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制度研究进展

作者:国艳敏

经济学动态 2010年01期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为了保护低收入劳动者保证其自身及其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之后,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都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最低工资制度。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制度。尽管最低工资制度实施非常普遍,但是关于其是否真正达到了提高实际工资、消除贫困的最初目的,以及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就业、培训等方面产生的效应如何一直存在争议。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近年来,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不断出现,观点分歧较多,实证结论也有不同。因此,梳理和总结这些文献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全球遭遇经济危机,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极其恶劣的背景下,讨论最低工资制度是否能够对劳动者产生保护效用具有重要意义,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一、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一项保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益的标准一直受到国际组织的重视,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相关机构都一直努力推动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ILO曾多次召开有关最低工资制度的专题会议,讨论有关最低工资设定、目标、实施、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的问题。ILO(1992)提出设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水平的四个标准:劳动者的需要、雇主的支付能力、各种社会群体的参照生活标准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ILO(1992)总结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低工资确定机制主要分为以下五种形式:立法决策机制、政府机构决策机制、工资委员会决策机制、工业或劳工法庭或仲裁庭决策机制、集体谈判协议决策机制。各种确定机制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目前并没有就哪一种确定机制更为合理达成一致意见。

  最低工资水平的选择以及确定方法是根据各国最低工资政策目标的不同而不同。ILO(2003)指出有些国家仅仅是为了消除极端的贫困情况,有些国家是为了能够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所以,那些只是为了消除某些极端的雇员被剥削的情况而设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比为了保证低收入劳动者获得足够的收入和生活标准接近一般水平而设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低。在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过程中,绝大多数执行者都假定:最低工资的接受者们(低技能劳动者、妇女、青年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有其他额外的资源可以获得生活来源,或者他们自己愿意接受低于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最低工资要想有效,必须不断更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它可以通过与消费价格指数相联系或者与某个可参考的工资相关联。这个可参考的工资可以是平均工资、工资中位数。不可避免地,这个最低工资水平最后都会被政治考虑所影响。

  在美国,不仅有联邦最低工资法,而且还有43个州最低工资法。这些州在遵循联邦最低工资水平的前提下,可以自行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其他的州和地区直接执行联邦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由于很多州之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存在差异,一些学者对这些差异的原因展开了研究。Waltman & Pittman(2002)用美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家庭收入的中数代表相对的财富,用五类量表来测量左翼政治的实力(民主党对州政府的控制程度),用政策自由主义量表来测量公众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在寻找影响各州不同最低工资水平因素的过程中发现,州与州之间的相对财富和左翼政治的实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公众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对于最低工资的制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研究结果告诉那些想要州政府采用替代性最低工资政策(提高最低工资率)的人,应该把精力集中于政治讨论与辩论上,这样才比较有效果。

  二、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从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以来,有关其对就业产生的实际影响的讨论就一直存在,但至今没有达成一直的意见。从单部门模型的经典理论来看,最低工资的提高使得雇主增加了劳动成本,于是为了维持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雇主减少劳动力的使用,导致劳动者失业,这无疑是最低工资造成的负面就业效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劳动成本的增加迫使雇主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更加有效利用现有资本,增加劳动边际产品,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价格降低,市场需求提高,从而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就不一定是负面的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劳动经济学界比较普遍的认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降低了低收入部门的就业,然而到90年代之后,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并逐渐壮大。

  最早提出最低工资不会降低就业的经济学家是Card(1992)。在1988年7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3.35美元提高到4.25美元,Card利用这次提高展开了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在这次提高之前,加州11%的劳动者和50%的青年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州的新最低工资。Card通过美国劳工部数据和来自CPS的样本来比较加州劳动者就业的变化和其他一些最低工资没有上升的州的劳动者就业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加利福尼亚州最低工资的上升提高了低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但没有显著地降低就业。对青少年来说,最低工资上升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小时和周收入上升了10%,而就业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4%。

  Card,Katz & Krueger(1992)接下来以1990年4月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提高为背景,对美国所有州设定一个短期的面板数据(1989-1990),并通过对州进行分组以及把某个单个州作为样本这两种方法来观察分析最低工资上升对青少年就业产生的影响,这次调查所涉及到的州的最低工资上升的幅度范围很大,如新英格兰州和西海岸州的最低工资上升了5%,而一些南部州的最低工资上升超过50%。研究结果同样发现最低工资的上升提高了青少年的平均工资,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最低工资上升显著减少了青少年的就业率或者改变了入学模式。

  在上面两次挑战传统结论的文章发表之后,Card & Krueger(1994)又继续了他们的研究,将目光瞄准新泽西州。1992年4月1日,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这次他们一方面比较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餐馆员工的就业变化,另一方面比较了新泽西州那些初始工资较高的企业(每小时5美元以上)与那些初始工资较低的餐馆员工的就业变化。研究结果仍然没有发现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率的证据。由于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测不一致,作者进一步研究探寻了这种不一致的原因。结果发现雇主并没有通过提供较少的免费或者低价工作餐的方式来抵消最低工资上升成本,而是把最低工资上升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把菜单的价格提高了。

  针对一些学者对他们使用的数据准确性的质疑,Card,Katz & Krueger(1994)使用更加准确的州层面的数据来衡量州最低工资水平对青少年工资和就业率的影响,得出结论是州最低工资上升增加青少年的平均工资,但是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结果是部分正、部分负,但平均值接近于零,即州最低工资对就业不存在明显的影响。同时他们接受别的学者提出的意见,考虑了滞后性因素以及适当的入学率,即考虑了入学率且把数据时间从1989-1990年延长到1989-1991年,结果也没有推翻他们之前的结论,相反得出的分析结论是最低工资与青少年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与Card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类似,Dube,Naidu & Reich(2007)对城市范围最低工资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的背景是2007年旧金山最低工资从每小时8.5美元提高为9.14美元,调查对象是与快餐业相对的餐桌服务。这个调查采用了更多的控制组,收集了更多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此次提高,增加了劳动者的工资,工资分布被压缩。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观察到的受影响餐馆的就业减少。作者认为这个研究的范围更加小,数据更加准确,比以前更小的衡量误差,研究结果可以让人们更有信心地否定先前最低工资的就业负面效应。

  Card等人的研究结论挑战了劳动经济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认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产生负面的就业效应。他们对Card 等人的研究结论展开了攻击。

  Neumark & Wascher(1994)对Card et al.(1992)的结论展开了质疑,一方面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是有滞后效应的,而Card等人的研究数据选取的时间段过于短,不能很好地测量到由政策带来的就业影响;另一方面,青少年这个群体的选择与成年劳动者存在不同,青少年是否选择就业还与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关,而Card等人的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到适当的入学率这一关键因素。

  Curie & Fallick(1996)认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州劳动者的工资可能直接受最低工资上升影响的比例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把研究对象从州、行业、企业转向个体层面。他们研究了1980年1月(从每小时2.90美元提高到3.10美元)和1981年1月(从每小时3.10美元提高到3.35美元)联邦最低工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作者用个人工资率和部门就业率来确认哪些受雇佣工人是最容易直接受联邦最低工资影响的。样本限定那些在既定的一年是被雇佣的,只评估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变为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受1979和1980年联邦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受雇者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被雇用的可能性降低了3%。

  Neumark & Wascher(2000)运用最初由就业政策协会(Employment Policies Institute)的行政收入记录(administrative payroll records)以及他们自己补充的数据,选择的样本同Card & Krueger(1994)所选取的尽可能一样,得出的结果是新泽西州最低工资上升导致新泽西州的就业相对于对照组宾夕法尼亚州的就业是有所下降的。他们把结论的差异归结为数据设置的不同,认为电话调查得出的数据稳定性较差,所以,数据收集方式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当研究聚焦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同样,Burkhauser,Couch & Wittenburg(2000)采用了其他方法丰富了研究的时间纬度。他们在两个纬度上研究1991年以后最低工资变化,使用青少年就业和最低工资月、州变量来衡量两者之间的关系。评估了允许政策影响存在滞后的模型,允许随时间变化误差结构的不同,也比较了这段时间大量增长和用经济不是很好的过去十年的数据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来确定是否有未知的宏观经济因素操纵结果。这个证据的优势表明,20世界90年代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存在着至少轻微的负向影响,还发现青少年就业对最低工资的弹性是-0.2至-0.6。

  西弗吉尼亚是美国经济总体比较落后的一个州,Dodson(2002)通过对低工资部门就业受最低工资提高影响的研究,找到了证明最低工资对就业有负面效应的确实的证据。当最低工资提高时,低工资部门会更有可能承受就业率的降低后果。数据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每提高10%,西弗吉尼亚的总就业量会降低1.1%。对于最落后的那些乡镇来说,负面效应更加明显,最低工资每提高10%,就业量会降低1.4%。

  Bazen & Marimoutou(2003)发现,前人研究所采用的模型不能够将青年人就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因素考虑在内。所以,他们使用了一个新的替代模型,将青年人就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因素纳入模型当中。结果,在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作者发现青年人就业率与联邦最低工资呈负相关关系。测量出来最低工资对青年人就业的长期效应是:实际最低工资提高10%,青年人就业率就会降低2%~3%。

  Neumark & Wascher(2006)对1990年以来的一些有关最低工资对就业产生影响的文献进行了评论。他们认为,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对于最低工资的增长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这一问题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是如果说近期的研究完全没有支持传统的认为最低工资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观点的话也是显然不正确的。他们主要讨论了最低工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证据显示,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低工资还逐渐开始产生了解雇效应。他们的两个比较重要的结论:(1)很少的例子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最低工资对就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当研究聚焦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Aaronson & French(2007)在暂不假设餐馆业是竞争型还是买家垄断型,而是通过产品市场价格来测算垄断力的前提下,通过比较餐馆业的就业模型来推导最低工资变化的就业反应。研究得出的产品市场证据与竞争模型相符。这个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有一定的市场力,得出结论是最低工资上升10%,非熟练工人的就业下降2%~4%,整个餐馆业就业下降1%~3%。

  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学者们之间的相互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数据来源、样本选择、自变量最低工资表现形式、就业率的衡量方式以及控制变量选取和设计这些方面。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大家对一些问题也逐渐产生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如,确定样本是否是真正受最低工资约束对研究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序列研究方法要同时包含最低工资标准和覆盖率,还能够反映最低工资变化引起的工资分布变化;采用面板数据以及自然研究方法的研究更多的是使用最低工资的变化量;州、年、季度、个体等因素对就业有固定的影响,需要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并排除干扰;入学率这一变量对于考察青少年就业的影响非常重要,需要做好控制。

  三、最低工资与消除贫困

  如前一部分所说,从单部门模型的分析告诉我们最低工资的提高导致劳动者失业,使他们从低劳动收入变成了几乎无劳动收入,不仅没有改善这一部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而且可能使他们从非贫困状态变成了贫困状态;从双部门模型的分析又显示未覆盖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者工资下降,于是他们的收入会更低,也会使他们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然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的最初目标是为了消除贫困,但是从理论分析来看,它不仅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目标,而且还会有更深的反作用,学者们对此问题也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和讨论。

  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改善了贫困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Addison & Blackburn(1999)建立的模型,利用了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对1983-1996年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和贫困人口比例变化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一是16~19岁的青少年(teenagers),二是20~24岁的青年(young adults),这两组人群占受最低工资影响人群的60%,三是24岁以上但没有完成初中学习的成年劳动者(junior high school dropouts),他们是低技能的劳动者,受最低工资影响很大。在研究中作者对分配的测量分为以下几种:各组的贫困率、贫困线1.25倍收入以下的比率、贫困线3倍收入以下的比率、贫困线5倍收入以下的比率。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有效地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的贫困人口比率,尤其是对缓解未完成初中学业的劳动者的贫困程度作用最为明显。

  Neurnark & Wascher(2002)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具体家庭收入的影响,既能够增加贫困家庭脱离贫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会增加原本不贫困的家庭沦为贫困家庭的风险,最低工资的负面就业效应使得那些因此失业的劳动者从原本不贫困的状态变为贫困家庭状态。最低工资能轻微地增加贫困家庭的比例,但是它却使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得到了提高。最低工资的增加让一些家庭获利,一些家庭受到损失。数据显示,对于那些在最低工资提高前后都处于被雇佣状态的劳动者的家庭来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使他们的家庭收入增加,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减少家庭成员的就业,导致一些家庭沦为贫困。没有找到必然的可以支持最低工资能够消除贫困的证据,但是总体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有助于从整体上增加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其消除贫困的正效应要大于其增加贫困人口的负效应,净效应为正。

  但是,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却显示,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消除贫困的作用。

  Vedder & Gallaway(2002)对美国低收入劳动者的研究结论是,美国的最低工资几乎没有消除贫困的作用,相反,有些时候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使贫困更加严重。对于工作时间的实证研究的证据表明最低工资每提高一美元,每年就会导致120~150亿美元的劳动收入的损失。这个数字等于美国人口统计署计算的总贫困人口收入缺口的总额。

  Burkhauser & Sabia(2007)扩展了Card & Krueger的研究,作者发现1988-2003年间最低工资的提高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影响贫困率,对于贫困者、单亲妇女的贫困率也没有积极的作用。尽管单亲母亲的就业率提高了,但是绝大多数原来就是贫困线以上的人,其本来的工资就高于最低工资水平。扩大低收入抵税政策能够更有效的消除贫困,尤其是对于单身母亲来说。

  四、最低工资的培训效应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到,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以及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无疑会增加雇主的劳动成本。培训作为一种雇主为生产而投入的成本必然也会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为了降低成本,雇主会减少对培训的投入,劳动者获得培训的机会将减少。人力资本理论提到,劳动者会愿意在培训期间接受低工资来获取在职培训的机会。按照这个理论,最低工资的设立或者提高会导致雇主减少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并不像理论分析结果一样简单。Neumark & Wascher(2001)提出从理论上预测,最低工资会降低对现有技能提高的在职培训,同时它会增加胜任一项工作所必需的在职培训。但是,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对现有工作技能提高的培训,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最低工资影响了胜任一项工作而必需的培训。

  有一部分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并没有明显地降低培训,有的还发现会有增加培训的现象。Fairris & Pedace(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并没有降低劳动者获得培训的平均时间,也没有降低企业中获得在职培训机会的劳动者数量。Metcalf(2004)对英国最低工资进行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没有总体上的就业效应,但是对家庭护理部门的就业有负面的影响。国家最低工资提高了培训的可能性和培训的强度。Arulampalam,Booth & Bryan(2004)对英国最低工资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没有增加培训也没有减少培训。

  关于最低工资对培训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低工资部门的劳动者,或者是具有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所以本来提供的在职培训的量就很少,所以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于雇主做出是否减少培训的决策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算培训是普遍的,对于他们的在职培训往往是完成他们所在岗位的基本技能的培训,如果雇主减少对他们的这种在职培训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工作,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胜任工作,产品服务的质量就会大大下降,这个成本会更大,造成的后果更严重,所以雇主不会以减少培训的方式来转移这种由于最低工资的增长而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五、简评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效应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给出一个断定,因为它会受到太多的因素影响,经济背景、社会背景、企业的盈利能力、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等等,如果无视这些影响因素,那么剥离出最低工资对就业、收入和培训产生的影响是及其困难的。从现有的文献看,过去的研究中存在几个问题:学者们普遍选择的研究样本是美国,而美国各州的经济繁荣程度都不相同,研究时应该把经济繁荣程度的因素考虑进去。其次,不同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增加的承受和转移能力不同,选择的研究样本如果不科学的话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往往偏离实际。再次,对于得到目前研究结论的同时很少对以往的研究给出可信的解释。

作者介绍:国艳敏,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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