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纯
我们从小读的历史书上都说，因为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在科学上、文化上、经济上逐渐落后于世界。最终被大炮打开国门，承受耻辱的失败。
然后有人喊冤了，说清政府闭关锁国，那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怎么来的？还有原本流行于西方的梅毒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冤枉了大清国吗？
首先，“闭关”这个说法确实不对，清早期闭关是因为台湾郑氏反对清朝政府，而清军又不善海战，在东南沿海严防死守，是为了封锁占据台湾不肯臣服的程成功家族，同时是为了避免沿海的居民接触到“错误思想”。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康熙皇帝和朝臣商议之后，很快就开了海禁，只有一些关于收税和禁止出口硫磺兵器等违禁物品等相当正当和正常的规定。到了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仅在苏州一地就能看到千帆出港。
乾隆像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其它港口的对外贸易，“（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被认为是清政府开始奉行起闭关锁国政策的标志。但是这只是对口岸加以限制，实际贸易额没有受太大影响。出口额在1760年前后每年是不到200万两白银，到了1830年前后接近每年5000万两白银；同期进口额则从47万两白银增长到730万两白银（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这么大的贸易量，怎么样也不能说是“闭关”。
钦命粤海关，是大清中期中国进出口的唯一港口
虽然肯定没“闭关”，但是确实有“锁国”。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多个皇帝，都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甚严”，“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掺杂”。
实行一口通商之后两年，即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即“防夷五事”：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简单地说就是，来华的外商要受到严密监视 ，只准在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且停留在广州期间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此外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这些政策目的在于确保皇帝手下的官员能够绝对控制所有发生的贸易活动，并防止中外民间的自由交往。于是，大清国在贸易量保持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做到了“锁国”。
而这巨大的贸易量是“官商”完成的。对外贸易权限归官府所有，再拿出来寻租，商人搞定有关人员并花钱买权限，成为官家的代理人，然后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外贸业务，获取利润。如此一来，商必须依附官，必须完全听命于官，承受各种苛捐杂税，贸易的收入也官家拿大头，商人拿小头。而且这些代理人只是牙商（即中间商），只是交钱拿货或交货拿钱，商业交往的流程被尽可能缩短，更深层次的互动被刻意避免。
广东十三行
站在皇帝的角度，钱也赚了，又避免了对外贸易造成的文化冲击和阶层流动——确切地说是避免了国际贸易改变社会结构对国内的极权制度造成冲击，也阻止了西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传统文化/愚民政策造成破坏，简直不能更完美——同样，也完美错过了国际贸易本可以给中国科学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对于国际贸易本来就不存在刚需。除了元朝和南宋这两个特殊情况：元朝是疆域面积特别大，有大片领土在丝绸之路上，元朝统治者在占领中原之前和西亚往来频繁，所以比较有国际观，但元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一些资源必须进口。试图说服乾隆皇帝放弃贸易限制的英国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
而乾隆帝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的回答也证实了这点：“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关锁国”、以及官商制度这个锅，让乾隆一个人背，或者只让满清朝廷来背，都是不公平的。这些简直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基本国策，无论哪个朝代。
中国的极权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都决定了：国家政策制订，以及人们对一件事的价值判断都取决于——这是否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而皇帝们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稳定，防止人民起来造反换皇帝，或者避免邻国入侵换皇帝。而上千年的奴化教育让中国人不会轻易造反，除非确实活不下去了。皇帝和他们的官员们只希望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等级制度、君臣父子的传统道德观念永远不要改变。连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常常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因为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冲击，继而可能对原有的体系带来风险，更何况外来的思想和文化。
皇帝们什么也不缺，自然也不欢迎任何变数，因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鸦片战争
大清国亡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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