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Q 正传》中的阿Q 看农民生命的被扭曲
中文系10级汉语言一班 王金莲 1002401006
写于1921年的《阿Q 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阿Q 是怎样一个典型形象呢？鲁迅先生自己曾说，阿Q 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鲁迅先生致力于刻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鲁迅说过，他写《阿Q 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 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 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
作品中的阿Q 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 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所以他是彻底的无资产者。而且阿Q 性格卑怯，社会地位也极其低下。他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便‚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 ，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轻薄。
阿Q 的现实处境是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 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臵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 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
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精神胜利法”使阿Q 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 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 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雇农，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总之，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 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 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我们
可以引用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 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 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在对阿Q 的刻画中，鲁迅先生不用富丽堂皇的词藻, 更无繁琐的铺陈, 而是采用白描的手法，抓其事物的本质和特征, 运用最经济和简炼的笔墨, 描绘出一种场面, 或绘画出一种渲染气氛的景色, 从而给读者以生动形象之感。《生计问题》一章, 写阿Q 和小D 那一场“龙虎斗”:“阿Q 扑上去, 伸手去拔小D 的辫子。小D 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 一手也来拔阿Q 的。阿Q 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然后“四只手拔着两颗头, 都夸了腰, 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可以说双方“斗”得难分难解、相持不下:“阿Q 进三步, 小D 便退三步, 都站着, 小D 进三步, 阿Q 便退三步, 又都站着。双方主动采取攻势时, 又互有进退, 形成拉锯战,“大约半点钟”,“他们的头发便都胃烟, 额上便都流汗, 阿Q 的手放松了, 在同一瞬间, 小D 的手也正放松了, 同时直起, 同时退开, 都挤出人丛去。”这“龙虎斗”以平分秋色, 不分胜负而告终。鲁迅在这里没有使用过多的形容词, 只是着力写两个“斗”中的动作, 但形象显得十分逼真、鲜明和突出。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例子：阿Q 脑袋后侧的小辫子，又黄又枯又细，足见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之凄惨；阿Q 偷偷地骂‚假洋鬼子‛、‚秃儿驴 ‛等，不料秃儿手拿‚哭丧棒‛大跨步走来，阿Q 便‚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可见其生性之卑怯、欺软怕硬；‚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仅此一笔，阿Q ‚中兴‛后的得意已然跃然纸上。
通过分析阿Q 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 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 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 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畸形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阿Q 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 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 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小说自从一问世，也超越了鲁迅先生的初衷，形象大于思维。解剖了每个国人的灵魂，催我们时时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