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
金融专业-雷明-20114995
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在履行职能时业务活动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存量表。中央
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种类、规模和结构都综合地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现代各国中央银行的任务和职责基本相同，其业务活动大同小样，资产负债表的内容也基本相近。
二、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分析
2011年1月末，中国央行的总资产高达26.9万亿元（合美元4.09万亿），远大于美联
储2.45万亿美元总资产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央行。十年来，中国央行总资产规模扩张了7.3倍，其中国外资产规模更是扩张了14.8倍。然而，中国央行成为“世界老大”后，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忧而不是喜。 以下是2006年到2010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变化：
近五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一）、外汇储备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对外流动性资产，其主要形式为国外银行存款与外国政府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外汇储备的解释为：它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期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外汇储备不足，往往会引起国际支付危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外汇储备过多，则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影响其经济发展。
巨额外汇储备成因分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对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偏低的人民币汇率是重要原因。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时确定的8.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有些过低。理由有二：一是以1993年12月31日外汇调剂市场的美元汇价作为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价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当时我国仍处于经济过热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左右，加之人为炒作，外汇调剂市场异常火暴，汇率严重扭曲，尽管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美元汇率仍然偏高；二是有人曾做过若干商品国内外价格的比较，在一般情况下，用1美元在美国买不到8.7元人民币在国内所购买的商品。正是人民币汇率偏低，加之各种名目的出口补贴，极大地刺激了出口，抑制了进口，成为我国国际收支中最大项目即贸易收支连续10年顺差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
（2）过度引进外资是另一个原因。在我国，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片面理解利用外资的含义，不论条件地滥用外资。有些地方为引进外资竞相放宽条件，肆意降低地价，越权减免税赋，严重地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有的部门将引资数量作为考核下级政绩的重要指标，诱使一些单位不择手段、不讲效益，盲目引进外资。
（3）国际游资的不断渗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预期资金套利几率剧增的状况下，国际游资的渗入对我国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中一些迹象也明显反映出国际“热钱”正在悄悄流入国内。从宏观上看，连续4年的贸易顺差并不都是以前出口未收回的外汇。从微观上看，一些地方出口项下预收货款金额猛增，有的外贸企业转口贸易的收益率高达40%以上，有些居民个人突然收汇、结汇多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诸如此类的异常现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国际游资正在以各种隐秘的方式不断渗入我国。
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1、加大通膨压力，影响货币独立性。外汇储备的增加，促使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被动增加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相应增加货币供应量，产生货币扩张效应和形成通货膨胀压力。2、延缓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高3、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加剧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
（二）、银行贷款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银行贷款规模增速不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也成为再贷款。再贷款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第一，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影响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取得信贷资金的成本和可使用额度，使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发生变化。第二，再贷款利率的调整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和社会宣传货币政策变动的一种有效方法，它能产生预告效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期。
一般来讲，中央银行贷款增加，是“银根”将有所放松的信号之一；反之，是“银根”将可能紧缩的信号之一。 去年我国的银行贷款规模大幅上升，是央行放松银根的表现。
（三）、货币发行分析
我国的货币发行量近年来持续上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两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在经济快速企稳回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给市场凝聚了物价上涨的压力。由于向市场释放了大量货币，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年时间，货币供应量增速曾一度攀升至30％的高位。货币发行量与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GDP（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1）、与物价的关系。当货币增加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量，在缺乏价格结构调整机制和回笼货币的有效手段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情况下，多余的货币经过一段时滞后，就会变为现实的购买力，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长。
（2）、与GDP的关系。1979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运行对金融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货币总量化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一般而言，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又绝非存在着等比关系。在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的幅度相当大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1986年和1990年和2003年，虽然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分别为23.3%、28.1%、20%，但经济增长率不高，至于对货币供给加以控制而经济增长仍然旺盛的情况也不罕见，例如2004年，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要贯彻适度紧缩意向的短暂时间。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幅度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
（四）、存款准备金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存款准备金规模一直在上升。今年年内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表明了央行应对通胀和流动性过剩的决心。这是抗击通胀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只有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并举才是最有效地办法。
上调准备金率直接收紧的是商业银行内部过剩流动性，通过商业银行间接影响社会总体流动性，达到消除通胀货币基础的目的。其前提是社会总体的过剩流动性必须乖乖进入商业
银行即金融的大笼子里，然后，央行再通过准备金率从商业银行那里予以冻结。如果社会总体过剩流动性不进入商业银行而形成社会游资，那么，央行就不能达到上调准备金率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商业银行内部头寸资金空前紧缺，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经营压力。
所以上调准备金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可以过度上调，否则会造成商业银行的难以经营。
三、目前我国央行所面对的风险
（一）外汇储备过高，加剧贬值风险
根据最新数据，我国央行外汇储备已达4.09万亿美元，随着外储规模的不断增长，将进一步加剧其贬值风险。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其中65%左右都是以美国国家和机构债券为主的美元资产，这一方面让人均GDP排名第95位的中国，变相向排名第9位的美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另一方面，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购买大量美元资产蕴藏着巨大的贬值风险，美元每贬值1%，我国的外汇储备将直接损失约三百亿美元。
自去年八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对人民币报6.82，到目前的6.54，升值约
4.1%，由此导致的损失逾1200亿美元。在1999-2009十年期间美国在华投资收益率为15%，加上人民币升值总收益率达18%；对比之下，中国在 2002-2009期间外储投资收益率为
5.72%，考虑美元贬值因素，真实收益仅为1.25%，两者反差巨大。
目前，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主要是贸易盈余、FDI和热钱流入，这是依靠低端制造业“中国制造”低廉的劳动力，在产业链低端给美国人打工，对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换来的“血汗钱”，是随时都会进一步贬值的“绿票子”。在我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这些“血汗钱”通过FDI流入和贸易顺差等方式一进来，央行就要被动地跟着美联储开动印刷机，同时还得按美国人的步调被动升值，替他们的经济危机买单。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现实，决定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政策随时受到美国货币当局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外汇储备的实质话语权，严重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
（二）流动性泛滥，引发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
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大量印刷“红票子”，将超印的货币注入市场，最终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到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货
膨胀，到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道难题。
在商品价格领域，2010年以来CPI持续上涨，今年2月CPI同比上涨4.9％，通货膨胀形势严峻。除我们熟知的大蒜和绿豆等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外，人们为了规避通胀风险，拓宽投资渠道，使很多消费品和收藏品成为了投资品，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价格领域上涨的态势。
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领域，尽管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但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北京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已达到20328元/平方米，大涨42%，上海、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也超过了20%，资产泡沫形势加剧。房价虽然没有直接纳入CPI的统计范围，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却是我们当前不能回避的经济难题。
此外，量化宽松后的输入型通胀也越演越烈。美国先后采取两次量化宽松（QE）政策，合计近9000亿美元注入市场以提振经济，日本则为应对特大地震而向金融市场注资1830亿美元，这些超量引发的货币必然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前景更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引发货币输入型通胀，去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国的CPI分别达到9%、 8.8%、6.5%和3.4%，通胀形势严峻。
具体而言，我国的通胀可分为输入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前者由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后者则是受我国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相比之下输入型通胀是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不是商品现象，其根源在于货币投放量过大。
四、对于我国央行目前面对的风险提出以下建议
（一）央行“瘦身”，化解外储贬值风险
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调整外汇政策，“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 实现央行的“瘦身减肥”。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由政府购买美国国债，未来投资主体一定要向居民用汇与企业用汇转变，“藏汇于民”和“企业国际化”是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矛盾的两大重要渠道。当前，尤其是通过企业国际化实现对矿产资源的战略投资，来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不失为一条良策。
（1）采用“宽出严进”的政策，藏汇于民。应该考虑放宽私人企业和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对外进行投资、消费，在进入的一端控制好热钱的流入。目前每人每年的换汇额度仅5万美元，有超额需求的公民不得不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兑换。鼓励公民和私人企业到央行用“红票子”兑换“绿票子”，反向兑出，做到“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绿票子”让民间带出去，实现央行的“瘦身减肥”，堵住这个外汇储备
大幅增长的根源，最终起到稳定货币调整结构的作用。
（2）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做到“化汇为产”。鼓励我们的企业利用外汇买回国内建设需要的煤炭、石油、黄金、飞机和农产品等战略资源，将外汇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结合。
（3）考虑设立国家级高科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参股或贷款的方式资助相关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收购，改变目前的中国投资公司模式；从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的角度，建议重点收购境外矿产资源，比如中国铝业战略性收购力拓集团的股权，华能集团全额收购新加坡大士电力公司的股份，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二）“三率”治通胀，推行积极股市政策
目前，货币市场的“烦恼”是流动性过剩，“水”太多；资本市场的“烦恼”是钱少，但是“面”太多。面对两大烦恼，关键是理顺当前体制，提出积极的股市政策，有效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接渠道，用货币市场的水和资本市场的面有机相连，使“烦恼”负负相加，负负为正。
从“两率”治通胀，到以汇率为主，“三率”治通胀。除传统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外，应更突出汇率的作用，通过主动的有我们自己步调的，而非被动的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升值模式，先发制人，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和国外的政治合围。
具体而言，人民币升值后一则可降低成本而刺激企业进口，从而抵消石油等大宗战略性商品涨价传导到各行业所致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升值后顺差减少，央行从而少印“红票子”，逐步消化掉之前高居不下的“绿票子”，减缓流动性泛滥。但在这一过程中，应继续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充分重视监控热钱的流动风险。
（1）将积极股市政策纳入宏观战略。应当充分考虑将积极的股市政策作为一项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战略，正式列入宏观经济战略。具体而言，可将间接、直接融资规模列入宏观安排，以年为单位，制定直接融资总量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明确金融监管部门、投资者乃至社会预期。积极股市政策意在推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发展，政府着重宏观层面的引导，更好地为优质企业和投资人创造健康的投融资环境。
（2）提倡人们树立正确投资观，建立股市新文化，通过广大投资人带动上市公司发展，共同分享优质公司成长的果实。当前经济增长形势良好，上市公司质量日益提高，每年盈利均以20%－30%的速度在递增，但是资本市场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重视。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股市政策，没有从一致性、互补性、相通性考虑，没有通过积极的股市政策来辅助调整中的货币政策，对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来取代货币市场间接融资缺乏战略性的考虑。
（3）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吸收过剩流动性，从根本上化解流动性给我们带来的印票子过多、热钱过多的烦恼。首先，重新调整对热钱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热钱不仅仅只有非法的、简单追求投机性质，其本身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只要这些热钱是合法的，我们就应该持
欢迎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加息的方式，使他们再回流到央行，再养成货币“老虎”，使得这些热钱既赚取了汇率利差，也赚取了利息。最好的方法是将他们引导进入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市场的“面”来化解货币市场的“水”，实现“水面结合，负负为正”。
（4）在积极吸收流动性的同时，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要考虑主板、二板、新三板的配套发展，继续打破行政垄断；在品种上要把公司债、衍生品和股票的多层次化引向深入。要在建设新三板市场的理念上，减少行政审批和实质性核准，尽快推出备案制度。
（5）同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融资模式的转变。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充分启动私人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并利用《投资基金法》等相关立法予以规范，最终利用证券市场的放大功能来连通资本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建设，使金融资源配置变得更为合理，符合“十二五”规划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