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显示，环境污染大约在上世纪10-20年就基本解决了，80-90年代开始创造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而我国却发生了持久性环境危机。中国发生持久性环境危机有其深层次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策失误。本文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观点。
环境损失应纳入国内生产总值
17世纪出现了“国民收入”的概念，进入20世纪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现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被广泛用于度量一国的收入或福利情况，实际上成为人们判断某一国家经济成绩的最主要依据，也是我国判断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据。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没有包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导致人们只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各国经济学家对GDP等国民核算账户概念进行了批评，环境问题是这一批判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认为GDP不能全面地覆盖经济福利的内容，也不能充分反映当前和将来的福利变化。具体为：
取向有偏差：GDP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
外部性盲区：它只能较充分反映私人成本，对反映社会成本则远不够，因无市场价格，像环境、生态退化带来的损失往往无法计入；一些决定经济福利变化的因素被忽略了，如没有定价的环境资本的流量和存量，以及没有发生交换的资产价值等；
忽视环境资本的耗损：GDP对人造资本(如机器)的折旧进行了考虑，而没有考虑环境资本的耗损，这是一种明显的“耗损处理不对称”。
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退化没有反映在现有国民经济账户中，GDP这一宏观经济指标，不足以真正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状况(福利)的水平或变化。在讨论对GDP的改进时，必须首先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计算在内。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曾建议考虑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损耗的GDP调整方案，他们认为在度量自然资源时，目前有一个危险的不对称：人们把人造资产作为生产性资本加以价值化，并把这一损耗从生产价值中扣除，但对于自然资源却没有这样做。这个“不对称”度量对于那些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与出口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尤其大：由于把资源耗竭排除在国民收入核算之外，官方夸大了净产出和资本形成的总量。
正是本着这样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造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学术上对绿色GDP的探索是由环境破坏的损失估算引起的。“环境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是一个“新”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人们逐渐越来越想把它明确、定量、货币化的东西。而与此同时，人们早已习惯了一些经济核算体系，如财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CBA)、国内生产总值(GDP)。于是问题就是如何使“环境损失”纳入“国民经济”的结算账户，使之在决策者心目中占得一席之地。这实际是一个“环境损失”争取“入账”的过程。不难理解这项将“环境损失”按原有核算规则标准加以规范化处理的工作充满争议，它也是理论严格性与实际可行性之间权衡的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为使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计划，我国在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制定部门和地方环保年度计划、中期和长期环保规划的基础上，将环保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中规定了在经济建设的同时，防止工业污染、保护江河湖泊水源和海洋水质、保护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任务，提出了包括政策、法规、监督管理和资金投入在内的各项措施。执行的结果，初步控制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里所说的“纳入”，还只是表面上的纳入，不是实质上的纳入。就是说，从整体上看，环境保护未参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仍然游离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干道之外，因而环保计划的实施得不到资金和物资的充分保证。因此，今后我们要力求把环保计划真正、切实地纳入国家计划，即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各个时期环保计划，不但要在目标和任务上，而且要在指标和措施上，都全面、系统地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环保计划真正参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为环保计划的实施取得资金和物质等方面的充分保证。
逐步推行资源核算
怎么把环保计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溶为一体，克服长期存在的“两张皮”问题呢？除了在方针、政策、法规等方面做出努力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行资源环境核算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关于资源核算， 有几个重要前提：一是要确认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二是要如实地把自然资源看作一种资产、一种财富；三是要把自然资源的增加量(生长量、新发现量、重估增值量等)当作资本形成，即新增资产来看待； 四是要把自然资源的减少量(开采量、损失量、重估减值量等)当作资本和资产损耗来处理；五是要遵循国民经济核算的一条原则，即在进出口平衡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东西恒等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东西，对资源核算的基本思路、框架和方法是先进行实物量核算；然后将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资源核算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国民财富核算、经济产值核算和投入产出核算三条渠道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经济产值核算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引入了自然资源折耗(类似固定资产折旧)的概念。将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明显看出自然资源的丰欠、消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传统的经济和价值概念中，或者认为没有劳动参与东西没有价值，或者认为不能交易的东西没有价值。因此，两者都有认为天然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便出现了“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正是这种资源无价的观念及其在理论、政策上的表现，导致了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使用，以至造成资源损毁、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成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资源，包括未经人类劳动参与、未进入市场交易的天然的资源，都有是有价值的。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99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为焦点，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环境由劣转优的转折点之前)，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环境问题；而当经济发展过了转折点之后，环境质量会得以改善。以人均GDP为横轴，环境污染指标为纵轴，我们能获得一条抛物线，这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形为倒U形。
日本广岛大学松冈教授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对中国SO2的未来排放量进行了预测。数据是以1980年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为自变量，各环境指标1980－1990年的变化率除以人均GDP所得的弹性值为应变量的一元回归分析。
据回归分析结果，对SO2而言，我们可得到逆U型曲线，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亦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环境质量由劣转优。而对NO2、CO2排放量，安全水供应，城市卫生设施完备率而言，分析结果为1次函数关系，即随经济增长上述环境指标也相应增加。也就是说明中国仅有SO2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松冈教授的研究中还预测了各国90年代后随经济增长，人均GDP和人均SO2排放量。新加坡于90年代初，马来西亚于90年代中叶，泰国于90年代末21世纪初迎来了随着经济增长而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中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是与社会环境管理系统非常相关的三位一体关系。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问题不能自然得以解决；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力自然增长，必定会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由于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开始追求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环境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决策者形成迫切改变环境现状的压力。随着环境管理能力的增强，环境恶化得到控制，环境质量与功能慢慢恢复；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保护投入的增加，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我认为，我国正处于“拐点”即将到来的前夜，北京、上海等市可以说“已经到来”，从全国来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认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纳入GDP还是有可操作性的，应首先实施，经过实践后，逐步在把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决策层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一切都在变化，水的价格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但机制和观念的改变还相当漫长。（完）（更多：财经新闻 http://news.cngol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