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丝绸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养蚕起源，国内有着嫘祖、马头娘、传丝公主的传说。 1)嫘祖
正史中记载着我国饲养家蚕的发明人是黄帝的元妃嫘祖，元《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cun zhu）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2)马头娘
民间有关蚕桑起源流传最广泛的是马头娘的故事：相传在四千多年前，四川有位姑娘思念远方的父亲，对家中的白马许诺，如果找到父亲，就嫁给白马。后来马儿果然找回了父亲，但姑娘却无法兑现承诺，马儿十分伤心。得知内情的父亲杀了白马，曝晒马皮。一天，马皮卷走了姑娘，在树林里变成了马首人身的蚕。从此那一带开始有了蚕桑，使当地受益。人们就将这片树林称为桑（谐音“丧”），桑树上的蚕便称为 “马头娘”。
(3)传丝公主
唐代时瞿萨旦那（今新疆和田）国王在与东国公主通婚时，让公主偷偷地将一些蚕、桑种子藏在她的帽子里，逃过了边关的检查，终于将蚕桑传到了这个国家。
长江流域最早的丝绸文物是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绢片、丝线、丝带等。经碳-14测定，其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750年，距今已有4760多年的历史。
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7公里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1956年—1958年，考古工作者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两次较为全面的发掘，在22号探坑的第4层，人们发现了一个竹筐，竹筐内盛了一些绢片、麻片、丝线和用丝线编制而成的丝带等物品。1960年和 1979年，浙江纺织科学院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先后两次对这些纺织品进行鉴定，实验发现其中的丝带以“人”字形斜纹编制而成，绢片为平纹织物。与这只竹筐同层出土的还有一些稻谷、竹绳和木杵等物件。从出土的文物可以发现，良渚人的缫丝和丝绸织造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团长度约7厘米的丝线。根据同坑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一丝线属于马桥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年。这些丝织品的可靠性得到了纺织界和考古界的一致认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长江流域最早的丝绸文物。
进入文明灿烂的春秋战国，列国争霸，发展农桑就成为富国强民的普遍国策。与此同时，周礼文化兴起，作为上等织品的丝绸也成为“分尊卑、别贵贱”的礼制工具之一。按照代代传承的舆服制度，穿戴丝绸都是一种显赫的特权。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中，商人地位最低；虽然商人最有钱，甚至经营丝绸，但却不可以穿
丝绸衣物。这种禁令在秦汉时就很严厉，直到明朝初年，即使农民都可以穿绸纱，商贾仍不许穿绸裹缎。
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长期被作为高价值的货币使用（铜钱属于低价值货币）。特别是对外关系中，丝绸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中国羁縻藩属小国的朝贡贸易几乎完全靠丝绸维系。“军队的工资表格告诉了我们，士兵们得到的工资是成捆成捆的平纹丝绸织物。在汉代，这种织物作为货币流通于市面。士兵们可能和来到长城关口出售马匹和皮毛的游牧民族交换他们的织物。”此外，丝帛还曾被作为高级书写“纸”。
丝绸由蚕丝织成，这是一种极其特别的动物蛋白纤维，与人体有极好的生物相容性。在棉花出现之前，其他如葛、麻等植物纤维织物从质感上都无法与丝绸相提并论。
中国对丝绸技术垄断了数百年，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仍然是丝绸商品的重要输出地。在古代运输条件下，远距离贸易仅限于高价值的奢侈品，因此丝绸成为最古老的世界商品。丝绸贸易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纺织技术的进步，这为后来的棉花革命和工业革命完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事实上，棉花织品一开始也是作为替代丝绸的奢侈品出现的，只是棉花比蚕丝更容易生产，从而使棉纺织品逐渐成为普罗大众使用的普通商品。
作为丝绸中的极品，锦将纺织品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它把蚕丝优良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丝绸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织锦出现于东汉，当时中国已经率先发明了提花技术。如果说纺织技术影响了工业革命，那么提花技术对信息革命则影响甚大。中国提花技术传至西方后，有人采用穿孔卡代替中国“花本”，制成能织造大型花纹的动力提花机——雅卡尔织机。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可编程的穿孔卡就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
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丝绸就已经从中国走向了世界。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旧约》中曾两次提到丝绸，并称之为“最美丽的织物”，在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像身上，也同样披着柔软的丝绸长袍。毫无疑问，这些丝绸是经过波斯传过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时，他们就发现波斯宫廷人人都穿着丝绸。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
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至少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开通了丝绸之路。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是张骞在中亚看到的唯一的中国商品。张骞在中亚大夏（今阿富汗）所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均出土大量来自缅、印的象牙，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千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这些外来文化因素集结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中心内，确切说明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已发挥了中国西南与南海地区乃至西方贸易的功能。
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
季羡林教授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考证，“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对音。实际上，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海贝、海洋生物雕像、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中国古代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
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
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这意味着早在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便发展了与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 西方考古资料说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是完全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代四川的产品。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里斯”（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而Seres名称来源于梵语Cina的音转，Seres名称和Sindhu（印度）名称同传中亚，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一系列史实表明，最早从中国进入印度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丝绸等蜀物到印
度而引起了丝绸的传播，由丝绸的进一步向西方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丝绸沿南、北、海上和草原出口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区，直接推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沟通并促进了中国与欧亚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的货物包括丝绸就已经通过早于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传到了欧洲，但那时的中西方交流还属于商品流通的范畴，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贸易。
到了汉代，中国的丝绸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了目前所了解的汉代丝织品的绝大部分品种，按组织结构的不同，这些丝绸织物有平纹类织物、平纹地暗花织物、起绒织物、纹锦类织物以及编纂类织物等，其中有很多品种均为第一次发现。
平纹类织物的织物最为丰富，有绢、纱、缣，其中尤以绢为大多数，特别是著名的素纱禅衣，总重量仅49克，衣料为轻薄的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其纬丝强拈，拈向一致；经丝弱拈，拈向交错，因而幅面自然形成皱纹。这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柔如雾，是汉代著名的“雾毂”。“禅衣”就是今天所说的单衣。除此之外，一号墓还出土了三件以印花敷彩纱作为面料的绵袍，为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也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纹样为藤本科织物的变形，
由枝蔓、蓓蕾。花蕊和叶组成。藤蔓为镂空版印，花、叶及蓓蕾则是用手工分6次用6种颜色描绘。
暗花织物，平纹地上起暗花的丝织品在汉代成为绮，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绮类织物主要有菱纹绮和对鸟菱纹绮两种，菱纹绮是以粗细线条结合而组成几何图案，其织纹为在一个大菱形的两侧各附加一个不完整的较小的菱形。对鸟菱纹绮纹样是以不规则的菱形组成四方连续的图案，在菱形中对称的分布鸟与植物花草图案，风格独特，结构严谨而又不失生动活泼。
绞经织物主要是罗，一号墓出土单幅的罗10幅，颜色主要有朱红色、香色、烟色等，图案全为菱纹。出土的衣物中，有6件绵袍、1件夹袍以罗为面料，由此可见，罗应该为当时十分时尚的服装面料。一号墓出土一件朱色菱纹罗，长75厘米，宽48厘米，朱红色为朱砂染成，图案为瘦长菱形，两侧各附加一个不完整的小菱形，罗孔清晰、花地分明，显得雅致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