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
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宋勾践的人，他和当时的士人一样，喜欢游说君王，论述己见，但并不能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难免经常郁闷。孟子就用上述这段话教导他如何才能安详自得。于是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一剂强有力的疗心圣药，对人对己，对整个社会都有莫大意义。
在《南怀瑾谈生活与生存》一书中，南怀瑾向人们讲解《易经》中的两个重点--时位与贵贱时，也提到了孟子的这段话。无非是告诉人们，如果时运不济，管不了外面的事，至少先把自己管好，随遇而安，乐得自在。而一旦有机会出来做事，人就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去，服务整个社会。所以，他告诫年轻人不要怨恨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怕没有前途，只问你能不能站得起来，懂不懂得把握时间和空间。我们如果把这看做孟子的教育观，再与今天一切向钱看的世相比照，那么确实值得深思一番。
这番话的字面意义不难理解，但要想真正地融会贯通却是难上加难，即使圣明如孔子也是在经历了若干年后才明白这番道理，而这番道理是在老子告诉孔子后，他又研习了《易经》才真正领悟的。
老子晚年当了国家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正值壮年的孔子慕名而去，虚心求教。孔子自我陈述了一番后，老子指出，你潜心研究的古人都已成过眼云烟。时运到了，君子应乘时而起，做出一番成绩；时运不佳，就低调做事，老实做人。就像富人表现得很平凡，君子也大智若愚。最后，老子告诫孔子，戒骄戒躁，淡泊名利。
孔子一时没有理解，也难以理解，因为道家的思想和孔子正想建功立业的抱负相冲突，他回去后对弟子形容，老子像龙一样变幻莫测，无人能识其全貌，远远超出他的认知所及。后来，孔圣人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壮志难酬。历尽坎坷的孔子潜心研读《易经》后恍然大悟，这才彻底明白老子对他说的“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蔂以行”那句话。
但儒家和道家对这种精神的理解还是有差异的，儒家所说的“独善其身”是“穷不失义”，是“修身见于世”，而绝不是道家的难得糊涂、玩世不恭。道家主张万法自然，追求逍遥自在，不论是非，所以才会产生不知是庄周变蝶，还是蝶变庄周的恍惚。
古语有云：用行舍藏。白居易的一生恰恰演绎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在受人垂青之时，当仁不让，造福天下；在失去权势后，韬光养晦，寄情山水，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白居易自幼家贫，但痴于读书，以致“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所以对民间疾苦深有感触。又因为他拥有“独善”和“兼济”的人生抱负，在他成为中唐诗坛领袖级人物后，依然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思考问题，以诗歌表达民意。他在《与元九书》中说道：“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公元800年，年轻有为的白居易便意气风发，以进士第四名的成绩踏入仕途，两年后当上秘书省校书郎，此后一路迁升，仕途通达，814年出任左赞善大夫。白居易为官期间目睹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对吏治腐败、宦官当道、朋党之争等问题深恶痛绝，怀着忧国忧民的“中兴”意识和“济世”思想，他连续写出多篇政论对策，慷慨陈词，针砭时弊，极力探究解决的办法，希望改进时局。在任期间，他敢言直谏，据理力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宦官与朋党，不怕忤逆权贵。815年6月，因为党争激烈，当朝宰相竟然被刺，白居易愤然上书，请求立案侦察追捕刺客，结果被冠以出位、越职言事的罪名赶出京城，贬谪江州，遭遇仕途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于是，白居易依山建起草堂，研习读书。此后，他的仕途起起伏伏，最终闲居洛阳，享受独善其身的闲适，至死而已。回顾一生，以44岁为界，白居易的前半生达为兼济天下，后半生则是独善其身。其实，即使白居易后来偶尔徜徉在闲适中，也丝毫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在杭州期间，他半官半隐，致力于为百姓谋福利，为当地人民修建了西湖白堤，成为佳话。就像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发的那通牢骚所言：兼济天下而为官，无一日快乐；独善其身而自为，终身不会苦闷。
作为中国文人的信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精神千古流传，在不同时代焕发着同样迷人的光彩。季羡林可谓是最后几位可被称为大师的人物之一，他为世人敬仰，不仅是因为他24卷的《季羡林文集》蔚为大观，还因为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的可贵人格。在季老被评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时，颁奖词这样评价他：生于忧患，以自强不息成就人生传奇。逝于安乐，用赤诚赢得生前身后名。他有这样的财富观：民族大义高于金钱，赤子之心胜于财富。他有这样的境界：达则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