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与诡道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仁义与诡道两种战争观争议颇多，后世者多以“仁义”
为重，诘难者少，而对于诡道非议者众，两者间似乎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 何为仁义与诡道
（一）仁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仁义，本意是仁爱与正义，在字典里亦有性情温顺，通达事理之说。战国时孟子曾着重提出，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而仁义的战争观是指以仁为根本，以义去治理的战争观，把战争看成政治的组成部分，强调以仁义为战争之本，即使避免不了暴力，仍要以行仁义为前提条件，不打不仁义的战争。
（二）诡道的基本内涵
所谓诡道， 本意是诡诈之术，也有间道、捷径之说。当然，诡道亦是对敌人的一种斗争艺术，是巧妙地运用伪形误导敌人的手段，是战争指导者对敌的一种斗争艺术，是巧妙的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敌人的一种谋略，绝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所以诡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说诡即是诈，也就是以欺骗的手段诱使敌人做出我们能够预料的错误或者行动，从而使我方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主动权，最终取得胜利；广义的诡道为因敌制胜、因利制权、因行用权、上兵伐谋、奇正相生、出奇制胜、兵不厌诈、兵以诈立、随机应变等等。其实质和目的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其精髓在于“因敌变化”。如果与西方的军事名著比较，诡道就相当于“战略”，所以，诡道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如果诡道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的欺骗毕竟有所不同。
（三）仁义与诡道
仁义与诡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战争观，有如古代中国，仁义代表了商周时代古老的“仁义之兵”的战争观念，而“诡道”则反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所引出的新的战争观念。与之相对的是两本兵书，前者反应了《司马法》“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观念，后者对应《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的战争观念。
二、 关于仁义与诡道的主要观点
追溯历史，总结起来，人类对仁义与诡道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恃诡道之术者必亡
这种观点认为仁义才是根本，应该以仁义的战争观出发去应对战争，即使一时使用诡道取得了胜利，却并不是王者之师，最终也会有计谋用尽的时候，那时也就是失败的时候。这种态度，自古以来一直受历代众多君王及名
家所接受，特别是在“诡道”的观念提出后，引起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司马法》将从事战争的基本条件归纳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即以礼义廉耻为规范，军队就能够固如磐石，以仁慈博爱为宗旨，军队就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孔子说过“桓公久和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他认为通过暴力、通过诡诈之术去征服其他国家是不仁义的，不是一个充满仁义的国家该做的。无独有偶，荀子明确表示了“仁人之兵，不可诈也”；而且《明实录·明太祖宝训》记录朱元璋与侍臣讨论《孙子兵法》的内容中这样写到：“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然其术终亦穷尔，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都是对诡道之术的一种反对，认为用诡道之术是不仁义的，是不能长久的，仁义之师不可尽用诡道之术。当然，西方也有类似反对诡道之声，20世纪初法国前驻华武官就发表过文章，反复指出“中国兵法的特点就是将帅们奸诈狡猾，企图用各种手段欺骗对方，因此，法国指挥官不应被中国将领们信誓坦坦所欺骗”。
由此看来，还是有众多以仁义为准则的人反对“不仁之术”——诡道，但诡道是否真像那些仁人之士所说的那样吗？这里另有说法。
（二）、诡道才是战争取胜的根本
这种观点随不被众多儒家即仁本思想的人所接受，但却又是历代军事家所推崇的，不仅如此，诡道之术甚至在各个领域也都有接受者。孙子就说过：“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诈者，所以困敌也”，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用兵与敌人作战时，必须以“诡诈”待之，方能取胜。曹操也注明过“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荃注曰：“兵不厌诈。”皆意味着用兵方式在于变化莫测，行事与伦理道德无涉。不仅如此，众多军事家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梅晓成就认为“非诡道不能立事”，丘吉尔对“欺骗”与“仁义”的辩证关系也有过认识：“在战争中，仁义是非常珍贵的，但必须有谎言护卫其左右”，甚至列宁就直接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由此可见，在军事家眼中，诡道之术在战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味地仁义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如果像宋襄公那种对待战争一味地讲求道德仁义等到的只会是失败。
（三）、仁义与诡道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应将二者统一起来，综合运用
这种观点结合了历代学者的争论，认为仁义与诡道并不是不能综合起来的，应该在最恰当的时机运用最恰当的方法。孙子在《行军篇》中就提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地形篇》中指出“视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由此可以看出，孙子不仅仅是强调诡道的重要性，还支持以仁义带兵的主张；正如扭先钟所说的“诡道并非特定名词，只是表示一种随机应变、毫无常轨的行为方式”一样，诡道并不是单纯的不仁义的欺诈之术，并不是完全将仁义抛弃的一种方式。更有柴宇球指出“用谋是有原则的，以正治国，以奇治兵，对人民只能讲道德仁义，对敌人，不能用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该用诡道就应用”，也就是说仁义与诡道在对立当中仍然有统一的地方，要综合运用。
三、 关于仁义与诡道的认识与思考
1、诡道是《孙子兵法》军事谋略思想的精髓，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而仁义作为儒家传统的思想核心，不仅仅是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在战争中也
具有一定的地位，形成了一定的仁义军事观——（1）正义之本是战争支柱；
（2）战争准则是师出有名。因此，我认为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是片面的，这两种观点将仁义与诡道二者看成是对立的，并未看到二者各自的用途及对立统一的一面，而第三种观点更符合实际的需求，更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只要我们将诡道与仁义运用恰当，就能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就能为世界带来和平，就能在竞争与对抗中寻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最终取得胜利。
2、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王室衰微，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和土地国有制度渐渐崩溃，诸侯、卿大夫的势力不断膨胀，强占土地，招诱亡人，自取封号，直至称王称霸，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佣兵自保，相互攻伐，战争连年不断，规模越来越大。一百年间，见于记载的较大战争约160多次，“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正是这会现实的写照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化，战争的理论和指挥艺术必然会有相应的变化 ，“诡道”则应是孙武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适应战争的需要，突破旧的“仁人之兵”的战争观念，道德观念的一个飞跃，在新的战争观念的影响和指导下，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以至战争规模都出现了新的突破。相反，无视军事理论的进步，战略战术的演进，那么在战争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3、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诡道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仁义的必要性。仁义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使得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和发展道路的民族，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国家实力强大也不会发动不仁义的战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坚持仁义，领导人不施行仁政，无时不刻不想着发动战争，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必定会走向失败。二战中法西斯开始时是多么的嚣张，可最后不也是以失败告终吗？所以，仁义才是治国之本，才是为人之本，在此基础上所实行的“诡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还起到了巩固仁义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总而言之，孙子所讲的诡道并不是单纯的欺骗的意思，诡诈之说的运用范畴只是军事范畴而已，跳出这个范畴之外的各个具有矛盾性、对抗性、竞争性的领域同时也可以利用诡道和欺诈，以及识别敌人的诡诈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在不存在根本对抗和矛盾中不择手段、不顾法律、不顾人类社会道德地使用“诡道”，诸如发动不义之战只为本国利益而不考虑他国人民意志、假冒账本、销售有害消费者的商品等等。最后，应该强调的是，用谋必须是有原则的，以仁义治理国家，以诡道对待战争，战争并不是不能发动的，只要这场战争是仁义的，就有发动的必要性，而运用诡道去获取战争的胜利则最终也是巩固了仁义，二者的统一不仅能维护世界的和平，还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推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