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最主要地位的是儒家文化。从历史来看，似乎儒家文化和性文化处于对立状态，但经作者分析研究认为，儒家文化与性文化有许多一致的、相互促进之处。儒家文化影响性文化。
中华文化是丰富而悠久的，诸子百家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绚烂多采。在诸子百家学说中，有许多内容都涉及宇宙和世界是怎么回事，人的一辈子应该怎么过，等等，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都是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些问题，性作为人生的一个主要课题，自然是在研究之列。
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和性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是道家。从道家的鼻祖老子开始，就提倡以自然的态度对待性，许多道家的代表人物都提倡房事养生，东汉创建道教的张道陵更是提倡性修炼和房中术，这对中华文化都非常重要，但是，道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占第一位的。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最主要地位的还是儒家文化。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一直占主流地位，孔、孟成为至圣无上的先师。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没有多大改变。截止到2008年，国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已有近300个，在中国大陆也掀起了一股学习《论语》、《孟子》的热潮，这方面出版的书籍的销售量以百万计。
可是，从历史看来，儒家文化和性文化似乎是处于—个对立面。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至汉、唐，性的风气都较为开朗，性文化较发达，在宋代以后，性的风气就较为禁锢，性文化就趋向衰微了，而这种禁锢与衰微似乎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可是，性是一种人性，如果儒家文化推行性禁锢，扼杀人性，又怎么能被人称道几千年之久，直至今日还久盛不衰呢？
儒家文化中提倡性禁锢的观点似乎很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歧视妇女的；“男女授受不亲”阻断了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饱暖思淫欲”颇有点现代人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的味道；“广程朱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更彻底地否定了人性；所以鲁迅愤怒地指出“封建礼教在杀人”了。儒家文化真的和性文化有这么对立吗？它们究竟是此长彼消的，还是有许多一致的、相互促进的地方呢？可以作一些分析。
1、“阴阳合一”与“天人感应”
这是中国古人对宇宙构成、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古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和阳这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例如天和地、日和月、寒与暑、雌和雄就是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还可以扩大、延伸到对人生的许多方面，例如《易经》中那段很有名的话：“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一句讲的是阳刚，要一往无前；后一句强调阴柔，要宽容，多做好事，把大家带动得起来，这样阴阳结合，事情才能做得好。
这种理论，使古人十分重视世界万物都要和谐相处，平衡相应——人和人要和谐，男和女要和谐，大自然和人也要和谐。风调雨顺，是大自然的和谐，男欢女爱，是人间的和谐，大自然的和谐会影响到人间的和谐，人间的和谐也会影响到大自然的和谐，而和谐的标志就是阴阳合一，关系平衡。《易经》里有句很有名的话“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只有天和地、男和女、阴和阳平衡了，协调了，世界万物才得以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关于人间的和谐和大自然的和谐会相互影响，中国古代有不少有名的故事。例如梁武帝时，三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皇帝很着急，几次祈天求雨都无效果，就问大臣为什么，有的大臣告诉他，如今天下阴阳失调，男旷女怨，冲达于天，所以天气也失调了。梁武帝听从了大臣的建议，采取了不少措施以调节婚嫁，果真，不久就降雨了。
古代还有许多民俗都和“天人感应”、“阴阳合一”有关，例如把性交称为“云雨”、“耕耨”，都是把人的性行为和大自然连在一起。古人提倡野合，认为可以得天地之气，有益于健康。古人还认为女子应去田野分娩，因为可以肥沃土地。“七损八益”认为，在疾风暴雨、大寒大暑、日蚀月蚀、雷电交加之时不可性交，否则会有损健康，如果得孕生子多有残疾，等等。
当然，“天人感应”不仅仅表现在性方面，如有重大冤情，就会天昏地暗，六月飞雪，三年大旱，也是古人的观点之一。
这些观点的中心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性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和其他自然现象息息相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有益于健康，实现优生。现代气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吸取天地(大自然)之气以养生，也是出自“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理论。
关于这套理论，中国的道家是最提倡的，而儒家也很重视，如建议汉武帝把儒家学说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强调按天地之气的规律行房，他说“天气先盛牡而后施精，故其精固”，可见这种理论不仅是儒家文化，而且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2、 “礼”是中华性文化的特点之一
我们进行一些世界古代民族的性文化对比研究，发现中华性文化绝不像古希腊那么浪漫，不像古罗马那么放纵，不像古印度那么神秘，不像古代日本那么粗鲁，而是很讲“礼”，最典型的话是“床上夫妻床下客”，“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对性的态度则是“温、良、恭、俭、让”，连在文学方面的性交描述、春宫画中的性交描绘都是那么文雅、温柔与含蓄，和其他民族的性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不说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
儒家文化很提倡“礼”、“仁、义、礼、智、信”，这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礼”就是一种规矩。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性，压迫了人性，可是儒家最初提倡的“礼”却是有它的很大合理性的。夏、商、周是中国从野蛮时代进人文明时代的最初阶段，在野蛮时代，上下关系、男女关系以及人与人的交往在很多方面都是无矩可循的，所以一些大圣大贤们把“制礼”即制定规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周公旦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人甚至把夫妻过性生活就称为“行周公之礼”。周公是孔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到了春秋、战国，群雄纷争，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子非常着急，极力提倡“克己复礼”，倡导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套行为规范以约束自己，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社会秩序，这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因为它是一种社会需要。这和封建后世所倡导的封建礼教不完全是一回事，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丢掉了“礼”的合理内核，使“约束”走向极端，就完全变成了谬误了。性的约束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现代所倡导的“性文明”，归根结蒂也就是两个内容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自由反映出人性的需要，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要健康；控制，或云约束，反映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对于性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社会都要加以控制，但是不能像封建礼教那样控制，控制要合乎人性，要合理。
3、提倡“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所大力提倡、世人所奉行的思考问题、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论语·雍也》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哉！”意思是中庸作为一种品德素养，是最完善的了。“中”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思想和行为都不能过头，也不能有差距，即所谓无过，无不及。“庸”有两层含义，一是“用”指实际施行；二是“常”，指恒定不变；“中庸”就是持久、一贯地实行“中”的准则。
中庸之道十分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的处事方式。古人认为事物具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称之为“两端”，处理问题则要把握住两端，找出联结两端的某一个平衡点，以一种稳妥、适中的方式来求得解决。中庸之道还提倡“无可无不可”的应变方式。“无可”指不绝对地认可其中的一种做法而排斥其他，“无不可”是不绝对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奉行的中庸就是要“时中”，“时中”乃是根据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变通“中”的标准，承认调节变化，要避免死抱一成不变的价值尺度，也不死守单一的行为方式。
中庸之道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表现在方方面面，也表现在性文化上。
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提倡性禁锢，对性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其实不尽然。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从孔、孟开始，还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可是，另一方面，孔、孟又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对性要以“礼”来控制，既开放、又控制，在后世一直是这样。在一端是开放，另一端是禁锢，而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直至现代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近是不尽相同的而已。后世的性学家，如元代李鹏飞所编撰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第一卷先提出了“欲不可无”、“欲不可绝”，然后又提出了“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和“欲有所忌”也是不走极端而“用其中”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们提倡性文明，性文明的含义不应该是绝对的性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性管制，而应该是“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这才能使人性能够充分发挥，不走极端，不绝对化，这也是中庸之道对现代性文化的一种影响。
4、既重视“道”，也重视“术”
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大方向，是一种对事物宏观的、战略性的看法；而“术”是指一些谋略、策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是儒家对世界前景的瞻望和奋斗目标，是一种理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指人们理想、方向不同，怎么能合到一起呢？儒家重视“道”，也重视“术”，可是更加强调“道”之不可动摇，这和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十分强调法、术、势，甚至只讲手段、不顾目的有较大的不同。
这种儒家文化对性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性文化首先讲求性的观念、道德情操，而后才讲“交接之道”，这个“交接之道”实际上是指“术”，是一些性行为的具体方法问题。“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是“道”；认为两性交合是宇宙、天地间的大事，两性关系的和谐至为重要，也是“道”；“欲不可禁”、“欲不可纵”也是道广男女同兴”、“男女同乐”不能只顾一方的满足，也是“道”。除了“道”以外，还有一些做的方法，如怎么得到性的快乐，怎样保持性的健康，怎样易于得子等等，这都是“术”，“术”要服从于“道”，在“道”的指导与统率下进行。
“道”与“术”的结合可以视为中华性文化的一大特点。纵观外国古代的一些性文化，虽然也有“道”，但更强调“术”，例如古罗马的《爱经》、古印度的《欲经》、古代阿拉伯的《芳草园》等性学经典名著煽情的内容很多，“勾引异性”的方法很多，而讲“道”的内容却有所不足，这就往往使它变成一本“吊膀子书”了。我国现代对青少年的青春期性教育既包括性的知识教育，也十分强调性的人格教育，可能也是受到了“道”与“术”并重的文化影响。
5、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前面所说的“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原则性，对原则是要坚持的，但是孔、孟之道在初期并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做法很有人情味，而且，也是“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表现。
例如，被后世捧为大圣人的舜，其父粗暴地干涉他的婚姻自由，但帝尧要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他是愿意的，于是“不告而娶”，背着父母娶了这两个女子。如果从后世的封建礼教看来，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孟子却对此持赞成态度，一个原因是“为无后也”；第二个原因是“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人之大伦，不可也”。有人问孟子，“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逾东墙则不得妻”，那么爬墙头去找女人可以吗？本来，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礼”的，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可是盂子回答，娶妻是件大事，如果没有老婆就没有后代了，这是个大原则，如果不爬墙就找不到老婆了，那么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又如，孔孟之道提倡“男女授受不亲”，有人就问孟子，如果嫂子掉在河里快要淹死了，可以不可以“援之以手”呢？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如果眼睁睁地望着嫂子被淹死而不去救，禽兽也。这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最初的孔孟之道中有许多合乎情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东西，但是，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了，篡改了。例如刘邦刚当上皇帝时，对儒家特别看不起，认为“打天下”不靠这一套，以后，帮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都不守君臣之礼，叔孙通劝他要推行孔孟之道，朝廷之上一切依礼办事，要有严格的规矩，这一套做法很有效，于是刘邦也去祭孔子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次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时，大为震怒，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赶出去，后来又把《孟子》删改了。这都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孔孟之道。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志，一些自封为“孔孟之徒”的学者也篡改了孔孟之道，例如宋代中期的“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孔子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程朱”却要“灭人欲”，要人们不要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程朱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朱熹、程颢等在生活上、气节上也十分虚伪、丑恶，违背了孔孟之道。因此，五四运动、鲁迅批判的“吃人的旧礼教”、“孔家店”等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孔孟之道，而是把原来孔孟之道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内容删除了，把一些消极因素扩大到了荒唐的程度。
在历史上，孔孟之道经历了一个被推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盘否定、现在又被重新推崇的过程，但是似有偏差。有人建议党和政府在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去世后要继续册封“衍圣公”；有的地区要以孔孟之道来治理，搞复古的一套，而且大大神化了孔子，这真是21世纪的怪现象。历史上的任何伟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推崇他们但不能无限夸大。从性文化的角度看，至少可以肯定，孔孟之道中“设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是一些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不能照搬。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国有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方文化，对这两种文化都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一切文化都应该这样，对孔孟之道也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