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光皇帝决定严禁鸦片的那一刻起，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已经缓缓拉开了。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十一，道光皇帝在紫禁城召见了林则徐。那时的清王朝还没有过“双十一”、“光棍节”的习惯，一向节俭的近乎于抠门的道光皇帝，也没有忙着去秒杀特价商品，而是一大早就在紫禁城召见了湖广总督林则徐。
道光皇帝提出，要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所说的烟，俗称大烟，学名叫做鸦片，林则徐则毫不犹豫的回禀皇帝，不去。双方谈话的气氛，犹如北京“双十一”的天气一样，一开始就显得凉飕飕的。
俗话常说：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态度。道光皇帝和林则徐，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大臣，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两个人的立场和态度注定不可能一样。
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并不是第一个实行禁烟的皇帝，而鸦片对于国人来说，也并不显得陌生。
鸦片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唐朝时传入中国，长期以来被当做药材使用。明朝中后期从南洋（今印度尼西亚）传来将鸦片在火上加热后吸食的方法，自此，鸦片这只魔鬼终于从潘多拉魔盒中脱笼而出，开始了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三百年的罪恶生涯。
刚开始，只是明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吸食鸦片，而且人数很少。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之后，海禁政策开始放松，受此影响，吸食鸦片的风气迅速开始从贵族向平民蔓延。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禁烟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然而逃出生天的魔鬼，绝不会乖乖束手就擒。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英国是向清朝贩卖鸦片最多的国家，英国奸商在印度收购鸦片，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广州的销售价高达印度收购价的22倍，这样的赚钱速度简直比抢钱还来得快，看来贩毒自古以来就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样赚钱的买卖，就是掉脑袋也有人做。
针对清朝的禁烟令，英国人采取了最简单的应对办法——行贿。实践证明，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往往最有效。
从雍正皇帝时起，乾隆、嘉庆、道光，个个皇帝都在禁烟，禁烟的法令也越来越严厉，但再严厉的法令在英国人的银子面前，也成了一张废纸。
禁烟禁了一百多年，到头来，贩卖到清朝的鸦片越来越多，吸食鸦片的人数也是直线上升，甚至于街上的乞丐，讨到几文铜钱，都要先用来抽几口鸦片。
英国人把整船的鸦片运到清朝，再把清朝的白银整船运走。鸦片贸易泛滥，对清王朝的统治带来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白银外流。
白银急剧外流，造成银价快速上涨。道光年间的银价比乾隆时期相比，上涨了3倍还多。白银外流、银价上涨，致使清朝老百姓负担空前加重，生活日益艰难，朝廷的国库严重空虚，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老百姓期望上天能为他们派来一位清官、一位英雄，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苦海中解救出来。
面对清朝的财政黑洞，有人给道光皇帝出主意了。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朝廷主管祭祀的最高长官，约相当于副部级）许乃济给皇帝上折子，建议朝廷放开鸦片贸易，允许民间种植鸦片，并且鸦片贸易只能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以防止白银外流，至于谁爱吸食鸦片，随他们的便，吸死拉倒，只要管住官府中人不吸就行。
许乃济的意见在禁烟史上被称为“弛禁论”，而弛禁一直以来是鸦片贩子所希望的，虽然这与清王朝一百余年来的严禁政策完全相反。
但许乃济之所以敢上这样的折子，是因为两年前两广总督卢坤，已经将类似的建议，以广东民间乡绅意见的名义呈给了道光皇帝。道光虽然当时未做答复，这就最起码证明道光不会强烈反对这件事，前面既然已经有人投石问过路，许乃济心中自然有底气。
再加上道光皇帝整天为朝廷没钱而发愁，许乃济觉得这正是给皇帝分忧的好机会，一旦皇帝高兴了，保不准会把自己头上的顶戴换个更大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许乃济所料，道光皇帝收到奏折后，内心暗暗倾向弛禁。但道光是个谨慎的皇帝，又将奏折发给两广总督邓廷桢，要听听这位禁烟第一线，朝廷重臣的意见，而邓廷桢其实也是弛禁的支持者，眼看许乃济就要大功告成，但他上折请求弛禁的消息却传了出去，道光皇帝的态度顿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国务委员兼文化部副部长）朱嶟、兵科给事中（监察局司长）许球向道光皇帝上书，坚决反对弛禁。这两人引经据典，从祖制、政体、国防等等入手，把许乃济骂了个狗血淋头。
面对大臣的激烈反对，一向严遵祖制的道光皇帝，不再提鸦片弛禁的事，而是立刻给邓廷桢下旨，让其严查鸦片。道光皇帝态度突变，让许乃济升官的愿望落空了，当然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等着他。
而收到道光发来谕旨的邓廷桢，也才发现自己猜错了皇帝的心思。
原本收到道光发来许乃济的奏折，邓廷桢猜测道光已经同意了鸦片弛禁，因此回复皇帝，同意许乃济的意见。没想到自己同意弛禁的奏折刚送走，皇帝又让自己严禁鸦片，这下岂不是自己未能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往严重了说，这是政治路线问题。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邓廷桢立刻再上一道奏折，向皇帝大肆夸奖强烈反对弛禁的朱嶟、许球，表示自己一定会按照皇帝的旨意严禁鸦片。
从此以后，道光皇帝多次下旨要求严禁鸦片，态度也越来越严厉，朝廷再也无人敢提出弛禁的主张。看到道光严禁鸦片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又有人开始给道光上奏折。
1838年（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外交部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奏折，建议严禁鸦片。
黄爵滋提出，鸦片屡禁不止，是因为吸食的人太多，建议以一年为期，吸食鸦片者必须戒烟，到期戒不掉的一律处死，没人吸食鸦片，自然也就没人走私贩卖鸦片。这个建议一提出，朝廷内外大臣纷纷给道光皇帝上奏折，又把黄爵滋给骂了个狗血淋头。
许乃济提出弛禁被骂，黄爵滋提出严禁也被骂，朝廷这帮官员到底要做什么呢？
以往很多史书，都把支持许乃济的称为“弛禁派”，把支持黄爵滋的称为“严禁派”，其实这种划分是有问题的。
其实清朝那时的大多数朝廷官员，是没有什么立场的，整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揣摩皇帝的心思，这在历史上专门有个词叫做“揣摩上意”，说白了就是要先摸清楚皇帝的心思，然后说话办事再顺着皇帝的意思来，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官越做越大，不会在官场上翻船。
无论什么立场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切身利益是真的，这就是朝廷官员最根本的立场。
所以对于鸦片，绝大多数官员的切身利益就是：即不能耽误我捞钱，又不能给我找麻烦，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立场。
许乃济提出的弛禁，当道光皇帝就此征求邓廷桢的意见时，邓廷桢不仅表示支持，还很快弄出个《弛禁鸦片章程》（放开鸦片贸易的具体方案）出来。
对许乃济的“弛禁论”，全国上下都反对，为何两广总督邓廷桢会表示支持？其实答案很简单，广东是查禁鸦片的第一线，清朝大部分鸦片都是从广东走私入境的，朝廷追究起鸦片泛滥的罪责来，身为两广总督，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而事实上邓廷桢的前两任，都曾因为鸦片的事被道光皇帝革过职。因此只有放开鸦片贸易，邓廷桢这两广总督的位子才能坐得稳，所以他支持弛禁。
可鸦片贸易全放开了，其他大小官员还怎么靠禁烟捞钱？所以除了广东的官员，其他人都反对禁烟，并且还要找出一万条理由来证明鸦片必须严禁。
当黄爵滋提出严禁鸦片，一年烟瘾戒不掉的全部处死，朝廷大臣、各地督抚一片反对声，原因也很简单。
当时朝廷里两成官员，地方上三成官员都抽鸦片，如果到时烟瘾戒不掉，莫不成到时都把他们都处死？有些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本身就是瘾君子，到时戒不掉烟瘾，难道自己把自己的脑袋砍了，因此这事根本就没法干，大家自然也要反对。
虽然事是这么个事，但话却不能这么说，因而对于黄爵滋的提议，大家众口一词，鸦片要禁，但不能这么禁，应该在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要加强盘查，严禁鸦片流入。鸦片为什么禁不住，就是因为广东没把好关。
这帮家伙说白了，就是钱自己要照捞不误，但责任却要有广东官员来背。这么一来，禁烟的球转了一大圈，又被踢回两广总督邓廷桢这里。
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支持黄爵滋严禁的建议，湖光总督林则徐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封疆大吏，林则徐支持黄爵滋的提议，证明林则徐和那些道貌岸然、口是心非的官员不是一路人，他是真心支持禁烟的，这才是一位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
正在朝廷对如何严厉禁烟展开大讨论的时候，皇亲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竟然跑到尼姑庵里吸食鸦片，还被人给抓到了。道光皇帝闻讯大怒，觉得这两人真是丢尽了皇家脸面，下令革去二人爵位。
道光皇帝越想越气，最后想起许乃济的“弛禁论”来，一肚子火又撒在这家伙身上，下令将许乃济官职从正四品降为正六品，责令其立即退休回家。许乃济的政治赌博到此彻底失败，受此打击，回家后不久，许乃济就死了。200年后，许乃济家族出了个名人，他就是台湾著名历史作家高阳。
许乃济被贬，证明弛禁论已经彻底被朝廷所抛弃，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等人受到道光的重视。林则徐认为，如果不严禁鸦片，那么“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读到这句话，心头为之一震，果真如此，清王朝当离亡国之日不远，禁烟，不能这样下去了。
广东作为禁烟的第一线，多年来禁烟工作基本上没什么进展，大量鸦片从广东走私入境，英国鸦片商、国内鸦片贩子、烟民数量，广东都是最为集中的地方。
要严禁鸦片，就必须派一位精明能干的大臣前广东，只要能在广东堵住鸦片走私的漏洞，清朝的禁烟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和突破，但是派哪位大臣去才合适呢？
当时清朝的九个总督中，道光皇帝最赏识的有两个，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琦善，两人都是有干劲、有魄力，并且都很有政绩的官员。
在许乃济的弛禁论遭到大臣的反驳，道光下旨严查鸦片后，清朝9个总督里面，缴获鸦片数量最多的三个人，林则徐第三、琦善第二、邓廷桢第一。
邓廷桢在鸦片的重灾区广东，又有过支持弛禁的错误立场，因此为了改变在皇帝心中的印象，卖力禁烟毫不奇怪。而身在直隶（今河北一带）的琦善，缴获鸦片数量排第二，说明琦善禁烟工作还是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至于琦善后来如何变成了投降派，我们会在以后细说。
琦善时任直隶总督，担任着保卫京城的重任，不可能把他换下来，邓廷桢早前禁烟立场不坚定，剩下最合适的人选就只有林则徐了。
道光皇帝命林则徐立刻进京面圣，林则徐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来了。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十一开始，皇帝连着八天八次召见林则徐商谈禁烟问题。
第一次召对，道光皇帝向林则徐提出，要林则徐到广东负责禁烟，林则徐一听，直接拒绝，不去。
鸦片越禁也多，其根本原因就是除了皇帝外，其他各级官吏都把禁烟当成一条生财之道，在他们那里，禁烟是假的，靠禁烟来捞钱才是真的。
林则徐为官多年，深知官场积弊已深，要想彻底禁烟，无异于成为官场公敌，禁烟如果得不到皇帝的绝对支持，结局必定失败，在不清楚皇帝的真实意图前，林则徐自然不愿意接受禁烟使命。
道光皇帝表示圣意已定，坚决禁烟，看到皇帝禁烟的决心，林则徐最后同意，前往广东禁烟。
随后七天，道光皇帝每天召见一次林则徐，就禁烟的措施进行了详细商议。第三次召对结束时，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禁烟方案十分满意，特赐林则徐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可林则徐时文官，不会骑马。道光第四次召见林则徐时，看到林则徐骑在马上，双手紧勒缰绳，战战兢兢，十分紧张。道光又改赐林则徐不必骑马，可以坐轿进出紫禁城。
此后林则徐坐轿进出紫禁城，与道光皇帝又进行了四次商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赐与“钦差大臣关防”大印，前往广东禁烟。
八天八次召对，先赐准许紫禁城骑马，后赐紫禁城坐轿，并封为钦差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大臣从未有过的殊荣。由此可见，道光皇帝对禁烟的迫切和对林则徐的殷切期盼。当林则徐结束第八次召对，走出紫禁城，决心前往广东禁烟时，中国近代史的一页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