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这是人们对景德镇瓷器的形容。一千多年以来,景德镇的窑火从未熄灭,不论是在历代战火中还是在工业化的今天。
简单地重温历史,就像一条古老的航船溯流而上:郑和的船只满载昌南的瓷器向西航行,当西方陶瓷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时,昌南陶瓷温润细腻的质地与典雅含蓄的图案令西方王公贵族为之倾倒。昌南就是现在的景德镇。中国景德镇的瓷器从宋代开始进入西方陶瓷历史,被称为“新瓷”。它曾经独领风骚,影响和引领了世界陶瓷艺术的审美风格,并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一直以来,中国人负载在陶瓷上的雅致含蓄的审美情趣引发了西方世界对这个古老中国的无数幻想,直到今天,景德镇依然是世界各地陶瓷艺术家心目中的圣地。
当我们的视线重新回到今天的景德镇,则有一番难以言说的多重意蕴。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陶艺家们之所以能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成为被关注的群体,与现代陶艺发达的美日等国艺术家平等对话,是缘于创造灿烂陶瓷文化的真正主角――景德镇的贡献。” 清华美院陶艺教师白明是中国当代陶瓷界最为活跃的青年艺术家之一,每当走出国门与西方对话,他都能深深感受到那段历史辉煌带给他的骄傲。但如果把中国现当代陶瓷再次放到整个世界的体系中去衡量,这种衰落则是不言而喻的。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常沙娜先生面对记者的提问,轻轻地说,我们早就落后了,对待传统,我们了解得太少。常老的回答隐含着一种传统的陌生与断裂。
行走在景德镇琳琅满目的瓷器店里,几乎所有瓷器都以一种极为传统的样式存在着,花鸟、山水、古代美人、民间故事,甚至仿制得极为精美的清朝的盘子、明朝的碗。景德镇那些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可以做到以假乱真:高仿瓷(仿制前代瓷器珍品)就是一个案例。民间有传,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人带前朝珍品来景德镇做仿瓷,以备展览或其他之需,他们信任的就是景德镇的手艺。更有民间笑谈,景德镇有匠人持宝参加中央台《鉴宝》栏目,专家断言传世珍宝小心收藏。持宝人当场砸掉手中器物,全场皆惊。原来匠人参加鉴宝,只为验证一下自己技术的高超。
高岭土举世无双,它与前世保持着同样的质地和成分,景德镇的技术依然炉火纯青,民间匠人身怀绝技。那是什么让这个世界著名的千年瓷都只能行走在历史的辉煌中,却难以进入现代世界陶瓷艺术的版图?又是什么让我们在鲜活的时代里感到继承的不适和茫然?这茫然之后又该是怎样的图景?
行走民间
景德镇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与陶瓷相关的工作?这似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在1990年代以前,景德镇拥有全国最大的十大国营陶瓷厂。工厂生产是一种系统性的群体合作生产方式。从一把泥土到一个瓷器的成型需要将近大大小小60道工序,整个算下来据称需要10万陶瓷工人。国营厂改制以后,景德镇民间做瓷的风气日盛,家庭手工作坊遍洒民间,约有几十万人之多。付老师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工,他虽不从事与陶瓷有关的教学工作,但有个人的画室,并制作瓷器。在他的印象里,现在是景德镇瓷器最为繁荣的时代,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烧瓷。
事实上,这种复兴并不是一种新的景象,而是工厂集中性生产的瓦解给个人和家庭生产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历史上,不论这里曾经被先前的皇帝封为御窑,还是明末战乱几乎使这里付之一炬,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民间的生产从未间断。白明在其著作《另说陶艺》中把这一现象放在世界范畴内进行比较,总结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区”特色。他说,在中国除了景德镇之外还有宜兴、德化、淄博、龙泉等等,如果把这些都算上,依靠陶瓷吃饭的中国人少说几百万多则上千万,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产区依然保留着手工传统,由于传统沿革深厚,队伍又极其庞大,因此,生产与制作容易形成非常一致的风格。事实上,这种一致会形成强大的时间惯性,因而长期缺少变化。在制作理念上,与外界大相径庭。应该说,代表中国陶瓷的不是一件瓷器,而是这样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的生产代表了中国陶瓷发展的现状。
记者在景德镇的几天中,频繁出没在当地瓷器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不论是在中国最大的陶瓷贸易批发城,还是在仿古精品瓷行陶瓷大世界,出入此地的眼花缭乱与琳琅满目很快就会被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代替。在景德镇,仿古瓷器是强势的:不仅是因为量的堆积,还因为瓷器多以仿古为主,形式趋同、画面单一。虽然可以找到和我们的生活较为亲近的陶瓷样式,但它们总是孤零零摆放在角落,远没有传统古瓷受人青睐。
民间画师老涂对记者说起了制陶工序和感受。
老涂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在北京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大楼里有他的作品专柜。他说,在陶瓷上进行创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拉坯、修坯都是功夫活,没有长时间的磨炼是无法做好的;画工也是一样,只有熟悉和了解瓷器,才可以使画笔和瓷面融为一体,不是谁都可以画。”实际上,景德镇的陶瓷制作以家庭为单位,他们几乎祖祖辈辈从事与陶瓷相关的工作,技术上的感受与他们成长的经历完全融合在一起,在外人眼里,那似乎是无法超越的高度。记者随机走访的画工中多数有这样的童子功,一个瓶子上的花鸟几十年不变,现在已经画得纯熟异常。老涂告诉记者,有很多家庭的女孩子很小就开始从师学习瓷器绘画,门类也非常精细,花鸟啊、人物啊,各有各的专长,每个人只需要在一个门类上画好就可以。记者问:“这些绘画的图谱都来自哪里?”老涂说,“多数是从师傅那里传下来的,很少做改动。”
老涂已经过世的父亲曾经是国营大厂做画工的,也就是现在设计瓷器图案的角色,老涂学到的一切都出自父亲的教育。在和记者攀谈的间隙,老涂并没有放下手里的活,他正为北京一位喜欢收藏的客人画瓷瓶,瓷瓶表面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艳丽异常。记者问,“孔雀很漂亮,但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显得有点陈旧,好像并不合适。涂老师有没有想过画些新东西出来?”
老涂沉思了一下,并没有否认记者的观点。他说,不少人喜欢这些是为了收藏,并非现代陈设,而这样的画工只有景德镇才能做出来。这一只瓶子要花费老涂一个月的心思,赚到3000元。老涂说景德镇的人总体来讲创新动力不足,金融危机之前景德镇的瓷器生意非常不错,但现在冷清了一些。人们有钱了就会买一些这样的工艺品回去,毕竟景德镇还是有名气的。
对于画工这份工作,老涂有自己的认识。他说,创作出一个好作品,别人很喜欢,这是对自己的肯定,精神上很愉悦。记者问,什么样的作品会是一件好作品?老涂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要看品味和创新。”他说,经常只画一个东西也并不是很有乐趣,非常想有些新花样,比如材料上、色彩上,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而别人没有。“品味就是长期养成的一种素养和眼光,创新则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两点对景德镇大部分工艺美术师来说都是受到限制的。”老涂的这番话让记者多少有些吃惊。在不少外地来的艺术家眼里,本地工艺美术师只讲模仿不愿创新是一种很顽固的印象。事实上,这种主观的不愿与客观的不能搅和在一起,而客观环境真的那样难以改变吗?
司机小李说自己从小就和泥土打交道,对于瓷器的制作不以为然。“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师,全国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还有我们景德镇自己的工艺美术师。他们是景德镇的名人,也是景德镇最值钱的画师。”“工艺美术大师”这个称号在景德镇是响当当的名头。景德镇名人名家的书籍成为外地人来此的一个指向。记者在书店仔细翻看了景德镇比较活跃的具有各种级别称谓的“大师”作品,仿古尚古是个无需争论的潮流。他们大多出自家传绘画,鲜有良好的科班教育背景。在景德镇最大的瓷器批发城(当地人简称“国贸”),一家做青花釉里红的女经理拿出了店内作品的证书诚恳地告诉记者,所有的作品都出自本家兄弟之手。由于自小家境一般,兄弟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们很刻苦,远离城市在郊区封闭起来进行研究和创作,获得了由政府授予的“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证书。
女经理告诉记者,他们这里卖的是景德镇最正宗最传统的瓷器。
记者问:“如何看待一些现代派的新瓷器?”
女经理说:“景德镇要的就是传统瓷器,这个不能丢。”
记者追问:“为什么不能丢?”
她反问:“丢了这些传统,还能做什么?”
记者丝毫不怀疑这份努力的真诚。当传统变成了对传统样态的保守追随,当“大师”变成了专业技术职称,普通的人们面对这一切能做什么?一切为“大师”而来,一切因“大师”而有所收获。
雕塑瓷厂的年轻人
与景德镇本地民间作坊出产的传统古瓷相比,雕塑瓷厂汇聚的则是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艺术家。雕塑瓷厂原本是景德镇的老企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改制过程中,原来闲置的厂房被改造成了一间一间独立的工作室向外出租,并依托厂区内现存的炼泥、成型、烧炼等制瓷配套体系,办起了名人作坊。一开始,这里云集了景德镇的陶瓷名家,也有不少景德镇的匠人驻扎于此,渐渐,年轻人多了起来。
余玲玲原来是杭州中国美院设计系陶瓷设计专业的学生,2008年来景德镇做毕业设计,一年以后来到景德镇工作。其实,景德镇的历史盛名和得天独厚的陶瓷制作环境一直吸引着不少与陶瓷设计相关的大学生前来。“但以前没有人会留在这里”,余玲玲说。由于景德镇本土制作的强势,外来人在景德镇很难依靠陶瓷为生,即便是一些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也根本进入不了景德镇这个江湖。
余玲玲留下来是因为乐天陶社。乐天陶社最早成立于1985年,香港陶艺家郑一在香港汇聚了一批喜欢陶瓷艺术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设计、自己制作并且公开出售。郑一是资深的陶瓷雕塑家。她说,在国外如果你说自己是陶艺家,别人会觉得你很厉害,但在中国,陶瓷主要由工匠来生产,对陶艺家的认可度并不高。他们开办的乐天陶社很想传达一个观念:瓷器可以自己动手去做,按照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理解。目前乐天陶社在全国有四个分店,景德镇的规模最大。自2005年乐天陶社进入雕塑瓷厂,先后建起从设计、制作到销售展示的完整园地。他们把原来的厂房改造成1000多平米的展厅,展厅有序地分割成很多单元,以不多的费用出租给来此做陶瓷设计的年轻人。展厅内专门留有一个较大的会议空间,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讲座,主讲人来自海内外,听众以年轻学子为主。在这里,经常会听到国内外一流陶瓷艺术家最前沿的观念。乐天陶社还专门开辟了外国陶艺师工作的固定场所,他们向所有对中国陶瓷和景德镇有兴趣的外国人发出邀请,只要在网上申请并承担一部分费用,乐天陶社就可以在景德镇提供充分的陶瓷设计空间。
余玲玲负责乐天陶社的咖啡厅、大工作室以及乐天陶社创意集市的组织工作。她是在陶社工作的年轻人的“小头目”,最让她忙乱的是每个周六上午的露天创意集市。这个集市开办时间不长,但知名度不低。每个周六上午,陶瓷学院的学生以及不少在此驻扎的年轻人都会把自己的雕塑或者瓷器展出售卖。Jeck是来自美国的年轻艺术家,他做的杯子外形粗壮,釉彩随意,看上去没有任何规律可寻。就像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状态而去,即使半途而废,似乎都是一件成品,要的就是不着边际的随意与不拘。杯子标价100元人民币,很快就被买走了。实际上,这个创意集市的成交量并不小,每次集市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创意作品都会被卖掉。而买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游客,甚至是文化艺术品的商人。“创意”是这个集市的“点睛之笔”。
乐天陶社在景德镇的负责人是来自香港的邱慧兰女士。她说,香港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承担桥梁的作用,陶社开在这里也有这样一层意义。以前,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是书本,在民间看到的是传统,而我们带来的是交融。“我们希望年轻人在这里打开一扇望世界的窗户,告诉大家陶瓷有很多种做法,做好陶瓷艺术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和发自内心的灵动的创意。”
记者问:“如何处理和传统产区的关系?邱女士很谦虚:景德镇是一台大机器,我们只是这上面的一小部分。乐天陶社接受过景德镇匠人无数的帮助,我们也向他们学习技术。现在年轻人做的东西确实有很多不成熟,其工艺水准和艺术价值也许无法和不少传统的瓷器相比。但是年轻人还有时间,要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和尝试的可能。尽量多地给予年轻人多种可能性,让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揣摩去做,乐天陶社特别愿意这样做。”
高岭土究竟能让人们多少美梦成真?这种可能性能走多远?也许人们的想象力就是全部的答案。
记者在走出雕塑瓷厂时遇到了一对父子。6岁男孩问父亲,“你会用树叶做宝剑吗?”父亲摇头。孩子没吱声。
记者问,有没有教小孩学做陶瓷?父亲摇头说,我们全家祖辈都做这个,它需要你全部的耐心和专注,并时时刻刻谨小慎微,特累。我希望孩子将来能更自由。
谈话间,孩子打开铅笔盒,拿出用树叶做的酷似宝剑的手工,小巧精致。
记者问:“你怎么会想到用树叶做宝剑?”
孩子回答:“老师说可以用天然的环保材料做手工。”
景德镇需要的是胸怀
1999年,前美协副主席、著名美术批评家贾方舟到景德镇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在景德镇的尚古之风中,他欣喜地看到了白明的作品在景德镇的位置。“市场上几乎所有的青花作品都在仿造白明”。这时,贾方舟先生意识到白明在景德镇的影响。
白明目前是清华美院的教师。每年3月都会带学生去景德镇做创作,至今已有20年。如果仅仅用头衔来介绍白明与陶艺的关系,其实难以全面反映他和陶瓷的紧密联系。
应该说,他是一位勤奋的陶艺专家和学者,以一个学者的思路作了扎实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图片资料,走访和勘察景德镇每一道陶瓷制作的工艺程序,并对中国陶瓷现当代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研究。他的视角还伸向国外,编辑出版了《世界陶艺概览》和《世界陶艺家工作室》,在陶艺界的艺术实践中,他与西方同行的交流深入而广泛。
他还是一位视野开阔跨越多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创作的领域涵盖油画、水墨、建筑和陶瓷,其作品被世界多家博物馆收藏。国内艺评家行问教授评价他的陶瓷作品“有一种久违了的雅致沉静和诗意的中国精神”。罗一平教授说,白明的陶艺由两大部分构成,部分是从传统文化而来的青花瓷及容器性陶瓷,另一部分是颇具前卫观念的抽象造型和抽象肌理语言的陶瓷,这两者不论哪个方面,都由一个共同点将其串合在一起,这就是他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性构成了他作品的内核。
对白明的专访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选择。记者在新厂三蕾化工厂一间改制后的厂房中找到了白明。
《文化纵横》:我到景德镇是想买点东西回去的,结果没有买到什么特别的,感觉仿古的东西太多。倒是在雕塑瓷厂买了两个外国人做的杯子,老艺人端在手里看了看说,这在景德镇就是次品。说实在的,那两个杯子确实说不上漂亮,倒像是孩子信手拈来玩耍的一块泥巴。
白明:很有可能会是这样,在很多产区人的眼中,只有符合他们的标准和习惯的东西才是好的。
《文化纵横》:这种标准和习惯是怎么形成的?我个人也并不完全排斥景德镇现有的那些精巧雅致的作品,只是觉得它们没有什么创意,并没有打动我。这些新的不同的东西,其价值似乎也仅仅在于和以往不同。
白明:现当代中国的陶瓷确实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如果从偏于学术的角度讲,从有现代意向的风格谈起,当代艺术家创造有极强的个人审美观念在里面,与传统的样式和理念完全不同。艺术创作在全世界都公认这个价值。但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我们的陶瓷创作实际上可以宽泛到不仅包括艺术家,还包括工艺美术家和匠人。实际上,中国特有的“产区”现象使中国陶瓷创作的主体以工艺美术家和匠人为主。
作为艺术家,我是用作品说话,而作品就是每个人的审美观。比如有人喜欢诗歌,有人喜欢小说,也有人喜欢流水账,因为它真实。但是艺术需要一种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境界高低一目了然。在艺术的转换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很多艺人并不具备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事实上,他们的投入并不比我们少,但他们传承的审美比较单一。在景德镇,艺人们的技术确实不错,外人没有经历长期的磨炼难以达到,但必须认识到技术经过长期的磨练是可以达到的。这种高超技术带来的作品的登峰造极使他们长期沉浸在一种技术和纹饰里,大大固化了自身的审美,艺术想象力的空间会越来越小。长期下来,就会形成一种父母守护孩子一样的单一情感。一旦有外人介入,对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力提出挑战和质疑,他们从情感上就难以接受。当然也有人天生就不喜欢新的东西。他们从小跟着师傅、跟着传统走到现在,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传统的真正意义。
《文化纵横》:我注意到您有过关于中国陶瓷生成“产区”现象的描述。您认为是当前的这种产区的生产方式阻碍了陶瓷艺术的创造和发展。但我奇怪,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过那么多精美绝伦的作品,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很有生命力。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也都出自产区。为什么传统社会的产区没有阻碍创造力的表达,而现在产区所特有的顽固会阻碍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
白明:从传统上来说,艺人和文人的交叉促成了陶瓷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有的时候是文人提出要求工匠去完善,有的时候是艺人工匠在制作的过程中按照需求做各种改进。总的来说,是各个时代的文人和工匠共同创造了中国陶瓷艺术的辉煌。自解放以后,我们的创造方式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类型,不仅和传统比不一样,和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不一样。1949年以后,陶瓷的制作和生产归到轻工部管辖,轻工系统的性质要求生产大众化,主要是做产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轻工部在评,因此中国的陶瓷出现了独特的进程。这决定了中国的陶瓷一定是工艺化的,讲求的是相像和精细,但创造性的艺术水准未必高。1980年代,中国的大学成为陶瓷新的设计语言的场所,原来的中央工艺美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中国美院、 广州美院等大学开办了和陶瓷设计相关的专业,在毕业生的引导上,不再要求每个人都做产品,而是做个人化创作和设计。目前,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在各方艺术家的努力下缓慢的发展。
《文化纵横》:走进景德镇就一直被“传统”二字所迷惑。我在采访常沙娜先生时,她说,中国现代陶瓷的衰落与对传统了解太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景德镇一片传统盛况。不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普通人,我们该在哪个层面上理解传统的意义?
白明:我们永远都无法割裂传统文化来看待现代,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陶瓷非常具有创意。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出现了大量抽象语言,这说明,当时的智慧已经很高,可以形成转化。同时期的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的彩陶上虽然也有抽象语言,但不像中国的那么多。当西方人在进行接近逼真的临摹时,中国人已经可以抽离美的概念进行重新的组合。从彩陶走到晚清,每个时代都充满了鲜明的特点,这说明每个时代中国的艺人不断地在创新,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但今天的瓷器,它的风格在哪里?90%的专家和学者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大家都在模仿。
《文化纵横》:为什么这种创新的精神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选择?
白明: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和时间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简单的回答。回顾中国陶瓷艺术历史,你会发现几百年也就是那几样东西可以拿得出手,并不是说创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我们不可能割断时间的持续,以回顾性的方式去简单地抽取。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一定有代表他那个时代的独特审美。因此,我们今天也需要以开阔的心胸和眼界来面对艺术的发展。为什么景德镇在宋代的时候能够异军突起成为取代北方产区的重镇?就是因为景德镇有宽阔的胸怀接纳了北方很多艺人的创造。今天景德镇如何改变不需要做更多的举例,事实上,产区特点所造就的工艺瓷器也并不是没有消费群体,而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可以使他们在不做改变的情况下继续生存。
我的感觉是,如果中国的陶瓷向前发展,一定是在这个领域有人站出来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东西,拿这些新东西再去影响一些年轻人,当这些年轻人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主要的生力军的时候,带动更多的人从而成就这个城市的新文化。
《文化纵横》:事实上,这几天我在景德镇有一个感受。如果我们主观地把产区工匠和年轻的创造者分为两个群体,那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融合非常少。我在雕塑瓷厂也买了一点年轻人创作的东西,但并不心仪。说实话,有很多传统匠人制作的东西现在看来也非常精美。我心里很矛盾。
白明:20年来,这种感受我听到的太多了,而且观点惊人的相似。这个话题又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话题:审美是有标准的,不是没标准。但是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如果你和一个只会客观表述的人谈论诗歌,那他听不懂,他理解不了诗歌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孤独、缥缈等很多很多种情绪。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朴实停留在工艺。你刚才说外来的艺术家很少与产区艺人沟通,这就对了,事实上他们很难沟通。我并不是割裂景德镇艺人的关系,我身边有很多身怀绝技的艺人在帮我,但我会有所选择。对于不少景德镇艺人来说,如果你拿一件毕加索的画给他们看,他们会说这是垃圾,但是在世界文化的范畴中它具有极高的价值。
技术是可以通过勤奋去掌握的,但艺术没有那么简单。技术绝不代表艺术。但在中国不断有人把技术凌驾于智慧和创造力之上来评价一件艺术作品,这是错误的。一个人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你的想象力,而且这种想象力与人类文化历史上的传承标准具有一致性,不是猎奇。创新是传承文脉下的创新,随意的乱来简单割断与过去的关系,我认为这不应被当作艺术。但如果有的人的艺术作品审美很东方,但在传统又找不到对应,那这就有趣了。所以,我认为传承的不是样式而是审美。
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就是不断地推动这个城市的宽容,这是最大的贡献。比如有人仿我的东西,没有关系。我希望看到这个城市百花齐放。
《文化纵横》:那您觉得现代的年轻人依据什么去创作?事实上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割裂的已经很厉害了。
白明:他们有时也很矛盾,每天大量接触的都是西方现代的内容,对我们自身的东西了解得不多。一方面看到传统的东西是那样养人养心养眼,另一方面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又需要更多的表达。但是他们还年轻,需要人生的体验和历练。他们会成长,成长就会修正。轻狂的也许会轻狂下去,但有文化追求的人会关照文化体验去向更为深厚的方向发展。就像写实与写意两种表达方式,很多人看到的是他们朝向两个方向越来越远的背影。但是,如果你把眼光放得更长去看,他们越来越多地彼此靠近。因此,我上陶瓷课的时候经常对我的学生说,爱它,并努力去做。事实上,传统是一直维系,而审美在于未来。
(作者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