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披露，目前的电价中，有6项随电价征收的政府性基金和附加，它们是包括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在内的一些征收，这些附加费用大概占整个电价的7.2%。去年全国用电量近4.7万亿度，上述基金的收入估计达280多亿元。
三峡工程已经于2009年基本建成了，为什么今天还要从我们消费的每度电中，通过电价抽取若干资金作为所谓的三峡建设基金？
事实上，如果从中国历史上进行考察，这样的事还真的不奇怪。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临时性征收，一旦正式开征，其大门就几乎永远不能关闭。学者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陆贽·杨万里定律”。
其实，陆贽所强调的，主要是历史上总是将非法赋敛合法化，但此后新的非法赋敛又相继产生。这个不断循环往复，百姓负担像滚雪球般加大的现象，正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总结的“黄宗羲定律”，不过在王毅看来，早在唐朝，陆贽就已经发现了这个规律。但宋朝杨万里所发现的，与陆贽的发现有些区别。区别在于，杨万里敏锐地观察到，历史上一些临时增加的赋敛，总能变着法子成为常规的长久的收入。
杨万里一篇文章中说，“民以军兴而暂佐师旅征行之费者，因其除军帅谓之经制使也，于是有‘经制’之钱，既而经制之军已罢，而经制钱之名遂为常赋矣！因其除军帅谓之总制使也，于是有‘总制’之钱，既而总制之军已罢，而总制钱又为常赋矣！”。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意是，为临时军事需要而向老百姓开征特别军费，只是因为军旅的统帅的官衔叫做“经制使”，于是这笔特别军费叫做“经制钱”，但当军事行动结束，军队已经遣散之后，“经制钱”却成为常赋而继续征收。“总制钱”也是这样，统帅的官衔叫做“总制使”，因此此项军费叫做“总制钱”，后来军队遣散后“总制钱”却长久存留下来成为常赋。
据王毅研究，为临时目的开征新的赋税，在目的已经实现后，作为手段的赋税却继续存在，这在宋朝是极普通的事。比如，由于杨幺造反，进剿的岳飞军队所需军费浩大，朝廷下令加赋作为军费。但当杨幺被剿灭而岳飞军队早已撤离，湖南又因大旱而“民间困急，坐待沟壑”之际，此项特别军费却依然征收不辍，致使“百姓狼藉，孰保其生！”又如宋朝的“折帛钱”，本是因为兵事频繁而导致军需纺织品价格暴增，朝廷无力支付这笔巨额花费，便只好加征“折帛钱”予以弥补。但当后来绢帛的价格大跌以后，这项加征却不取消。这种种临时的加征，在征收的条件已经荡然不存的情况下，却变成永久的赋税，成为百姓永远的负担。
临时性非常性的加征变成永久性常规性征收的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晚清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征收的厘金。厘金是一项临时加派，是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但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厘金却被保留下来，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它比战时尤为变本加厉，蔓延到全国，成为危害甚烈的一种苛税。不但满清一直到垮台都没有取消厘金，就是民国建立后，也对于厘金无可奈何。虽然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断然下决心取消了厘金，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取消厘金也无非是中央为了争夺这项由地方收益的捐税，但根本来看，厘金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取消，它只不过以别的名义被征收而已。
回头来看三峡建设基金。1992年，国务院决定全国用电加价0.3分钱/千瓦时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专项用于三峡工程建设。此后，基金数度提高，直到每千瓦时提高到0.7分钱。众所周知，三峡工程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项基金应该取消。但是2009年12月31日，财政部印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称，2010年1月1日起，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停止征收，但为其筹资的电价附加不取消，继续以新设立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名义征收。
三峡工程建成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华丽转身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但不管叫做什么名目，宗旨是向电力用户要钱。显然，为了收钱，可以想出的名义总是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