修养及知识开拓方面，都应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遵循教学相长的原则，做到“学诲并进”，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
（五）“立人”、“达人”是教育动机和教育效果的统一。
孔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教育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政治工作，他的答复是：从事培养人的品德，使人能“孝友于兄弟”也是政治工作，不一定要参加实际政治才是政治工作（《论语·为政篇》）。实际上，孔子之努力于“立人”，“达人”的教育事业，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君子”具有从政能力，能够革新当时的奴隶制社会，实现他施行仁政的政治主张，为他的治人阶级服务。从这个动机出发，他“立人”、“达人”为统治阶级举贤才，在教育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他培养的学生中，很多在各国的政治上取得重要的地位，如子贡为鲁卫相，子夏为魏文侯师等等。孔子培养的学生还对孔子所创立的、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学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立人”“达人”又是孔子教育动机与教育效果的统一。
从上述五点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立人”，“达人”是教师的职业道德，简称“师德”。这个师德观是孔子所提倡，并为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培养人才服务的。它建立在务实主义的基础上，贯彻着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正因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从古代起，就有这么优秀的为人师者，全心全意地去培养人才，才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永远为华夏子孙骄傲的中华文化。
二
“立人”，“达人”的师德理论是时代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二千多年前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急剧变化：经济上，由“井田制”转到“税亩制”；政治上，由“分封制”转至“郡县制”。经济、政治上的变化，引起了文化上的变化：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和“农与工肆之人”或小私有者以及要求解放的奴隶们都要求文化知识，于是产生了文化下移的现象，奴隶主贵族再也不能够垄断教育了。另一方面，由于春秋这个经济、政治大变动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各国的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彼此为争夺土地或劳动者而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公门与私门，各国与诸侯、卿、大夫都争相养“士”，以“士”作为统治管理人才。于是，原来实行的“学在官府”、“世卿世禄制”既不满足，也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社会需要的是受过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士。所需的“士”不是一，二个人，而是成千上万。这些士受一定的教育，获得一定的知识后，达则作大官，不达则退为教师或其他职业，等待从政的机会，这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比之贵族的“学在官府”“世卿世禄制”是大大的进步，它打破了贵族的文化专制。
公门、私门以及各国的诸侯、卿、大夫都以士作为统治管理人才，这就为“学而优则仕”开辟了广袤的道路。孔子有丰富的知识和政治阅历，在“士”为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办起了私学。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范畴，以“文、行、忠、信”四种知识为教，以渊博的学识，遵循教学实践的准则和要求，开发民智，全心全意“立人”、“达人”，培养他理想的人才——具有崇高品德的仁人君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地主阶级找到政治地位和保障，从而实现他的理想社会。可见，孔子“立人”、“达人”的师德理论是地主阶级培养统治管理人才要求的思想表现和道德表现。在孔子所培养的学生中，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前面我们已提到过。总之，在孔学门下“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以显学名世。
“立人”，“达人”也是当时发展生产，向自然索取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例如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具、手工工具大致已用铁制。由于手工工具的进步，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手工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了。这样，生产的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给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士”提供了物质条件。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中牟之民，弃田囿而随文化者邑之半”。可见，当时生产发展了，向大自然索取的物质比过去丰富了，也就是说物质条件允许了，就有许多人可以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知识工作，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孔子才得以作为私学大师“立人”、“达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立人”、“达人”也是当时发展生产，向自然索取的理论概括。
三
“古之皇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重视教育，是我国的光荣传统。我们要进行“四化”建设的宏伟大业，需要大批的人才，而这只有通过教育去培养，才能使人才蔚起，为“四化”服务。因此，批判、继承孔子“立人”、“达人”的思想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59年版第150页）。孔子“立人”、“达人”的师德观就是他比他的前辈提供的新的东西。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时代，孔子不可能作出超乎于社会形态的事情。因此，他的“立人”、“达人”师德观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立”的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才，“达”的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知识。这是孔子“立人”，“达人”师德观的局限性。对这个局限，文革时“四人帮”采取了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们无视孔子及孔子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长期而又巨大的影响，对孔子极力丑化谩骂之能事，对孔子思想一概否定，致使人才的培养工作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对孔子思想遗产，只有对其批判、继承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民教师应继承和发扬“立人”、“达人”教育思想文化遗产，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的师德思想，又赋予其不同于以往一切社会的积极意义。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这是无产阶级的师德观，是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我就自己的粗浅见解，对孔子“立人”、“达人”的师德观予以论析、总结，目的是“取其精华”以更好地完成为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