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晓达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2006年05期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06)02-0067-04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搞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经典论断一经提出，即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内涵做进一步研究，力求更加全面与准确地把握这句话的精神实质，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一、以人为本：“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本质
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首先在于发展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个问题涉及国家与人民的相互关系，即是国家本位还是人民本位这个大问题。历代非民主的政体都是以国家为本的，只要是国家的需要，哪怕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会倾其国力去实施，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人民都是为国家而存在的，人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其思想的逻辑与民主政体追求的人民本位格格不入。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在1936年曾指出：社会是指通过共同在一起生活、工作来满足相互需要的一群人类，国家乃是组织社会集体生活的一种方式；国家是促进个人快乐的一个组织，构成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目的，而永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是个人的快乐，而不是国家的物质财富。马克思说，“国家是为统治阶级谋利益的工具”。现在我国的“统治阶级”就是人民群众，与拉斯基说的人本主义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很多国家，虽然都强调主权在民，都是民主政体，然而由于阶层利益价值取向的不同，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国家重大政策走向上常与经典作家对人本主义的表述产生一定距离，而不知不觉地回到国家本位的老路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发展的态度。在有些人看来，发展就是建很多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大都市等。为了尽快实现这些目标，有些地方的领导者单纯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精心打造所谓“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他们不能正确处理国家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关系，不明白搞建设本身并不是政府的最终目的，而只能是为人民谋利的手段，其水平优劣的价值取向最终还要以人民的满意度为标准，以致很多地区最终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走过一段痛苦的道路。无论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英美和日本，都曾因为过于追求物的增长，致使人口膨胀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不断加剧，形成“有增长而无发展”，或者叫做“恶的增长”现象。正是源于这些教训，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摒弃了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的做法，要求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特征、历史传统、环境状况、资源条件为基础，由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联合国在1970年10月的大会决议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非正义继续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经过联合国在1972年、1980年、1983年几次大会的逐步发展，到1987年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强调“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从而把发展的代际问题、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而在1994年的开罗会议和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更明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要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要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与社会和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可见，与其将发展解读为“国家的发展”，不如更直接地称为“人的发展”，人在物质、精神、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各方面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自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财政上的成就更为突出。过去我们曾过分强调“国家分配论”，因此而付出沉痛的代价。现在我们搞公共财政，将体现国家本位的生产财政改为供给公共物品满足人民公共需要的财政，其支出的边界包含市场失灵领域和有法律明确规定与道义上应该由政府支出的某些地方，无疑明显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使发展的本质回归到人本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是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亮点之一。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为我国发展中尚存的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沉重的忧虑。例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权阶层贪污腐化日趋严重，不断发生的恶性事故和社会治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这些都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一定距离。
二、与基本国情国力相适应：发展的前提
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凭主观意志和空想的，是有客观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就是要与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保持均衡，与基本国情国力相适应。陈云同志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国力论”，强调发展要与财力物力、国情国力相适应，可惜我们只是在经济调整时才予重视，过了调整期就被忽视了。其实这是任何时期都必须遵循的铁的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个代价，直到如金融危机在东南亚爆发，才像马哈蒂尔那样捶胸顿足地发出感叹。我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之所以发生“三年困难”，也是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而在最近十多年，为了追求GDP，将经济的增长完全等同于发展的情况又发生了。从统计数字上看，多年以来我国GDP始终保持在8%～9%的增长速度，在国际上名列前矛，被视为特有的“中国奇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为这一快速的增长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具体说，我们视汽车、钢铁、房地产等为能促使GPD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将有限的社会资源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到这几方面，直接导致土地、煤炭、电力、油料、交通运输等几种资源价格急剧上涨与供给恐慌；为了维持由上述支柱产业引发的过大需求，在有限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只能减少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供给。显然，这样的高速增长是与我们的国情国力不相适应的，与人口、资源、环境也是不相协调的。应当说，这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的思维方式与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内涵相距甚远。我们从邓小平过去多方面讲话的内容不难看出，他强调的发展是平衡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正是这些讲话，构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著名论断的完美内涵。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起码是曲解了他这一论断的基本精神。我们高兴地看到，为了减少和降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务院已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党中央更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要我们按规律去做，就一定有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扶贫补缺：发展的核心问题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笔者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扶贫补缺，加快弱势群体、落后地区与紧缺行业的发展。现实情况是，很多资源集中用于城市与发达地区发展上。从上海、北京到东南沿海，许多城市设施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毫不逊色。有些所谓“形象”工程，动辄几亿元，乡镇建个会堂也要上亿元。他们应当明白，1亿元在中西部农村大约可建100所希望小学，资助10000个失学儿童读到中学毕业。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与一些人认识上的偏颇不无关系。在理论界有不少人认为，只有保障发达地区能先一步超前发展，才能为下一步发展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积累资金、树立榜样。这种观点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思想的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主张是改革开放中针对多年实行平均主义分配体制而提出来的，旨在打破旧体制，为创建新的分配机制奠定思想基础。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能是继续共同贫穷；然而，只着眼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置贫困的那部分人和地区于不顾，则永远实现不了共同富裕。实际上，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动态的，先富与后富是相对的，暂时的，绝非有一个时间上的界限。东部的所谓先富是沾了中央政策的光，应当从全国发展出发，有责任支援帮助贫困落后的群体和地区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可是，不少先富地区有了钱不投资于西部而热衷于斥巨资搞“形象”，讲排场，大肆挥霍，搞所谓“政绩”。这与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的论断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应当强调的是，先进的地方需要发展，落后的地方需要更快地发展，也只有这样，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发展水平最终才能趋于一致，进入协调和谐的境界。发展经济学上有个“木桶原理”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即木桶的容积是以最短那块板的高低而决定的，要扩大木桶的容积就必须提高短板的长度。若只重视木桶“长板”的打磨而忽略“短板”的加长，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发展的核心问题，若动态地看更应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我们应当认识到，先进与落后之间还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彼此相互需要，各有各的用处，不能相互排挤或替代。所以控制论中有个基本原理，即在任何一个地区或群体中先进与落后的数量应有一定比例，任何一方数量过大都是问题。我们应当与落后人群和谐相处，以有力的措施帮助他们加速发展，使他们也先进起来，在彼消此长的动态过程当中求得一个较为合适的比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把加快弱势群体、落后地区与紧缺行业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核心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基本战略
发展的基本战略，应当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公共利益，就是防止私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防止某一利益集团所造成的破坏最终由社会承担。我国素有“不吃祖宗饭，不断子孙路”的好传统，两千多年前的《淮南子》上就有“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告诫，可惜到了当代反而被遗忘了，频生许多问题。报载，我国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沙化土地以年均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农村有3亿人饮水存在安全问题，还有相当的人受有毒空气的污染而身心健康受到影响。2004年末，国家统计局按人均668元的标准公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为2610万，而世界银行以人均日消费1美元为标准的统计为1.6亿人。能源短缺更为严峻，仅以燃油为例，去年我国原油净进口量1.5亿吨，2010年会突破5亿吨，2020年将需要28亿吨，而那时，全世界可以提供的出口总量只有23亿吨。这些不断污染、盲目发展的结果，使有限的资源供给更为严峻，然很多人至今仍不以为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仍在不断受到污染，已少得可怜的耕地仍在被征占，高耗能的重复建设使油电的供应日趋紧张，只顾赚钱和眼前的利益，而置未来的生存于不顾。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能持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遭到大范围的破坏始于1958年，已近五十年了，其中以近十多年最为严重。要想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据中科院牛文元教授的看法至少也需50年，因这其中必须应对几个基本挑战。如在未来三四十年间会相继面临人口的三大高峰，就业人口、老年人口总量都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在未来三四十年间每年将有12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需城市创造相应的就业岗位；需尽快缩小地区差距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生态环境整体上恶化的趋势及高耗能使用资源的粗放形式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也难以被遏制。这便是未来半个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大严峻挑战，迎接这些挑战，是“硬道理”中最大的硬道理，应当作为发展的基本战略。
五、坚持宏观调控：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们认为，要使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应当把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从根本上改革财政与金融的分配体制作为发展的重要举措。宏观调控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美联储的格林斯潘常有神奇的绩效。上世纪90年代的“软着陆”是我国宏观调控成功的经典案例，而1998年至今的“拉动内需”由于措施乏力，同医疗改革一样其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没有看清须将国内极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作为拉动内需的主力，如城市改造与房地产开发对土地的廉价征用，经济结构调整不能给失业职工以合理补偿，都在使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使中低收入群体趋向贫困化。更有需要百姓花大钱的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使中低收入者连基本的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内需如何扩大？而在衡量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诸指标中，内需的变化应是最权威与最根本的指标，没有这一条，一切增长发展都是难以保证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上新建项目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国内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很低，与印度比要低24个百分点，所以无论如何应将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目标，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
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涉及初次分配，然在目前微观经济靠以廉价劳动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劳动者的收入是很难提高的，需要财政和金融的直接支持。从财政的角度看，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和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提高各种社会保障补贴水平，同时减少消费税的征收品目，都能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然而这些提高或者减少能有多大幅度，要看财政的承受能力。更重要的还有“三农”、教育、医疗等重大的公共品，按理想的要求需财政的投入更为巨大，以目前的分配体制是难以办到的，必须有重大的体制调整做支撑。笔者认为，第一，要彻底地实施公共财政政策，对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能源、交通诸行业要实行充分的混合所有制，吸引更多民资、外资的参与。第二，在公共品范畴内，还须有较大的增减调整。需大幅度增加投入的有：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三农”方面；以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全民教育；以“全民医保”为核心的全民社会保障；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科技攻关；以国土整治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法治建设。这几方面的总投入，应占财政支出总额的80%左右，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大体都是这个比例。其他方面都是为上述问题服务的第二层次的需求，只能按低标准厉行节约或大幅度压缩。第三，为大幅度压缩行政开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须积极地推进政权层级改革，撤消省辖市一级，将乡镇级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金融方面同样十分敏感，与民生有关的一件大事是要妥善解决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使其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要彻底地打破所有制界限，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发挥扩大就业、提高城镇消费水平的功效；控制长期基建贷款，增加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在消解投资饥渴症的同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群众的生活水平。
总之，正确把握“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的基本内涵，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世界经济论坛于最近公布的《2005年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中，我国已由2004年的46位降至49位，而在2002年为32位，这种日渐下降的趋势，也说明我国的发展必须有根本的变革。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介绍：杨晓达，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 南京 21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