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分别于2014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教育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之一，两会代表委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探讨了高校改革、高校的去行政化、文化产业与高校的对接，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热点问题。
本刊记者先后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杰。他们分别就这些热点问题结合自身经验发表了独到的观点和建议。
回顾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取得的成绩，我们欣喜地发现，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善了。尤其是高等教育，大学的数量和招生数量都增加了许多，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了、设备越来越好了、图书越来越多了。如果说有不足的话，在王廷信看来，主要问题在于高校教育的产业化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王廷信认为，教育一旦出现产业化现象，就会迫使教育进入市场，在贫富不均的情形下，人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就不会均等，就会影响到教育公平；在追逐利益的导向下，就会影响教育质量。今年两会特别强调教育公平问题，就是因为此前存在大量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两会针对教育改革涉及到教育公平问题，但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教育改革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程，需要不同的部门来协调，形成一个与教育自身、与人的生存与发展、与社会需求协调起来的良性机制。因此，教育改革仅靠教育部还很难做到。在王廷信看来，高等学校的改革方向首先应当从政府简政放权的大背景入手。一方面，要从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上去思考，全面落实管办分离；另一方面，要从大学自身的机制上去思考，全面去行政化。
重视教育，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涉足办学领域，而在于把重心落实到“管”字上。政府可以创设一套良好的管理办法针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安全等问题进行有效监管，而究竟如何办学，则要激发各高校的自主性。中国目前有2000多所大学，类型多样、地区与民族差异也很大，靠教育部一套思路来办学就难免削足适履。此外，中宣部、中组部以及国家其他部委也搞了许多诸如人才工程之类的项目全面向高等学校渗透。这些项目虽然为高校注入了不少资金，但也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许多学校以政府各类工程作为衡量教师的标准，严重忽视了教学和基础研究，导致大学校长越来越像官员，大学教师越来越世俗化。因此，需要行政部门从招生到培养、从教学到科研大力下放办学自主权，全面释放高等学校的创造能量。
而就高等学校而言，作为办学主体，就要处理好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好自身的办学策略。但现在的大学按照副部级、厅级两级划分，大学内部又有处级、科级之分，大学内部的资源被掌握在行政管理人员手中，一线教师为了应对多如牛毛的行政人员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哪有精力潜心教学与科研？所以，现在大学的行政化与社会的行政化几乎是无缝接轨，大学越来越像衙门，缺少高等学府的气质，这是大学自身的症结。大学是生产人才和智慧的地方，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政策过于一刀切，是与人才培养和智慧生产的规律相背离的。一个大学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领导一句话、全校一模式、教师无地位、办学无特色等现象自然会出现。因此，在王廷信看来，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两会之前，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化的发展逐步转向了内涵化的发展，中国的艺术教育事实上也是随着高等教育大的环境变化在深入发展。多年来，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突飞猛进，可以说，中国的高校基本上80%都开设了与艺术相关的课程。近10多年来，中国的艺术教育在规模上取得很大的成绩，其对提高全民的文化艺术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现在的艺术教育发展来看，大家认识到了艺术的重要性，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艺术，进而学习艺术，这么多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在社会上产生的作用，还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好的一面。但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艺术是个性化的教育，需要相对来说小规模的、因材施教的教育体制。而艺术院校培养的学生，一方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张杰看来，高校和艺术院校对顶级人才、大艺术家的培养是存在缺失的。近10多年来，培养了许多艺术工作者，但真正在艺术界、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作为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少，这也是在艺术教育上需要改进的。这方面，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在今天面临的新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提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一个着力点，是需要重点来抓的一个问题，也是改革的难点。要回归艺术教育其本身的根源。张杰认为，在当今认识艺术教育，其有两个功能或者是目标：一个是要培养大批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和社会结合非常紧密的艺术的人才和艺术的推广人才，这是不可否认的。另一个是应该通过艺术院校的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真正按艺术的规律、按每个学生的个性进行因材施教，用个性化的培养模式培育出真正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大牌的艺术家，这是学校要重点努力的。
作为教育来说，张杰认为，其应该是素质教育，应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中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艺术院校，不是像简单的职业院校，完全针对社会实际、企业需要而进行培养的培养方式。作为高等艺术院校，既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也要提高学生应对社会、适应社会、适应职业的能力，适应社会对高校的需求、需要。一方面，高校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其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实际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需要高校适应这种需求，学校要及时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实时转化为高校教育的一种教学资源。尽可能把当今社会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关注的焦点，转化成教学资源。也就是说，高校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要进行相应的变化，这样才能应对社会的发展。张杰认为，对于当今的艺术教育，有两条路，两手都要抓。在大批量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去启发或者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个性和兴趣，通过学生的兴趣，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让学生把自己的想法、思考以及一些思想的火花，通过亲自动手去实验、去实践、去体会。学生的想法和火花能否变成现实，在于要通过实践去提高其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通过实践的过程，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动手能力的训练，让其尽可能地在学校里面能够了解社会，能够适应社会。 现在中国的艺术教育，特别是设计教育，非常强调与企业的合作、与社会的对接，把企业的一些项目引进到学校的教育当中，把学生做的作业变成各种各样的项目，这种项目又是企业所需要的，让学生“真题真做”，来训练其适应社会、适应职业、适应企业的能力，真正提高其实战能力。但张杰认为，社会对高校的期望非常高，需求也非常大，任何一个教育要完全和职业对接，除了职业教育以外，是完全不现实的，都有其适应的过程。但可以尽可能把需要适应的过程缩短，让这个适应的过程更好地使学生和社会进行无缝衔接，比较顺畅地过渡，这是教育体制发展的方向。当代的艺术教育也好，产学研的结合也好，把社会的资源引入到教育资源里面，把社会的一些课题转换成学校的教学需要，帮助、研究、训练的课题，是艺术教育发展的方向。
文化创意产业与高校的结合是近几年提出的比较多的问题，在邹建平看来，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微笑曲线”，这就需要加强创意，不能老处于低端领域，要考虑到从创意方面获得更多、更好的效益。这一点从学校来讲，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创意课程原来基本上就是学生在学校里学习一种技能。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功利化的。例如，清华大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打出的标语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这非常的功利化。现在的学校，创意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大家都已经非常关注了，除了会给学生开设创意方面的课程，同时也会在学院内建设类似于创意园区、创意活动中心等项目。目前，大多数学校都在做，但是效果不是非常明显。邹建平认为，无论是工科类学校还是文科类学校，或者是艺术院校，学生在学技能的同时，都需要有相关的课程以拓宽其知识面，拓宽其思路，提高其创新能力。这对于高校的管理者而言，如何调动其手中的资源，如何在课程设置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启迪，让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高，而不仅仅是对于一门技术的学习等，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邹建平认为，学生的毕业设计和科研成果可以和一些文创企业对接，产生效益。例如，南京艺术学院有27个比较大的专业，其中有些是可以完全和社会接轨的，但也有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就比较难接轨。比如南京艺术学院的工业设计学院，学生的许多产品设计、包装设计、校园景观设计，以及影视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播音主持专业，音乐学院的钢琴调律专业，这些是完全可以和社会接轨的。但也有一些偏重理论性的专业，比如艺术美学等，需要在理论方面进一步深化。学生不一定在毕业之后就能找到和专业对口的工作，让其去做理论研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来看。
高等院校与企业的合作，近年来已有不少学校在尝试，有的成功，有的并不成功。中国高校的学术研究可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王廷信认为，一方面，不宜提倡一刀切式地与企业合作；另一方面，要从实际需要出发，该合作的就合作，不该合作的不能生拉硬扯。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要与企业合作就必须满足企业的需求。但要满足企业需求，基础理论研究就无法坚持下去。所以，具体问题应具体对待。在他看来，在教学方面，也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区别对待。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一股脑地满足企业的需求，实际上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是矛盾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往往会让每种类型的人才都有用武之地。但由于这么多年社会导向的作用，大学培养的人才都瞄准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严重违背了健康社会的需求。党的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改变社会的单一导向。而高等学校也需要瞄准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培养人才。我们目前的高等学校需要与企业合作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应用型的专业，一类是与企业需求相关的职业类的院校和部分科研能力不足的本科院校。而与国家长远发展需求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更需要远离企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催生原创性科研成果和高端科研人员的涌现。
在今年两会上，许多文化界的代表和委员提到了韩剧在中国的火热程度，对韩国的文化产业大举侵占中国的文化市场，以及中国本土文化产业的衰弱表示了担忧。
邹建平表示，中国文化产业的推广不是没有，韩剧在中国目前是比较火，但像国内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甄�传》《康熙大帝》这些古装剧在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取得了成功，但影响不及韩剧。邹建平认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比如说编剧的因素、商业运作的因素。有的影视剧尽管内容不太厚实，但为了赢利的目的，把它的时间拉长，导致整个片子给人感觉很稀释、很拖沓，有一些亮点也被拖沓的剧情所掩盖，导致观众的流失。韩剧还有一点优势，其男女青年演员都是选择帅哥、美女，以此吸引年轻人的眼球。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些青年演员，在国内也会有一些粉丝，但和韩国的一些影视明星相比，（转第页）
（接第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对艺人的包装方面、宣传方面还做得不到位。影视剧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产品，是通过多个部门的结合，最终才能推出一个好的产品，我国在这方面目前还比较功利，比较急躁，有的事情做得不够精细，急于获取经济利益，自己的底子也不是很厚实。
在世界上，美国、英国也有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它们也做得非常好。韩国的文化产业，客观来讲，并没有美国、日本等国家做得好，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反而比这些国家要大。张杰认为，第一，不管韩国的文化产业如何做，它的核心，包括其特质、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方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联系。韩国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做得更精致，包装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中国更多年轻人被韩剧以及韩国各种各样的艺术产品所打动、所感染。在张杰看来，这和中国的文化、东方的哲学和精神、价值的取向、真善美的追求是相同、相连的，这一点应该要承认。但是韩国在有了这种价值取向之后，在文化产品的包装上面，在艺术创作方面，可能更加精致。此外，韩国在学习西方的一些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上，其转换得更加自然，更加有艺术的感染力。所以这也是我国在文化产业以及艺术创作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张杰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就像10年前，日本动画影响了中国一代人，而我们也要分析其为何能影响中国。当今，我国的动画产业正在慢慢崛起，虽然还存在差距，但崛起的同时，我们也在学习日本动画产业发展的道路、方式。张杰相信，10年之后，中国动画和日本动画的差距会减小，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超越。今天的韩国的影视作品，比较接地气、接近生活，以反映日常家庭生活的形态展现在艺术当中，容易让老百姓产生共鸣，容易感动人、打动人。当下，中国的一些艺术作品有些浮躁、有些空洞，真正以普通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事物的发掘，那种不起眼的、平常生活当中的琐事，将其转化成艺术化的情节，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现在，我们非常强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韩剧里面有跟我们吻合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更多地关注普通人，更多地关注在平常生活中美好的瞬间，唯有此，我们的作品才会超越韩国。我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关键要分析当今文化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在了解了文化产生的原因之后再进行艺术创作，相信局面自然就会发生改变。
（责任编辑：高薪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