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下中国农民工
阶层的形成探究
姓名：曹羽
专业：社会学系
学号：1000016806
提交日期：2010年12月30日
目录
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下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探究 ............................................................... 3
一．问题提出 ........................................................................................................................... 3
二．文献回顾 ........................................................................................................................... 3
三．研究资料 ........................................................................................................................... 4
四．分析 ................................................................................................................................... 5
（一）资料分析——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因素 ............................................................... 5
（二）理论分析 ............................................................................................................... 6
1.政策方面 ................................................................................................................ 6
2.社会认知方面 ........................................................................................................ 6
3．传媒与学术方面 ................................................................................................. 6
五．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探讨 ........................................................................................... 7
六．总结 ................................................................................................................................... 7
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下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探究
【内容摘要】近几十年来，城市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众多基础设施、众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都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客观来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关系到未来五十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为此，笔者深入北京大学附近的建筑工地，通过对部分建筑业农民工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农民工阶层，并试图运用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来探究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尝试性建议。
【关键字】 结构化理论 建构主义 农民工阶层
一．问题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外资企业陆续兴办，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进城务工，中国的农民工阶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农民工凭借着自身勤劳勇敢、敬业奉献的品质，以神奇的力量改变着国家的面貌，促进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为其创造和提供一个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农民工在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既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的极大挑战。工业革命时期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经济飞速发展的光环之下是对工业化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中国农民工能否避免欧洲工业化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和遭遇，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课题。伴随着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诞生，全社会再次掀起了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热潮，于是，农民工问题成为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不断变动的情况下一个急需关注、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社会结构范式一般将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至于社会结构中考察，探讨农民工进城的结构性原因、对现有结构的冲击、整合于城市社会结构的程度和这个群体的流动趋势。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流动农民工过程中，秉承了社会结构的分析范式。李春玲指出，由于制度安排，进入城镇就业的流动农民工被定位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最低社会位置上，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位置严重制约了他们个人的流动类型，个人流动很难突破该限制1。李培林认为，流动农民作为“一个过渡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不是加剧而是缓解了城镇之间的对立与差异，并正以其特有的边缘群体身份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层次，并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层次的扩大和推延来实现社会相对平稳的1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农民流动与性别》，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
重组”。2
有些研究者反对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来解释农民流动这样一个并非纯经济的现象而提出了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行解释的想法。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与制约，农民不可能主动实施外出的选择，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3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很多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但他们的户口却仍在家乡，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城市农民工阶层。有的学者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他们认为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障”（social closure）制度，它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的范围之外。这套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分层制度体系，又可称之为“身份制”。在这一制度下，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制约，户籍身份的限制，受到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的限制，农民工难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分隔成处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最低社会位置的群体。李培林4认为，进城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变化。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是因为因为制度化安排的惯性——虽然高于仍在务农的农民，但在城镇分层体系中仍处于最下层。
三．研究资料
为此论文，笔者在北京大学附近对建筑业农民工做了较为详细的访谈活动，希望通过对建筑业农民工的有关调查来更好的了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现状。
首先我向他们询问了来到北京找工作的原因。其中一位农民工回答：“为了赚到更多的钱。”接着，他又说道，“以前金钱都是在地里面刨出来的，现在钱是在城市里闯出来的。”我接着问道：“那家里的农活是否有人继续打理？农田是否出现了荒芜的现象？”他们都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家里的老人或妻子孩子还在种地，因为有了拖拉机、收割机之类的农具，现在的农活较以前更轻了，基本上能够照顾得到，但是确实存在着农田荒芜的情况。在我将要继续询问下去的时候，一位年轻人又说道：“要是没有了农民，大家都吃什么呢？世界上的人类恐怕就要灭绝了！”——这真的让我看到了农民朴实、真诚的一面。接着，我开始询问他们来到北京打工后的生存状况。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自己租房（除非在工作时雇主提供住所，如地下室等），一天的房租有几十元钱左右；多数情况，遇到小病时他们多会挺过去或是简单的到药店去买一些药，而极不愿意前往医院就诊。无法解决的大病会回到家乡治疗。一位农民工还讲述了他得了一次感冒而在医院花了800多元的经历。他们在工作前，几乎不会签订劳动合同，这就使得他们缺少了权利的保障；而且，规定的8小时工作日经常会被雇主延长。在谈到最为敏感的报酬问题时，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承认自己遇到过老板拖欠工资的情况，少则几天，多则数月。甚至有的老板采用了用实物做报酬的办法（如将一辆车作为工资分给了一个建筑队伍）。在自己的工资无法得到时，他们多会采用向有关部门投诉、报告，向工会组织等寻求帮助的方法，但也不排除集合众人，以武力相威胁，当面向老板讨要薪水的可能。谈及他们的业余生活，他们都表示，吃住的开销找到了他们日常支出的绝大部分，再加上时常出现的加班加点现象，他们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逛街、观看影视节目、上网（有条2
3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 1996年第4期 黄平等：《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社会学研究》 1998年第3期 4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 1996年第4期
件的情况下）等是其主要的业余活动。另外，我还请他们展望了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多数人表示，希望在城市过上好日子，把妻子孩子接到城市居住或在城市娶妻生子。有人还引用了麦克·阿瑟将军那句著名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此外，我也对农村当前的状况有了些了解。农村医疗保险真正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农民的肯定，如山西阎良市的医疗卡的发放就惠及到了广大农民。而义务教育制度在农村却存在着问题。一些生活贫困的，或是有两个、多个孩子的却没享受到义务教育，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或是悲哀。访谈结束之际，人们纷纷建议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走进农村，担任村官，取代一些“连字都不识”的基层领导，以此真正促进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四．分析
（一）资料分析——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因素
1.推动力因素
（1）农民土地意识的转变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当前，由于从土地上难以获得较高的财富，广大农民更希望通过到大城市打工来取得报酬，而把土地的耕种当做自己的一项“副业”，尽管他们深知土地对于人类的重要，但出于“心有余力不足”的心态，他们更多的选择来到城市而把土地交给留守农村的老弱劳动力。
（2）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
在访谈中曾提到，现在的农民由于有了拖拉机、播种机等现代化机械的帮助，他们更多的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强度的下降使得妇女、老人、儿童也可进行农业生产，极大解放了农村的壮劳力。
（3）乡镇企业、国营农场发展缓慢
访谈中曾有人指出，自己由于国营农场的倒闭而来到城市打工。由于其经营不善，有的工厂甚至到了卖地来偿还贷款的地步，这些企业、农场的滞后发展极大削弱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农村医疗、社会保障的改善
国家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每月都可以领到几十、甚至上百元钱的补贴，而且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极大改善，这些都使得那些为照顾子女、老人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了后顾之忧，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提供了动力。
2.拉动力因素
（1）城乡差距日趋扩大
尽管城乡差距自解放前就已存在，但近年来城乡差距却呈不断拉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这无疑是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最重要因素。
（2）人口管理制度的松动
自2003年沈阳市在中国国内首次宣布取消“暂住证”制度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筹划取消暂住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等，有的人大代表还提出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的议案，农业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障碍已经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明显的弱化。
（3）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处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过度的阶段，受科技水平的制约，我国的经济仍以加工产业为主，这就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未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落脚点。
（4）新一代农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
新一代的年轻农民有一定的知识，他们渴望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生活，不愿一生在土地上“刨”出财富，城市文明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对于寻求新鲜事物、享受新鲜刺激的年轻农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同时，他们富有朝气，具有无畏的精神，渴望在城市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可以说来到城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二）理论分析
这一部分将主要从建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来探究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原因。
建构论认为，人是能动的主体，社会行为规范是人们活动、建构的结果，而且人们处于不断的对社会规范的建构之中。农民工阶层，作为不同于城市市民的一个社会类别，是中国近二十年来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可以从政策、社会认知、传媒和学术的文本话语变化中分析农民工问题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建构而改变的。
1.政策方面
凭借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管理系统、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系统将城市流动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这种社会类别在城市中由于不拥有合法的身份，就有理由接受不平等的社会待遇和享受不平等的社会政策，使得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类别被有意或无意地社会建构，这造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形成。
2.社会认知方面
在流动农民工或城市居民的社会认知系统中，既包括一种视为当然的“背景知识”，即一种非反思性知识，这源于社会结构性安排和资源分配结果；也包括在日常的社会互动模式中的社会印象或社会比较，不断地被再社会化，内化为一种知识系统，强化这种社会分类。首先这源于城市对农村的偏见和“置错”的认知系统。由于受到社会空间的限制，城市居民或城市管理者对农村人愚昧、无知、自私、混乱的社会认知系统并没有较大的改变，这就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或者所谓的主流文化对农村人这个在社会阶层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的污名化过程，另外，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最后达成了“自我类别化”或一种“再社会化”，即一种社会分类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个体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为“我群体”与“他群体”，通过建立我群之间的相同性和他群之间的差异性实现对社会身份的认同。这一问题在农民工子女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3．传媒与学术方面
知识精英、大众传媒为这种新的社会类别的形成与强化提供话语场域，参与知识建构和信息传递。“农民工”、“流动人口”、“外来民工”从指称上讲，本身就是一种对流动农民工群体
的社会属性的某种轻视。“包括知识界、舆论界的有关城乡迁移人员权益问题的讨论，往往也是在“流动人口权益”、“农民工权益”的语境中展开。”5这种特殊的分类在舆论界和知识界被合法的予以讨论，使得这种歧视性的社会类别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再生产和固化，建构出“农民工”这一主体身份，也为“城市居民”和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话语框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二重社会。
总之，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类别，既是社会制度安排和城市公共政策的结果，也是知识精英、大众媒体等知识、文化生产者共同“谋划”的结果。
五．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探讨
1.关注农民工阶层的话语权
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不是由他们客观的弱势地位所决定的，而是需要一个话语和行动的社会建构过程。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社会待遇，需要别人的同情、关爱与照顾，而不是管制、监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歧视，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群体的一部分。
2.加强农民工劳动保护、权益保障的制度化建设
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政府劳动主管部门要探索建立农民工工资监督机制，监督企业农民工工资制度执行情况，重点监督农民工的同工同酬问题、最低工资制制度执行情况、是否按法律标准发放加班工资。
加强劳动保护执法力度。第一，严惩雇用农民童工的行为。第二，强化工时审批制度。劳动保障部门应强化企业工时制度的审批，在企业申请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制时，要严把审批关。
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首先，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必须深入贯彻国家政策，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大病住院保障问题。其次，要加强执法。各地政府要加大对不及时交纳医疗保险的企业处罚的力度，对那些想方设法逃避为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义务的企业，劳动保障部门要按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严格执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的规定。最后，政府要加大对违反国家工时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侵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企业及其高管的行政处罚力度。可给予巨额罚款、勒令停业整顿、提请司法机关冻结企业银行资金，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禁止企业主管人员在一定时间内独立或合伙、合资开办企业，或担当企业高管不等的处罚。
3.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由上文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发展的滞后成为了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推力。为此，要完善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大学生村官制度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更好的吸纳农村劳动力资源，削弱农民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
六．总结
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有很多，包括社会结构和分层范式、社会网络与社会行为范式、社会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分析范式等等。本文只是从结构化理论与建构主义这两个视角5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3期
进行了分析，角度、观点难免存在些许不足，而且在资料方面也存在着访谈内容不够充足等问题，但这也可以说是对农民工问题的一次有益探索。
农民工，这一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我们希望能够用社会学有关理论分析并解决目前农民工阶层遇到的社会问题，从而激发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参考文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微软有限公司 《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就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3
王思斌 《社会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3
程远征 《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7
潘泽全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11
闫志刚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5
李涛 李真 《农民工 流动在边缘》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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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
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