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
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思宗生平
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就是大力清除阉党。明天启七年十一月，朱由检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明王朝有了中兴的可能。但是也失去了对朝中朋党的制约，致使崇祯的政策受士大夫集团的摆布。
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连连攻逼，内有农民起义军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将骄兵惰。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同时，他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
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终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年号
崇祯1628～1644使用17年。 在朝鲜“李朝”时期，被使用了265年。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如今依然有人在非正式、虚拟场合（如 网上、论坛等等）提及详细精确的崇祯纪年（如2010年为崇祯383年，另据说1985年韩国来华祭孔团所用纪年方式就是崇祯纪年），从这个角度讲，封建历史时期使用最长的皇帝年号绝非康熙的62年，而应是崇祯的2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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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恨煤山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晚，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市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
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良。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十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朱由检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朱由检忙又召来15岁的长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断她的右肩，她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并命令左右去催张皇后自尽。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欲自缢（但还未身亡李自成就闯入宫中救下在百姓中声望极好的张皇后，派人保护，但张皇后还是于第二晚自尽。）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家人说朱赴宴未归。崇祯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太沉重，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崇祯帝得知这个消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崇祯帝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山穷水尽的崇祯帝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人将崇祯帝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思陵）之中。
明朝告亡。之后，南方明朝势力建立南明政权。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端皇帝，庙号怀宗，并议改葬梓宫，后因已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贵妃园，不必改葬，改田贵妃园为思陵。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清代史书多简称为明愍帝。
思陵神主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
另有书作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改庙号钦宗等，又有作庙号烈宗，谥号正皇帝。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顾锡畴议庙号干宗或正宗。但不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是上庙号毅宗。唐王谥为威宗。
崇祯帝位
崇祯即位之初，这个16岁的少年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贤。民间欢呼不已，称颂他为“圣人出”（《五人墓碑记》），然而明朝庞大的文臣集团对君权的限制，使这个末代帝王无能为力。他的一生在不断的为了国家奋斗，也在不断的与文臣集团对抗挣扎。
据有的史学家分析，崇祯是我国最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朝干夕惕。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
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却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端皇帝，庙号怀宗，并议改葬梓宫，后因已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贵妃园，不必改葬，改田贵妃园为思陵。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清代史书多简称为明愍帝。
思陵神主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
另有书作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改庙号钦宗等，又有作庙号烈宗，谥号正皇帝。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顾锡畴议庙号干宗或正宗。，但不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是上庙号毅宗。唐王谥为威宗。
轶事典故
与明朝国祚休戚相关，皇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的下落，成为明清鼎革之际引人注目的焦点。在兵荒马乱的改朝换代之际，缺乏顺畅的信息来源，关于太子等三人的下落，都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被野史记录下来，矛盾和歧异是在所难免的。以下是笔者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一些传闻，未必一定是信史。
却说亲信太监接受崇祯皇帝嘱托，藏匿了太子等三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发布悬赏令，寻找这三个重要人物的下落。太监见利忘义，为重赏所利诱，很快交出了这三个人，邀功请赏。李自成鉴于他们还未成年，没有处死他们。太子乘机向李自成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不可惊动祖宗陵寝；第二，迅速安葬父皇、母后；第三，不可杀害百姓。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推断，李自成似乎接受了这些建议。
李自成出征山海关兵败后，把太子等三人，交给了吴三桂。多尔衮命令吴三桂不得进入北京，向西追击李自成，吴三桂不得不把太子等送到太监高起潜处暂时落脚。
随着政权的迅速更迭，兵荒马乱之中，太子等三人便不知下落了。野史传闻多种多样，有的说，他们后来到了外公周奎家中，还和长平公主见过一面，大家抱头痛哭。皇亲周奎害怕引来祸水，把他们逐出家门，被巡逻的士兵逮捕。有关部门以为这是假冒的，刑部主事钱凤来奉命审问这三个假冒太子的犯人，非常顶真，叫来太监辨认，都说是真太子；又把他们送入宫中，考察他们对宫廷的熟悉情况，都对答如流。另一些投靠清朝的前明官员为了避免麻烦，极力证明太子是假的。一时间众说纷纭，真假莫辨。
摄政王多尔衮的态度很明确，不必继续争论，真假都无妨。随后处死了主张太子是
真的官员，又在次年四月初四，公开布告天下，说太子是假的，然后把他们秘密处死。从清朝的立场考虑，这当然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他们不愿意承认前明的太子，果断处死，是为了避免改朝换代之际引起民心动摇，以及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被处死的太子究竟是真是假？还很难说。因为后来太子在南方出现了，引起了南明政坛的极大震动。皇太子生死之谜，愈来愈复杂。南明当局非常不欢迎这个太子，宣称是假的。
南明小朝廷既然打着继承明朝正统的旗号，理应欢迎太子的出现，为何千方百计要证明他是假的，似乎令人费解。
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关键是权力的争夺，或者说是权力的归属问题。福王朱由崧已经登上皇帝宝座，把明年改为弘光元年，崇祯皇帝的嫡亲太子出现，势必威胁到朱由崧的帝位，引起权力再分配的一系列问题。
他登上皇位不久，就考虑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制造舆论，证实太子已经死亡。消息的直接炮制者就是淮扬巡按御史王燮。据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说，这是掌握南明小朝廷实权的内阁大学士马士英密谋策划的。由于南京的南明政权建立之初，人心都希望先帝的血脉－－太子继位，马士英密令王燮假造太子已死的消息，断绝人们的希望。他已经把朱由崧捧上皇帝宝座，由自己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当然不愿意太子真的出现，打乱现有的政治格局，所以很快给朱由检追加谥号为“烈皇帝”，庙号为“思宗”，与此同时，追加太子的谥号为“献愍”，永王的谥号为“悼”，定王的谥号为“哀”，正式宣布他们已经死亡，杜绝了太子再度出现的可能性。
然而，太子还是出现了。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太子从金华抵达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这是当权者忌讳的话题，故而正史语焉不详，只有野史有所涉猎，比方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计六奇《明季南略》、顾炎武《圣安本纪》、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等。把他们的叙述加以综合，来龙去脉大致是以下描述的样子。
慑于多尔衮的命令，吴三桂不得进京，他在途中释放太子，在皇姑寺把他交给太监高起潜。高起潜和太子前往天津，由海路抵达扬州。他发现南明当局并不欢迎太子的出现，想杀死了事。他的儿子高梦箕（原任鸿胪寺少卿）极力反对，挟带太子渡江，辗转来到苏州、杭州。当时正好是元宵佳节，太子不堪旅途劳顿，在街上观灯时浩然长叹，被路人发现了身份。高梦箕害怕太子身份暴露会连累自己，便向马士英告密。马士英派太监李继周前往杭州跟踪，太子已到金华。李继周赶到金华，在观音寺中见到了太子。李继周原先在宫中当差，见过太子，有些面熟，下跪叩头。太子说：我认得你，姓名记不起了。李继周告诉他，奉新皇帝旨意，迎接小爷进京（南京）。
三月初一，李继周护送太子来到南京，首先报告马士英，然后报告弘光帝。弘光帝一面把太子安排在兴善寺暂住，一面派遣从北京南下的太监暗中察看真伪。不料两位太监一见太子，就抱头痛哭，见他衣服单薄，脱下衣服给他穿上。弘光帝听说后大为光火，说道：真假还没有搞清，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即使是真的，让位与否，还要我点头，这厮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立即下令把两个太监处死，知道内幕的李继周也被毒死。
这种杀人灭口的做法，反映了弘光帝对太子到来的心虚，因为牵涉到“让位与否”的问题。他暗示臣下，不得轻率承认太子的身份。这就为太子事件定下了基调。此后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点而展开的。
朱由崧派遣原先的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前往探察虚实。卢九德知道皇帝的心意，见了太子不敢表明态度。
太子大声喝道：卢九德，你为何不叩头？
卢九德嘴上不承认，腿却软了下来，下意识地叩头，口中轻轻地说：奴才无礼。 太子接着说：多日不见，肥胖成这样，可见在南京享受了。
卢九德不敢分辩，叩头说：小爷保重。说罢，立即告辞。他对在场的人自我表白：我没有服侍过太子，太子为何这样说？看来有些相象，却认不准。
得到卢九德的报告，弘光帝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禁止文武官员谒见太子。随后把他转移到锦衣卫都督冯可宗的官邸，秘密拘禁。他和马士英商量对策，马士英极力主张太子是假冒的，有三个疑点：第一，太子脱离虎口，应当直奔南京，为何前往杭州？第二，听说太子为人凝重，很少言语，此人能言善辩；第三，日前左懋第从北京写来密信，说北京也有一个假太子。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向弘光帝献计：派卢九德等太监和曾经为太子讲课的官员，盘问他关于先帝、永王、定王的生辰，以及宫中制度，所学功课，如果露出破绽，立即公开处决，以正视听。如果是真的，可以让他住进宫内，但不要让他出头露面，惑乱人心。
在这些人准备辨别真伪之前，弘光帝召见他们，先定下调子：太监审视后报告，都说面貌不对，语言闪烁。言外之意，这个太子是假的。因此一干人等审视的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他们在向皇帝汇报时，异口同声地说，太子根本不认识这些官员，回答也文不对题。在场的大学士王铎大声喊道：是假的！结论得出来了，弘光帝喜形于色，嘉奖道：由此可见各位忠诚大节。
于是乎，太子被押入监狱。官方正式宣布：太子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假冒的。
于是乎，对假冒太子的王之明进行会审。会审之前，弘光帝亲自召见会审官员，向他们交代：如果太子是真的，朕的地位怎么安排？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意思是会审结果必须证明他是假的。因此所谓会审，便成了一场提线木偶的表演。
三月初六，第一次会审。官员们故意出一些难题，如指认紫禁城地图，背诵讲课内容等。太子不耐烦地说：你们以为假就假，我原本不打算与皇伯（按：指弘光帝）争夺帝位。
三月初八，第二次会审。官员们指证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太子说：你们不承认也就罢了，何必为我更改姓名？又说，是李继周拿了皇伯的手谕来找我，不是我自己要来的。驳得审问官哑口无言。大学士王铎见情况不妙，赶紧下结论：千假万假总是一假，不必再审。
刑部尚书高倬、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匆匆草拟了一份审讯结论，这样写道：据王之明供认，此人十八岁，保定府高阳县人，买一头驴，与仆人出走，受人威胁利诱，假冒皇太子。
都察院随即在大街上张贴布告－－“王之明假冒太子”。
如此荒唐的结论一公布，舆论顿时哗然。
江北四总兵之一、靖南侯黄得功首先发难，在奏疏中声称，太子未必假冒，先帝之子就是陛下之子，怎么可以不明不白就关进监狱？大臣中谄媚的人多，敢讲真话的人少，即使明白认识，谁敢出头证实而招来灾祸？他还警告，如果恣意妄为，本镇将带兵赶到南京，处死那些说假话的人。
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容易愚弄，他们对于马士英之流把朝政搞得腐败不堪，早已不满，养成了一种逆反心理－－马士英以为“假”，舆论愈加以为“真”。
对马士英专擅朝政心怀不满的实力派将领、宁南侯左良玉，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满朝大臣只知逢迎君主，不顾大体。李自成尚且能够善待太子，不敢加害，为何一家人反而视为仇敌？他以此为借口，发兵从武昌沿江而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矛头直指马士英，声称“奉太子密诏”前往解救。
这一下，事态闹得不可收拾。湖广巡抚何腾蛟、九江总督袁继咸，公开声讨马士英。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希望皇帝妥善处理太子事件，平息事态。
正当南明各派势力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清朝军队大举南下，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五日半夜，弘光帝在太监、卫兵簇拥下，逃出通济门，前往皖南的太平府避难；马士英也
仓皇逃离南京。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犹如昙花一现。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十五日清朝的豫王多铎率领军队进入南京，向投降的官员询问太子的下落。有人告诉他，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多铎不以为然地说：逃难的人自然改姓换名，如果说“姓朱”，你们早就杀了。有人说太子自己并不承认是王之明，是马士英之流强加的。多铎大笑说：奸臣，奸臣！
十天后，朱由崧被捕，押解回南京，多铎问他：先帝遗下太子，从远方逃难而来，你既不让位，又要多方加害于他，这是为什么？朱由崧始终一言不发。在旁边的太子不解地问：皇伯用手谕把我召来，不但不认，还更改我的姓名，施加刑罚，难道是奸臣干的，你不知道？朱由崧支支吾吾，汗流浃背。
据说，几个月以后，多铎回京，带着太子、朱由崧同行，在北京被清朝当局处死。清朝方面的行动，使得真假太子之谜蒙上了又一层政治色彩，更加难以辨别了。
明清鼎革之际，北京和南京先后出现的太子，究竟哪个是真的，似乎难以判定。明清史权威孟森《明烈皇帝殉国后纪》以为，北京所杀的太子是真的，南京的太子是假的。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当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赞同吴伟业《鹿樵纪闻》中的观点，以为东林、复社人士故意和马士英唱对台戏，主张王之明就是真太子朱慈烺。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太子朱慈烺下落明了以后，他的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照不知所终，引起了反清复明人士的浓厚兴趣，终于酿成了绵延数十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
朱三太子的最初出现是在顺治八年（1651），有人告发，前明崇祯皇帝的三皇子藏匿于民间。
朱三太子的再次出现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北京有人自称是朱三太子，还建立了政权。
真正引起清朝当局重视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反清复明”的一念和尚聚众起事，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号。次年，一念和尚、朱三太子先后被凌迟处死。
孟森以为朱三太子是朱慈照，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微乎其微。因为崇祯十七年时他十岁，到康熙四十六年时，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翁，如何能够和一念和尚四处奔波？
看来，所谓“朱三太子”极可能是民间假托的一个偶像。因为这个“朱三太子”处死以后，又冒出一个“朱三太子”。那是康熙六十年（1721）在台湾起兵造反的朱一贵之子，自称是朱三太子。
所以，雍正皇帝也明白“朱三太子”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地奸徒造反，动辄用朱三太子的名义，如一念和尚、朱一贵。
看来“朱三太子”确实是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符号而已。
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皇太子生死之谜的一个环节，给历史增添了不少扑朔迷离的色彩，更显出它诱人的无穷魅力。
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掘朱元璋祖辈之明皇陵并焚毁之，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朝廷匆忙调集各省精兵八万余人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八月，洪承畴负责督剿西北，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剿灭农民暴乱军之战事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
诏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
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过，淬励将来，上下交修，用回天意，总督总理，遍告行间，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约联络，合围大举，直捣中坚，力歼劲寇„„。”
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详见《明季北略》卷十三）
崇祯皇帝的第三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五年）
崇祯十五年（1642）新年伊始，崇祯帝在奏对朝臣时格外谦卑地揖拜阁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齐心协力、再图振兴国事之举。正月，在崇祯帝的默许下，朝廷派马绍愉为特使，同关外清庭进行谈判，以期减缓明朝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二月，闯王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辽蓟总督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归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帝悲痛欲绝、日不思饮、夜不成寐、痛不欲生。八月，对清庭议和机密被朝臣泄露，朝廷舆论大哗，迂腐言官大肆抨击，崇祯帝恼羞成怒，情急之下，竟将无意泄漏国家机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问斩，明清之间的和谈彻底破灭。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酿成明末巨大人道灾难，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郏县击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俘获人口三十余万人丁，杀害官吏数百人。闰十一月辛丑，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诏曰：“„„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云云。
崇祯皇帝的第四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六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闯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哗变。四月，清军进犯出塞。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张献忠残忍地打入囚笼沉入长江溺死），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随后，内阁首辅周延儒被罢官。六月，崇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悲愤地向天下官绅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
崇祯皇帝的第五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李自
成随即分兵两路剑锋指向北京进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帝隆重地在平台为即将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举行“遣将礼”。不料，风云突变，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写道：“„„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托付之重„„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难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驺挽栗，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磐，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处，疫蔓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前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驭失宜„„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紧接着，崇祯帝又在罪己诏之外痛心疾首地写下了下列文字，同样令人读罢之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痛心之感：“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云云。
崇祯皇帝的第六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临终遗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打精神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后，崇祯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帝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崇祯帝的临终遗诏这样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公元1644甲申年的3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每逢此日，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往事如烟，至今已三百六十六年矣，后世人当凭吊之。
国破自缢
景山的崇祯帝自缢处建有碑文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大顺军开始包围北京，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围攻北京城。三月十八日，大顺军以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守军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开彰仪门（一说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下），农民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长平公主、昭仁公主。崇祯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
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著左脚，右脚穿著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发现「皇库扃钥如故，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明思宗卒后，南明弘光年间谥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唐王谥为威宗。清廷改为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后世评价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烽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阉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不定，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 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 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评价思宗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
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一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乾隆亲自修订的《明史流贼传》中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编纂的《明史》依旧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崇祯皇帝宁可煤山自尽，也没有把宁远铁骑调进中原打李自成，遵守了自朱棣起历代明皇们对臣民的承诺“天子守国门 君主死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