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顽固的手艺主义者
1990年，旅居美国的中国画家何多苓在给国内一位同行的信中，郑重告诫中国的青年画家，不要到美国来。
如果他像陈逸飞一样驯服，按照美国老板为他设定的路线，做一个专画印第安人的
行画大师，也许他早已成为 “先富起来”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但是他拒绝了。画廊老板对他说，你来画印第安人，没有一个美国画家画得过你。他不干。这样，他有点意气用事地终止了跟那家专为康涅狄格州的富人服务的商业画廊的合作。
那时，他年轻，有脾气，长发飘飘，为艺术而艺术；
现在，他没有一丝老的迹象，甚至可以说依然年轻，脾气没了，头发短了，依然为艺术而艺术，绝不屈尊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并且，瓜熟蒂落地，他的那些纯种的艺术，也已经有了通畅的市场。在他的画室里，刚刚涂了一遍油彩的那些妇女和婴儿，离最后完成尚有时日，却早已被他永远不会认识的“收藏家”订购了去。20年前，人们是不会把那些看着有点吓人的婴儿挂到自家墙上的。
何多苓的出道，如果不是因为运气较差，应该与他的同学、大名鼎鼎的罗中立同时。1980年，罗中立的《父亲》在“文革”后的首届全国美展获得金奖，何多苓的一件作品，却因为画的是几个青年在唱歌，主题“有问题”，初选时便被四川美协的领导刷下来了。他们说“那些青年在唱什么呀？”
1981年全国美展，四川画家再次大出风头，个个大有斩获，至少也得了三等奖。那时，何多苓正在赶制他的第一幅重要作品《春风已经苏醒》。几个画家从北京回到成都后，看着画了一半的《春风已经苏醒》，都表示困惑。他们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仅仅是一个小姑娘坐在草地上。
小姑娘身边的那些枯黄的草，是他用细毛笔，一笔笔勾出来的。这种苦行僧式的画法，并没有受到鼓励。何多苓这么画，灵感来自一个名叫安德鲁·怀斯的美国画家。在某一期的《世界美术》的封底，有一幅怀斯的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的是一个残疾的女孩，半卧在坡下，仰望着山坡上的房子。这件复制得很拙劣、颜色极不准确的印刷品，以其细腻的画风，和深藏的情感，给了何多苓极大的冲击。“我一看傻掉了，原来可以这么画啊！我觉得我骨子里向往的，就是这么一种孤独神秘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我一看便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就觉得我的毕业作品要用这种画法来画。”尽管很多年后，何多苓在美国看到的怀斯原作，并没有给他任何震撼，“还不如印刷品，不看也罢”，但在另一个时空，对于怀斯的“误读”给了他最丰富的滋养。
老是画老头，看到就恶心，
要是漂亮女模特我就愿意画
何多苓对自己的绘画天分毫不怀疑，很多年后，他翻出自己的少作，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不满。“看起来都很成熟，谁都不相信是小学生画的，好像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早年他并不是一天不画画就活不下去的。读高中时，像很多男孩一样，他的兴趣转移到了飞机模型和无线电上。那时，绘画大约只是他诸多业余爱好中稍微偏重的一种。
1969年的下乡，对于何多苓来说，是一件日后要严重影响其艺术道路的大事。
“我们插队的那个地区在冕宁县边界，靠近西昌，是很偏僻的山区，现在很有名气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在那里。那个地方的地貌像云南，天高云淡，山是光秃秃的，风特别大，这一切跟成都平原完全两码事。彝族人的形象和服饰，还有他们的风俗习惯，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我整个80年代的画都跟彝族有关。”
成都一个师范学院招生，知青何多苓考上了，在那儿接受了一年的正规艺术训练。
这时他的油画技法已经趋于纯熟。
1977年何多苓有两件大事，一是在29岁的年龄上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二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陈逸飞正是在那次美展上亮出了他的经典之作《占领总统府》。何多苓画的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端着盛满墨汁的钢盔，在墙上写标语。
“那些领导一看我的画，就说很好，他们喜欢那种以小见大的作品，一个人表现千军万马。”
何多苓他们那一届考进川美的几十个学生，个个拜过名师，人人身手不凡，“老师已经没法教这帮学生了。”
据何多苓自己描述，川美读书期间，他是一个“潜心画画，谁都不招惹的学生，对老师也保持尊重”，但毕业时老师对他意见很大，因为一些同学对他崇拜得有点过火，传到老师耳朵里去了。
本科后，又读了研究生。导师对他不满意，因为他经常逃课，导师安排的模特他根本就不想去画。
“老是画一个老头在那里，皮肤颜色又难看，我看到就恶心，不想画，要是漂亮的女模特我就愿意画。”
他的研究生毕业创作就是那幅《春风已经苏醒》。
导师只看了一眼就否定了：“就是一个人坐在草地上，没任何情节啊？哪有这么画油画的？不行！”
那个安德鲁·怀斯成全了他，也害了他。最后，导师连分都没给他打。
结局很严重。分配的时候，他竟然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折腾了半年，找了很多上层人物，甚至惊动了成都市长，最后高层发话，才把他强行分到成都画院。
何多苓一直很想画关于知青的题材。当时的画家画知青，都是直奔主题，画一些生活场景。何多苓说他想画出那种纪念碑的感觉。
那幅名为《青春》的油画，是何多苓的第二件名作。陡峭的土地，插在土里的废弃的犁，无遮拦的炫目的阳光，一个孤单的女知青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裤腿挽起，一只脚因劳累而略微翘着，表情疲惫，眼神迷离，苍鹰在她身后飞过，在大地上投下阴影。
何多苓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个模特，一个女高中生，“用她来表现那种很迷茫的受到摧残的感觉，既有青春活力，又很迷茫。”
“高中生有这种体验吗？”
“她的形象有那种感觉，她本身就长得很迷茫，她的形象有说服力。
这幅画后来参加了第6界全国美展，得了三等奖。
彝族美女高不可攀啊
人物周刊：说说你的彝族时期。
何多苓：彝族的形象的神秘性很吸引我。有些彝族人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非常棒，像欧洲人，这一点对我震撼很大。他们的服饰，黑色的帽子，黑色的衣服，裹紧的披肩，远看是很有力的一种造型，特别有强度，这些给我提供了一些视觉上可以利用的因素。
我画的不是客观的那个凉山，以至于有些彝族画画的人跟我说，你怎么把我们彝族丑化了呢？我们彝族衣服这么好看。我说我都把你们画成神了，你们还不喜欢？我已经把你们提到了一种神圣的高度了！实际上很多人画彝族都是在画民俗，我对民俗没兴趣，我画的是我心中的印象，我觉得彝族人的形象和他们的山啊土地啊，结合在一起，刚好适合我那种表现。记得在美国鹰画廊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画家，他就是画很民俗的彝族，火把节的盛装，很复杂的花纹。
人物周刊：他追求一种真实性？
何多苓：对，非常漂亮。看画的人很奇怪，说你们俩画的都是同一类人，怎么看起来这么不一样呢？我画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彝族，有多少人看这幅画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解读，这样就更像一首诗，不明确，尽可能地含混，我就喜欢这么一种东西。罗中立的那个《父亲》，大家看了马上就可以解读，所有人的解读都一样。我画的就一定要你既可以这么去理解，也可以那么去理解。
人物周刊：彝族人有什么段子没有？
何多苓：没有，彝族人很沉默。
人物周刊：你在西昌插队的时候有彝族女朋友吗？
何多苓：不敢，想都不敢想。
人物周刊：不想被留在那里？
何多苓：不是，因为她们高不可及。彝族的美女啊，简直让你惊为天人。男人女人都漂亮，骨架很大很高傲，走起路来上身纹丝不动。彝族美女穿着长裙，远看就是贵夫人的感觉。现在没有了，找不到了。
叫你画人就画人，叫你画狗就画狗，见鬼了，我不干
人物周刊：你第一次去美国是什么时候？
何多苓：1985年，待了3个月，访问学者。第二次是1989年，待了一年就回来了。
人物周刊：在美国有没有会见一些重要的当代艺术家？
何多苓：没法交流就回避这种交流，用处也不大。对美国当代艺术毫无兴趣，没感觉，甚至反感。
人物周刊：你在国外四处走动时看了哪些原作？
何多苓：美国所有的博物馆，英国所有的博物馆，还有荷兰的博物馆我全看了，有些我觉得确实好，但我觉得没什么震撼，没什么高不可及，甚至不想再看。
人物周刊：去美国之前，你对怀斯的热情还是持续了很久吧？
何多苓：当然。后来我的画跟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但我画彝族的那段时间就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一直到我去美国。去美国后我还在画彝族，已经很无聊了，因为那个地方太遥远了，从时空上讲有种隔世的感觉，就觉得这么画很虚伪，是在编造，最后变成一种构图和演绎了，丧失了内心世界跟现实之间的联系。披萨饼，汉堡包，每天街道上弥漫的都是这种气味，你再去想当知青时彝族地区干燥的土地，松树的味道，那就太远了。当时是画廊邀请我去的，希望我为他们画《春风已经苏醒》那种风格的画，保证我发大财。最后他们希望我画什么呢？印第安人！
我一想不行啊，我怎么画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了？我就跟他们脱离关系了。
画着玩还可以，靠它谋生就……很多中国画家在美国都是这样的，进不了主流，只能搞这个，有些在肖像画公司，我也去过的，叫你画人就画人，叫你画狗就画狗，见鬼了，我不干。
有关女人、
艺术中的情色以及婴儿
人物周刊：第一次见到小翟，就觉得这个形象你会一直用吗？
何多苓：没有，她当时胖乎乎的，还不是后来那种比较尖锐的形象。
人物周刊：画小翟的时候，你对她的形象做过处理吗？
何多苓：没有，我对她的形象基本不处理，我觉得她的形象从我要表现的那个角度来说，已经很合适了，非常完美，没有必要去处理。她的美是那种有争议的美，不是时尚杂志的那种美。时尚杂志的那种美我是记不住的，没有什么力度，看了就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个唯美主义的画家吗？
何多苓：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画的形象公认还是很美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种限度的，我的画跟模特比，都有很大变化，可能比她本人还丑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感觉她更美了。很多人说，你怎么不找个职业模特呢？我说那你们去翻时尚杂志得了，她们那种无可挑剔的形象反而让我很困惑，我无法画她们，因为我觉得模特还是应该有缺陷，我欣赏有点缺陷的对象，我认为缺陷是很重要的成分。在我画的时候，即使她没有缺陷，我都要创造一点缺陷。
人物周刊：你画了很多女性人体，能不能谈谈对女性身体的认识？
何多苓：人的身体也是有表情的，再美的风景，也都没有达到人体美的强度。对女人的表达带有很强的挑战性，她太复杂，千变万化的复杂，每分每秒都在变，不同的瞬间有不同的含义，对我来说非常丰富。女人像一本书，阅读了这么多年，我能看出无穷无尽的东西。
人物周刊：能否从一个男人的角度说说女人？
何多苓：人体画这么多年，从古典到现在，所有的批评家都力图说明一点：人体画是美的，不是色情的，是要升华人的感情，不是邪恶的东西。我反对这个说法，我说我的画就是要让人看到以后有邪念，如果他没产生邪念，我就觉得很失败。首先我不承认这是邪念，我认为这是正当的健康的欲望，是对对象的尊重。如果我看到她的身体毫无反应，她会非常难受。现在很多人非常暴露地画性，我的画法不是很暴露，而是很含蓄，但还是包含色情的成分，我绝对不回避这个。要说人体不色情，要要求一个观众在看人体画时不带邪念，这不公正，也是做不到的。你看安格尔的那幅《泉》，当时的人看到绝对是受不了的，那是非常美的人体画，非常色情，当时看它，就像今天看三级片一样。那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非常正常。中国首届人体画展，买票的人据说排了1公里长的队。为什么那么感兴趣？那么多裸体摆在那里让你去看，就连从来不关心美术的人都去了。为什么去？就是去看人体，看那些具体的部位！我觉得人体画不是邪恶的，男人看女人的色情的眼光也不是一种邪恶，而是对女人的尊重。
人物周刊：最近怎么想起要画婴儿呢？
何多苓：画了很多年了，最早是这幅《英英》，2001年画的。
人物周刊：怎么想起来要画婴儿的？
何多苓：是朋友的一个小孩，我看了之后，受玛格里特那种放大尺度的影响，把婴儿画得非常大，这幅画有1米8，把尺寸夸张后，婴儿变得那么大，很有意思，这时看婴儿的很多细节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发现婴儿特别自由，某种程度上说他还不是一个人，他还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那么一个阶段，没有一点社会的影响，爱怎么就怎么，想撒尿就撒，想哭就哭，姿势也一点都不美，他还没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呢，但他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外部的信息，他很快就要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人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那种很神秘的属性正在一点点消失。我画的婴儿是生下来才几天的婴儿，他们那种非人的状态特别有意思。婴儿也是人体，只是还没有性征，还不是一个人，身上的血管全是暴露的，身体的造型就像一个桶，和成人摆在一起特别有意思。展出时，很多人说你表现出了人的那种脆弱性，我说可以这么解释吧，我不管，反正我画的时候也没这么想。
我喜欢这个，不可复制，
而且不可被别人模仿
人物周刊：除了绘画，你从来不用别的艺术形式？
何多苓：我在这方面极其保守，从来没画过国画，没弄过装置，建筑也只是客串了一把。
人物周刊：从来没做过
行为艺术吧？
何多苓：行为艺术？我是个羞怯的人，我觉得做行为一定要脸皮够厚才行，连看着我都害怕，别说去做了。别人再怎么搞我还是画画。
人物周刊：你顽固地强调手艺？
何多苓：对，我是顽固的手艺主义者，我的画绝对不会找人来先帮我画一遍。现在很多画家都雇枪手，但我的画不可能啊，我的画有时我自己都画不好，别人更控制不了。我的绘画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每张画都有新东西在里面，表现方法非常复杂，有强烈的技术性，这种技术性是不可复制的。我喜欢这个，不可复制，而且不可被别人模仿。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因为其他事情把你的绘画停很长时间？
何多苓：有有有，乱七八糟的。
人物周刊：比如说一次爱情事件。
何多苓：不为这个，这个对我来说太不重要了。我会因为别的兴趣把绘画停下来，比如有段时间我迷恋建筑，还有一回我迷恋电脑上的一个作曲软件，用它来作曲，那一次我有两三个月没摸过画笔。后来我的电脑坏了，我就没再买电脑。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画画还是我最大的兴趣，是不可替代的。
那天晚上，在成都白夜酒吧，何多苓和他的川美师弟唐文，唱了一晚上的二重唱。都是一些老歌，苏联的，苏格兰的，英格兰的，巴西的，美国的，都是一些很洋气的，很好听的艺术歌曲。他们坐在那儿，没有特别的表情，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很像国外地铁里，街道旁，一曲接一曲演唱下去的艺人——只是缺少一顶油腻的帽子。外边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仿佛只是他们漠不关心的一个影子。也许，他们在知青年代就是这么唱的，他们在大学里，在女生的窗下，就是这么唱的，他们在得意或失意的时候也是这么唱的，也许，时间只是将他们的身体挪到了另一个年代，却把他们的心留在了他们固执地热爱的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