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Sep.2002
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多视角研究
贺显斌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外语系广东广州510665)
摘 要:本文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的结构层次与文化、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多学科研究。本文还对各种研究方法的侧重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进国内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对策。关键词:文化语言学;语言结构;文化类型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03(2002)03-0022-05 80年代起,我国兴起“文化热”。时至今日,文化问题依然是外语界、对外汉语界和汉语界等多种学科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语言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语言与文化研究一般从哪些方面入手?这些正是语言文化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文认为,语言与文化关系复杂,应借助多个学科、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至少可从五个方面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的结构层次与文化、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多学科研究。本文还分析了各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探讨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国内的语言文化学科研究的对策。
一、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研究
对文化的界定直接影响到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定位。关于这两者的关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语言涵盖整个世界观和思维模式——语言就是文化,而且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曾说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转引自顾嘉祖等,2000:235)。”他大概可以算作语言文化一元论的代表人物。照此理解,语言与文化是一种重合关系。
多数人持二元论的观点,认为语言与文化是可
分的,但他们对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的看法却不一致。国内持广义文化观的学者(刑福义,1990;陈建民,1994)一般把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物质或器物文化(文化的表层)、制度文化(文化的中层)和观念或心理文化(文化的深层)。刑福义等(1990)认为,语言属于制度文化层次。这样,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包孕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Hudson(1980:81)把文化界定为“我们通过直接学习或观察他人的行为而从他人那里学到的知识”。他认为,语言当中大多数成分是从他人处学来的,但也有些概念不是,至少那些只有和词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的概念不是从他人那里学的。他以“vertical”(纵向的)为例,认为婴儿在学习这个名称之前就可能已经理解其意义;他还认为,语言的有些内容,如语音特征和“名词”、“动词”等概念,小孩是不必学的。
:83-84)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看Hudson(1980
法是:语言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在文化之中,语言与文化的交叉部分就是从他人处学来的语言部分。换言之,除了不是从他人处学到的部分外,语言是完全包括在文化之中的。语言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
Wardhaugh(2000:216)在《社会语言学导论》(AnIntroductiontoSociolinguistics)中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与文化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国内也有人持这种观点。照此理解,语言与文化是根本排斥的。
除了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描述成重合、包含、交叉和排斥四种关系之外,陈建民(1999a:45)还曾经把语言和文化比作一张皮的两面,他说:“语言与文化是一张皮,不是毫无联系的两张皮,对这张皮,我们可以从这一面看看,也可以翻过来从那一面看看,即进行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双向交叉研究。”
认为语言和文化相互排斥、毫无关联的看法自然走了极端,把语言和文化看作重合关系的一元论者则夸大了语言在文化中的地位,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说,文化都不仅仅指语言。语言和文化是一张皮的两个面的说法形象直观,通俗易懂,用来强调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性,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如果用来解释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位置则不十分妥帖,因为它将语言与文化置于几乎平等的位置,这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语言文化的包孕关系观有一定的道理。但文化究竟应如何分层,语言又属于文化的哪一层,恐怕还难下结论。而且,广义的文化概念将文化学科置于一切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上,这显然也违背了现实。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的角度出发,笔者倾向于接受人类学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交际时必须具备的、有关特定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知识,并认为Hudson(1980:81)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定位较为准确。
二、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关系
到目前为止,有关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的主要论述主要有三种:“语言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语言文化(双向)影响制约论”。
1.“语言决定论”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西方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萨丕尔(EdwardSapir,1929)在他的论文“语言科学的现状”中阐发了他的语言文化观:人类生活的社会受到人们所说的语言操纵和控制(societiesbeing“atthemercy
of”
their
languages);操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speakersofanytwodifferentlanguageslivingin“distinct”worlds)。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吸收了萨丕尔的思想,并提出了“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sm),二者合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不过,沃尔夫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他最极端的说法是语言系统本身造就了我们的思想:
Thebackgroundlinguisticsystem(inotherwords,thegrammar)ofeachlanguageisnotmerelyareproducinginstrumentforvoicingideasbutratherisitselftheshaperofideas,theprogramandguidefortheindividual'smentalactivity,forhisanalysisofimpressions,forhissynthesisofhisme-ntalstockintrade....(Whorf,1952.转引自Wardhaugh,2000:217)
“沃尔夫假说”提出以后,西方一些语言学家对“假说”进行了验证和论证,但假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采用何种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分歧严重,沃尔夫的“真实意图”至今也不明白,因此,“假说”从学术上来讲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假说”有“强式理解”(thestrongversion)和“弱式理解”(theweakversion)两种解读方式。“强式理解”认为,人们所说的语言决定了他们的认知类型;按照“弱式理解”,语言类型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某种影响。因此,今天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论已不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到底何种程度的解释是可信的。“假说”既不被全盘接受,也不被全盘否定。
2.“文化决定论”
有些学者强调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认为“文化肯定影响着语言的使用方式,也许决定某些零星而具体的语言问题(thespecificbitsandpi-:216)”。eces)(Wardhaugh,2000
顾嘉祖等(2000:253-264)认为,鲍阿斯(FranzBoas,1858-1942)的语言文化关系理论就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即文化决定语言)。在为《美洲印第安语手册》(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uage)第一卷撰写的序言中,鲍阿斯阐述了语言与思维方式(文化深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的看法。他陈述了当时语言学界流行的观点:“一个民族思想的简洁、明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民族的语言。”印第安语里缺乏表达具体事物性质和状态的词语,鲍阿斯对此的解释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语言不能表达抽象性,而只是证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需要这类表达;如果一旦有这种需要,他们就会很快发展这类词语的。”总之,在鲍阿斯眼中,是生活方式决定言语形式,即文化决定语言。在谈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他更强调思维对语言的作用。他说:“我们应该记住,目前欧洲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哲学家的抽象概念形成的。”鲍阿斯特别强调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
·
制约作用。
3.“语言文化(双向)影响制约论”
语言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无疑代表着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两种极端的看法,多数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取折衷的态度,认为语言反映、影响文化,文化也影响和制约语言。“语言是整个文化系统的符号、反映、积淀、滤色镜,等等”(刘丹清,1995)。语言和文化间的影响制约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1)反映关系。“语言表达、体现和象征文化现实”(Kramsch,2000:3)。“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反映语言”(Samovar,2000:123)。语言既反映其他文化,也反映语言本身。
2)工具关系。语言是反映和窥探民族文化的“镜子”和“窗口”;是文化的载体;是固定和存储思维结果的最重要的物质形式。
3)互动关系。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周振鹤、游汝杰,1986)。语言与文化不仅相互促进,而且相互制约。就思维而言,语言常常决定思维的方式、范围和深度,影响和制约思维;但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思维工具不能满足思维的需要,那么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改造或置换思维工具,从而带来语言的发展。就此而言,思维又影响语言,促进语言的发展。总之,“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和制约”(刑福义等,1990:13)。
三、语言的结构层次与文化的关系
“沃尔夫假说”的佐证材料主要是词汇和语法。不同文化对事物的分类不同,因而词汇的分类系统和比例不同。比如印第安语言Hopi用一个词“masa'ytaka”表示“飞机”、“昆虫”和“飞行员”等三个意思。此外,不同语言在性、数、格等语法特征上也表现出差异。
当代学者在语言结构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意见很不统一。美国语言学家兼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107)认为,“能反映语言与文化关系A.Nida,1993
的基本上属于语言使用方式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语言结构的问题”。奈达认为,词汇和话语模式能反映文化,因为“词汇的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所生存的世界的了解和分类方式。某一种语言在某些领域具有较高比例的词汇体现了该文化的着重点所在。某些词汇知识常常说明人们在特定领域的能
力,某些词汇的消失表明了这一文化所关注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文化的变迁能产生新的话语类型;某些话语类型的流行也反映了文化所关注的事物。”奈达还声称,语音或句法不反映文化。
国内较多学者似乎认同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都同文化有关。比如,罗常培(1950,1989)在我国开辟了一条通过分析词语的涵义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新路。陈建民(1999b:206)、毕继万(1994:241)等认为,语言是思维的主要载体,思维方式制约句子结构。有学者认为,语音必须结合为词语才能表达意义,而它的表义功能又是社会和文化赋予的,因此,语音也和社会文化有联系。杨信彰(1996:59-60)提出,进行语言文化关系研究应考虑语篇和语域的问题。国内有关汉语言与中国文化研究的近著还涉及到了汉文字、汉语方言、音韵、训诂、修辞、语用等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与文化的关系。
即使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与文化有关,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反映在语汇上(甚至包括文字上)最浓烈、明显、突出、集中,而在语音、语法上则比较清淡;反映在言语的使用上比较显豁、典型,而反映在语言系统本身上则比较含蓄、隐蔽。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同文化当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要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更不要采取`唯文化论’的立场”(邵敬敏,1992)。
语言与文化固然关系密切,但文化是否与语言的各个层次和方面有关还需进一步考证;文化对语言层次和使用的影响程度有强有弱是必定无疑的。片面地否定和夸大语言与文化间的关系都是不可取的。
四、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关系
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语言变体和(亚)文化关系的著述,如《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英国英语与英国文化》、《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澳大利亚英语与澳大利亚文化》,等等。那么,语言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是否一一对应?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很早就开始探讨,但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
鲍阿斯(1911)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序言中曾表示,人种的生理类型、语言和文化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转引自赵世开,1990)。萨丕尔(1921:221-235)也曾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分布不平
行”,“不一定有联系”;“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在同一种文化里共存,密切相关的语言——甚至同一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
国内部分学者赞同上述看法,认为“语言与文化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不是一种语言就有一种文化”(沐莘,1996:646)。“语言与文化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但是语言的型式和文化的型式却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并不决定于它的语言型式,文化型式的转变并不一定引起语言型式的相应变化,反之亦然;甲、乙两种文化之间和甲、乙两种语言之间可以发生相互影响、融合、替换等关系;但是甲、乙两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引起语言间发生相应的变化”(周振鹤、游汝杰,1986:2)。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不能绝对化,应该看到语言与文化类型之间本来是存在内部联系的,只是文化会扩散,语言会变异,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语言与文化出现不平行或犬牙交错的现象。
从以上讨论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类型与文化分布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在研究它们的关系时,既要看到二者不平行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一致的地方。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大有裨益。
五、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多学科研究
语言与文化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单一的学科难以弄清问题的全部;当今国际交流的增加提高了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结果,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多学科研究的繁荣景象,涉及的学科主要有欧美的文化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不少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
不同学科的学者学术背景不同,研究目的、方法和侧重点也不同。比如,西方传统的人类语言学通过研究经济和文化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如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来揭示他们的文化特点;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使用中的变异现象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关系;跨文化交际学侧重研究如何克服语言间的文化障碍,提高交际的有效性;心理学家主要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希望借助于对语言的研究,揭示大脑这个黑匣子的工作原理。心理语言学家还希望将语言
与思维的研究成果用于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的研究上去。
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词语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语言教学;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则对文化与语言的各个层次和使用的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目的是探讨一种将人文性和科学性更加紧密地结合的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似乎没多大联系。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比如,部分学者片面强调语言的个性研究和文化语言学的中国特色。
西方语言学界的确有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的传统,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语言的共性远远大于语言的个性;但并非完全排斥个性研究。桂诗春、宁春岩的《语言学方法论》中将ethnolinguistics译作“文化语言学”,陆谷孙主编的《现代英语大词典》将其译作“民族文化语言学”其实就是一种个性研究,它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察语言的使用情况以及语言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的作用。但这种个性研究中其实也包含着共性的成分。片面地强调个性研究,“把语言学分成`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会妨碍语言学作为一门整体科学的发展”(Halliday,2000)。
和国内研究相比,西方语言与文化研究注重社会现实,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现状;注重口语,注意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学术性强,理论成果较多(刑福义等,1990:74)。此外,西方研究还有重宏观论证、重视田野调查、重视学科的交叉研究等特点。
1996年,美国第一部冠以“文化语言学”字样的专著《文化语言学探索》(TowardATheoryofCulturalLinguistics)出版,该书的作者GaryB.Palmer(1996:4-5)声称,他的“文化语言学”(culturallinguistics)是将鲍阿斯语言学(Boasianlinguistics)、民俗语义学或民俗科学(ethnosemantics/
ethnoscience)和言语交际民俗学(theethnographyofspeaking)等三种传统的人类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的研究。将认知语言学方法用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值得我们重视。
可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拓宽研究思路,是国内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探讨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五种研究视角。对文化的不同界定竟然导致了语言与文化四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关系:重合、包孕、交叉和排斥,可见,它
·
们之间的空间定位有赖于在语言文化学科内对文化的较为一致的定义。语言与文化之间很难说是一种谁决定谁的关系,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反映、互相促进。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但是否对语言的各个层次和所有方面产生影响则还需进一步考证;而且对语言层次和使用的影响程度也有强有弱。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既有不平行的一面,也有相一致之处,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多视角的,而且还应是多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尤其是人类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语言学(主要是民族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都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列入了本学科研究的范围,但它们在研究的目的、方法、重点等方面都不尽一致。
在我国,有一门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学科——文化语言学。笔者认为,该门学科目前需要突破片面追求个性研究和“中国特色”的倾向,积极地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拓宽研究思路,以求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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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1-12-17责任编校 彩 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