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旭友
改革与战略 2003年12期
一、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一个永恒的社会范畴，剩余价值不过是其特殊的社会表现形式
剩余劳动作为人类总量劳动中的一部分，从早期人类劳动发生起，就已经存在了。作为剩余劳动的必然结果——剩余产品。从那时起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还必将继续存在，并将以更广大的规模存在。不管是剩余劳动还是作为其结果的剩余产品，都具有自然属性，它们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都是永恒的社会范畴。
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人类社会从来就存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归属不同和数量有差别罢了，在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但原始人仍然能提供剩余产品，形成部落共有的财富，支持部落的扩张与发展，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奠定物质基础；在奴隶社会，奴隶不仅要养活自己，而且要向奴隶主提供全部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并直接为进入封建社会准备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同样，封建社会的农民除了给自己创造一定的生活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为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条件……总之，从远古以至于到人类社会的终极，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都将存在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从原始社会极其微量的剩余产品到共产主义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表面上看是人均贡献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越来越多，从而人们享有的财富越来越多，福利水平也就越来越高。从本质上看，这是人类历史的进程所证实的一条铁律：人类社会的生产一开始就是扩大的再生产。如果没有一定量的剩余产品、剩余劳动为支撑，则这样的生产过程是不可持续的，正是因为剩余劳动的永恒存在，才确保了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现实要求一定的剩余产品来保证，同时也证明了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剩余产品这一不争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资本论》第3卷92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虽然如此。但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的价值形式则不同。剩余价值是伴随着价值这一范畴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时也将随着价值这一范畴的消亡而消亡。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出现具有非同步性。人类自远古以来，剩余产品就出现了，但剩余价值的出现则必须依赖如下基本的条件：（1）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高度发展；（2）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只有当人类的劳动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不同剩余产品的交换，也就是说，产品从此转换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虽然也存在着一定量的剩余产品，也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交换关系，但毕竟不是主体，因此，这些社会形态中的剩余产品的表现只能是剩余产品的一般的物的形式，只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商品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取得了主体地位，商品取代了产品。以价值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剩余产品才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因此，剩余价值是剩余产品在商品经济条件中（当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像价值一样，剩余价值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剩余价值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是剩余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所以说，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是一个永恒的社会范畴，而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而已。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范畴，剩余价值具有双重历史使命：剩余价值首先是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其次是牵引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剩余价值在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尽管剩余价值已经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秘密，但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剩余价值还有一个重大的现实使命没有完成，即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涵义的规定，生产力已经具有一定水平，但仍然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使用价值量增加但全社会价值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究其原因，是由于生产力一定程度的提高所增加的剩余产品不能转化和实现为全社会共享的社会剩余产品。这部分产品尤其不能为创造它们的工人所享有。此时，资本家因为没有达到拥有财富效用的最大化而利用他对资本的垄断权处于超分配地位，劳动者则处于严重分配不足状态，超分配与严重分配不足的对立关系导致了社会购买力低于社会的生产能力而有剩余产品不能实现其价值，因而出现了财富增加而价值不变的悖论。但在马克思的第二种形态的社会必要劳动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相同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4页），事实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剩余产品对资本家的边际效用递减，创造剩余产品的工人所享有的剩余产品由此而比重增加，工人严重分配不足的状况得到改善，超分配与严重分配不足的对立关系得到缓解。在资本所有者财富效用达到最大化的同时，工人的总效用不断迅速增长，市场供求关系趋于平衡，从而社会实现的价值就要高得多，财富和价值同步增加。说到底，只有通过剩余价值对生产力的巨大牵引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解决财富增加而价值不变的悖论，从而达到价值与财富的“双赢”结果。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仍然不是很发达，正处于由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内在规定的生产力水平向第二种形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内在规定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剩余价值的使命还远没有完成。因此，剩余价值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剩余价值的姓：从劳动的角度考察
剩余价值作为劳动的结晶，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而自然而然地被很多人认为它姓“资”。实则不然，它到底姓“什么”，应该根据它在各个社会中所充当的角色和使命来确定。这是由劳动者劳动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为资本所雇佣，劳动者受资本监督而劳动，劳动剩余几乎全归资本所有者占有。这个时候的剩余价值当然就姓“资”了，因为这种情况的剩余价值归根到底都是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使命和历史任务就是为了揭示资本家用以对工人的剥削。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已经不存在马克思笔下所描述的资本所有者独揽企业一切权力的局面，传统式的资本雇佣劳动方式所造成的两极激烈对立的格局已经让位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各阶层为主体的多层次集体协商的合约关系，从主流上来看，剩余价值的分配不再存在对立。劳动虽然还是劳动，仍然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但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和资本结成了一种亲密的协作关系，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当然归根结底归人民”，这种亲密的协作关系使得剩余价值的历史使命发生了变化，由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转变为牵引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
三、剩余价值的姓：从财富的角度考察
从产品转化为商品伊始，剩余劳动的结晶——剩余产品也就具有了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一方面，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直接表现为人类社会的财富增加。另一方面，在生产力不断持续提高的情况下，表明人类所拥有的总价值的增加。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或多种现实需要是剩余产品的自然属性，也是人们视之为财富的根本原因。当剩余价值与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成为一个内在的统一体时，剩余价值也就内在于剩余产品这一实体之中了。因此，从财富角度来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还原为一般劳动过程，在一定的目的、方式和条件下生产预定产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旧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新的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实际上剩余价值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表现为“物”的自然的变化。
由是我们知道，在物质形态上即财富上来看，剩余价值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财富就是财富，它是自然的。从追求剩余产品到追求剩余价值，使人们的欲望得以无限放大。而人们的欲望，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我国的物质财富还不是很丰富，人们的许多需要与欲望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所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范畴，剩余价值所肩负的另一个历史使命——牵引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而且，从剩余价值对促进社会财富增进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姓“社”，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要求所决定的。
四、生产剩余价值与生产财富的对立统一
一般而言，人类财富的增加是和人类福利水平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支配和享有的财富愈多，则社会福利水平愈高。因此，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希望拥有和自由支配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并不是生产的社会财富多了，每个人的福利都一定会提高。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当社会财富增加时，许多人的福利水平可能还不如财富少的年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当农民碰到丰收的年景时，可能过得还不如正常年份。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在丰收年和平常年份所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但是总产量增加了，从实物形态来看，剩余产品增加了，也就是说财富增加了，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涵义的解释，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结果，农民的剩余价值总量没有发生变化。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农民必须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售才能维持正常的或是原来的福利水平。也就是说，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会存在强势群体的超分配与弱势群体的严重分配不足的对立，导致剩余产品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进而出现财富增加而价值不变的悖论，致使社会整体福利水平降低。不独粮食生产如此，在其它部门和行业都存在与之相类似的情况。出现这样的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生产剩余价值与生产财富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这一自组织系统中，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财富的生产是促进这一自组织系统演进的一对矛盾，当外来的因素在作用于这一自组织时，住住会打破自组织内部的平衡，促使这对矛盾激化。矛盾的激化在市场上表现为供求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进一步演化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与生产剩余价值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提出了要求，必须实现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根本解决生产剩余价值与实现剩余价值的矛盾——生产剩余价值与生产财富的矛盾。即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剩余价值在现阶段突出的历史使命。
五、邓小平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
当剩余价值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剩余价值作为推进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历史使命又被历史推到时代的潮头。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那么，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或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又从哪里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剩余价值这个命题上来。如前所述，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并用剩余价值来解释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正是由于资本家“像狼一样贪求”剩余价值的动机，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这就是说，当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被剥削过来的同时，它也不自觉地充当了生产力进步与提高的关键工具。
既然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难道就不可以自觉地利用剩余价值的这一重要作用吗？事实和理论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自觉地利用剩余价值的这一积极作用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理论上讲，在初级阶段，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传统式的资本雇佣劳动方式所造成的两极激烈对立的格局已经让位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各阶层为主体的多层次集体协商的合约关系，从主流上来看，剩余价值的分配不再存在对立。剩余价值已经姓“社”了，利用它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利用好了“剩余价值”这一工具的地方，生产力水平提高得很快，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共同富裕的步子也迈得更快一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剩余价值不独有揭示剥削的功能和作用，在现阶段，剩余价值的更大的历史使命是牵引生产力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为我们大胆利用剩余价值来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勇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政治家的胆略，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首先在引用外资和私营经济等方面为利用剩余价值这一工具来发展生产力撕开了一道道口子。正像他所说的：“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同时，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其实，外面赚的钱归根到底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接着剩余价值如火如荼地延伸到我国的各种经济主体中，它牵引生产力发展的使命从此释放出来，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牵引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从这层意义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如何利用剩余价值来发展生产力，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韬晦”的政治策略在其经济思想中的精妙体现。所以，我们认为，邓小平在阐述其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同时，实际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其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利用剩余价值规律的具体实践。为了加快发展，为了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不只一次为市场经济正名，积极倡导走市场经济道路。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最后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还在苦口婆心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同样也要承认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追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经济运行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打击剩余价值，排挤商品货币关系，我们说我们非常地社会主义了，但是因为贫穷，因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缺乏说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设想，通过逐步的市场化改革，将人们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切引入经济建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
小平同志如此看重剩余价值，并不是他要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的阶级性和剥削性，而是看重剩余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牵引作用。小平同志看待剩余价值的视角，是以社会财富的创造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其社会关系为中心的，通过对剩余价值正面作用的利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是小平同志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而务实的贡献。他所贡献的，是分析问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视角。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贵州省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