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政局开始发生变动。苏联继续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却因担心日本入侵，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采取了中立态度。随着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崛起，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开始调整统战政策，推动中共改取联蒋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最终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妥协带来了重大转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肩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此前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中国国民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6－398页。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它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640页。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依照实际的情况，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都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不仅必须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而且还必须把抗
日的国民党武装视为首要敌人来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只是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的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地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但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且很快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这使苏联的处境变得异常微妙。毫无疑问，苏联方面确信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参见《真理报》，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重心久在其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交通线过长，防御力量较弱，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苏方的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决不主动挑起与日本之间的冲突。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大胆支持关内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力图帮助中共推翻国民党，从而达到根本牵制日本北进的目的，对关外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的抗日武装，却决不给予支持。大批战败的中国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均被缴械后送至其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新疆遣返回国。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察哈尔地区组成抗日同盟军，向苏联求援，同样被苏联拒之门外，使得这支武装也很快归于瓦解。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苏两国政府之间依旧互不信任，苏联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但由于日本入侵东北，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正式宣告复交。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
就在苏联高度警惕日本的侵略阴谋的几乎同时，1933年1月30日，高唱反苏反共的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开始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鉴于在欧洲除了苏联外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轻易遭到禁止，且毫无还手能力，斯大林显然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已不足以阻遏德国法西斯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了。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远比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对苏联严峻得多，联共（布）中央迅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
首先，注意到日本这时与美国关系紧张，日苏之间容易引起外交和军事争端的主要只是中东铁路，因此，为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保持远东的平静，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6日在东京开始与伪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
其次，为了尽可能地安抚中国政府，并且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制造麻烦的策源地，苏联政府于8月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很快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开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谈判。
再次，苏联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于1933年12月正式决定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侵略的相互保护协定。很快，苏联一改过去抵制的态度，主动加入了国际联盟。
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方针。
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遭到禁止，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率先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基于这种形势，从1933年3月起，共产国际也一改过去极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开始尝试着与各国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共同争取世界和平。1934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今后，共产国际将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根本改变“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口号。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
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调整，最终促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35年7－8月间的正式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了以争取和平和捍卫苏联为中心思想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依据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4年7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8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9月16日，中共代表团明确将此种策略确定为“反日反蒋”，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11月14日，中共代表团进一步解释这一策略的主旨称：“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直至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分。《中共代表团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11月14日。
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做是“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斗争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统战关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的政策。1935年6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实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则进一步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主张联合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一切党派团体、军官士兵，乃至于“国民党、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主张大家选派代表，共同加入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反蒋”。《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60期，第1488－1491页。据此，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所谓“八一宣言”），在重申了“抗日反蒋”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和“为领土完整而战”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
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统一战线新政策，虽然因为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地传达到中共中央。但是，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代表团所派代表辗转经过外蒙古等地，最终还是将这一策略转变的信息送达了这时刚好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经过无数艰难险阻，损失了90%以上的部队和根据地之后，面对国民党军的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继续沿此僵化的苏维埃革命策略，势必会重演南方根据地失败的悲剧。因此，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到来，无疑给了中共极大的政治灵活性，从而增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就在苏联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在采取相应的步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南方根据地被一一摧毁，红军已经不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重要威胁，蒋介石也不再特别担心苏联利用中国红军来威胁国民党的政权了，因此，1934年秋，即夺取中央苏区的几乎同时，他就试探性地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以了解苏联对他的态度。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4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合译：《苏联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10－214页。蒋廷黻此行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于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到1935年，蒋介石一直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日本军队发动了华北事变，不仅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甚至开始威逼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平津与河北地区，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试图将华北5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
7月4日，蒋派孔祥熙秘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首次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8－219页。3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因为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中方屈从日本旨意的所谓“广田三原则”，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了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秘密军事协定。《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9－222页。将近两个月后，苏联政府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9页。
12月19日，在得知了苏联方面的态度之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4－225页。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蒋即派其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准备转往莫斯科，专门负责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
但是，蒋介石对于和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坚持“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具体到当前的情况，蒋介石要求苏联必须支持在他的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劝告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蒋首先把邓文仪派回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就此进行谈判。而让陈立夫等暂时留在柏林，等待谈判的结果再定行止。
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从1月13日开始，一直谈到1月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同意派潘汉年回国，联系并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以便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22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就军事协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鲍格莫洛夫明确转告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已经研究过蒋介石关于希望苏联出面帮助劝说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的建议。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国民党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当然，苏联同意国共两党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6年12月22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7页。苏方拒绝出面压迫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态度，让蒋介石颇感沮丧和不安。很显然，他相信，只有苏联出面施压，迫使中共同意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服从于国民政府，才能确保在未来中苏合作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苏联乘机援助中共的情况。苏联拒绝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意味着苏联方面不愿承担今后只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义务，这难免会给中苏可能形成的军事互助关系埋下隐患。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却得不到鲍格莫洛夫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迅速电告邓文仪，要他暂时中止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
蒋介石中止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因此，他一面抓紧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之进行谈判，一面也还在等候苏联方面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没有派遣陈立夫马上去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却也没有将陈立夫召回国来。
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这时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一些反对中苏合作，担心因此会影响到既定的剿共方针的少数军政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湖南军阀何健就是此等人的代表之一。他因此想到了向日本通报这一消息的办法。于是，3月中旬末，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包括日本同盟社，均公开报道了陈立夫秘密赴苏试图签订密约的消息。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9月；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98页。而此时又发生了苏联和外蒙古当局公开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设想，只好被暂时搁在一边。陈立夫等也因此被从欧洲召回了。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
苏联政府既然开始尝试着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并且有意商谈军事互助问题，可想而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七大刚刚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方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尚无电报往来，再加上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不够敏感，因此，一直到1936年7月，关于改变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建立起一台大功率的电台，并且发出了第一份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报告了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鉴于两广事变正在进行中，
中共中央亦急于提前发动这一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并提供援助。
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很快就上报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去了。十分明显，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到大规模内战的局面中去，莫斯科所希望的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计划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7月2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尖锐批评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做法，明确提出，在中国目前应当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据此，中共中央亦不得不很快修正自己的策略方针。他们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转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同时，他们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承认“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日帝与把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90页。
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而蒋介石的这种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这时的愿望，几乎有天壤之别。好在中共中央对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有比较实际的估计，因此，他们并没有坚持过高的要求，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而其核心的要求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1月8日。
不过，莫斯科这个时候却并不那样悲观。不仅如此，他们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
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过速，红军未能守住渡河点，致使两万多红军渡河后，大部红军滞留河东，被国民党追军围攻，无法实施原定接取计划。再加上很快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绥远地区向红军提供援助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莫斯科将运送物资的地点转到了新疆。在这种情况下，留在甘北河东的红军和中共中央就陷于国民党军三面包围之下，不要说发展，就连生存都变得极其困难，不得不考虑通过突围，转去内地，以解决数万人的粮食和过冬被服问题。眼见红军将要离开陕甘，与红军已经有了十分密切的统战关系的张学良，在苦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破釜沉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指挥剿共作战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
西安事变的发生，给国共关系带来了一线新的转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这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事变一开始，它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
对于西安事变本身，莫斯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
中央从广播中所得知。尽管他们相信这更多地还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还是多少对中共中央进一步策略产生了某种影响。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就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l8日。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已经开始认识到，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再度收到的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观点，那就是，事变除了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于国际来电之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26－128页。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全力以赴地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成功化解，国共两党也因此再度走向了合作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