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聪
韩国古代即有的“端午”这个节日，得自中国东传，这点不容置疑。除韩国外，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及日本等国，自古以来均有庆祝端午之传统。究其成因，乃其国出于向往、进而主动学习中国文化所致。关于此点，庶几已属公论。
不过，即令如此，也不等如中国端午节在东传韩国以后，毫无变化。事实上，自古以来，韩国端午习俗与中国颇有不同。还有，虽然韩国位处的朝鲜半岛地域不广，但韩国不同的“道”（约等如中国的“省”）过端午时的习俗也会有所不同。比如2008年成功“申遗”的“江陵端午祭”，其实庆祝的只是江陵市的端午习俗。江陵市是江原道内一个大城市，在江原道旁边的庆尚道及全罗道，它们的端午节庆习俗就已经跟江陵不一样了，与中国的端午习俗差别就更大了。
关于中国端午节之源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闻一多（1899-1946）的见解十分值得注意。闻一多在其《端午考》《龙的节日》及《端节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首先提出端午节最早出现之时，实为“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是日“龙图腾团族”举行各种祭典，旨在“请龙”与“祭龙”。所谓“龙图腾团族”，就是古代原居于江、浙一带的百越族人。古人相信，“龙”可飞天、下海，掌管降雨，有吉祥之意。端午之出现，原来本为“祭龙”。及至汉代（前206-220），人视五月为“恶月”，认为群病之起，始于五月“浊气群生”，故尤重祭祀，于是端午愈趋重要。后来，作为爱国诗人及忠臣义士代表的楚臣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成为端午节的代表人物，中国端午文化图景，更趋多元及复杂。
古时越族人沿海而居，属于“海洋文化民族”。端午旨在“祭龙”，其祭祀活动亦带有明显的海洋文化色彩，例如至今仍然流传的龙舟竞渡，就是明证。今天普遍认为，端午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自沉汨罗的屈原；但同时有考古出土文物证明，早于屈原在世以前，青铜器上已刻有龙舟图案。把船造成龙的模样，当然与龙图腾崇拜有关；龙可居于海中，又管降雨，其与“水”之关系，至为密切。由是，说中国端午属于“海水文化节日”，亦不为过。
但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核心文化元素，却不是“水”。自古以来，“江陵端午祭”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是“大关岭山神”──“山”是“江陵端午祭”的最重要文化底藴。一般认为，“大关岭山神”就是新罗（前57-935）名将金庾信（595-673）。金庾信之所以能成为“山神”，与其一生功业有密切关系。新罗攻灭高句丽（前37-668）及百济（前18-660），统一朝鲜半岛，成为韩国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金庾信居功至伟。由是他逝世以后，慢慢被国民“神化”，最终成为“大关岭山神”。民间坚信，金庾信年轻为“花郎”时，曾经于溟州（今江原道江陵市）附近铸剑及修炼。故其“转化为神”，也顺理成章地要做江陵地区的守护神。
江陵位处朝鲜半岛东部沿海之地，东临日本海，西面有名曰“大关岭”的高山，海拔832米，自古以来与朝鲜半岛较为富庶的中南部地区隔绝。要走出江原道，必经崇山峻岭，穿越猛兽居住之地。大关岭附近还有大大小小数十座山岭，使人望而生畏。由此可作推想，江原道一带人民自古就崇拜山神，不无原因——由“威武花郎”金庾信这样的猛将转化而成的“大关岭山神”，更是他们最理想的守护神。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比中国端午节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底藴，明显有所不同。
由于缺乏充足而明确的文献记录，韩国何时开始形成端午习俗，现已极难稽考。中国方面，据南梁（502-560）宗懔（502-565）撰《荆楚岁时记》载，早于汉代以前，端午习俗已经形成，当中最重要的节庆活动──龙舟竞渡，亦已成定制。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前141-前87在位）出兵攻灭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卫满朝鲜政权（前195-前108）后，先后建立乐浪、玄菟、真番及临屯四郡，直接管治朝鲜半岛北部土地，史称“汉四郡时代”（前108-313）。四郡的郡守以及其辖下各县县长，往往由汉朝政府直接委任，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汉人。汉人于“汉四郡时代”大举移民朝鲜半岛北部，中国文化直接移植韩国。由于郡县守长均为汉人，可以想象的是，他们自然把中国生活习惯带到朝鲜半岛，当中最为重要、对韩国文化影响至深远者，当然是汉字及中国历法的应用。中国历法东传，端午作为重要节日，也自然于韩国落地生根。《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记载带方郡南部（今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域）各族韩人“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欢酒昼夜无休”。虽未明言此乃“端午习俗”，然其节庆盛况，实与中国古代先民重视五月，常行祭祀的文化传统相近。
“江陵端午祭”于何时正式开始，亦难查考。据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其中一部最重要地理著作──卢思慎等修、李荇等增修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记载，位于江原道内的江陵大都护府，设有金庾信祠，附近更建有城隍庙及“大关岭山神祠”等建筑物（卷四十四，《江原道》，《江陵大都护府》，《祠庙》）。今天“江陵端午祭”奉金庾信为城隍，他同时是“大关岭十二山神”之一。由此可作推测，“江陵端午祭”应是韩国古代江陵大都护府内由官民发起，以金庾信及一众城隍、山神为对象的年度综合祭祀活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成书于1530年，由此可见，“江陵端午祭”之始，至少可追溯至距今四百八十余年以前。
据现存可见古今文献及各方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记录，“江陵端午祭”的活动包括女性用菖蒲水洗头、联群结队打秋千；男性举行大型摔跤比赛，古时获胜者甚至会获得官府褒奖；民众举行假面舞会，内容以独具韩国民族特色的两班贵族社会逸事为主，当中不乏讽刺时弊之政治元素；祭祀方面，则以带有浓厚传统东北亚萨满巫俗色彩的大自然祈福活动为主，主持这类宗教活动的，都是现今于韩国国内硕果仅存的巫堂（巫女）。
这些端午节庆活动，与我们中国传统端午习俗，可谓大相径庭。成功“申遗”的是“江陵端午祭”，是一个“祭典”，而非一个“节日”。试想，如果“江陵端午祭”改名为“江陵祭”，单纯观察它的活动及文化意涵，与我们中国节庆文化似乎关系不大；它只是韩国人于中国端午节那天进行的、独具韩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而已。然而，名称上强调了它的进行时间──一个由中国人发明的节日──端午节，终于引起轩然大波。这或许出于种种误会，但“端午”一名之应用，却使这个争议注定出现，尽管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江陵端午祭”一方面保存了韩国传统节庆文化精萃；同时，它的名字是中韩两国两千余年文化交流关系的明证。我们看待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节庆活动，或尝试把它看成整个源起于中国、影响及东亚地区的“端午节文化”的其中一部分，它与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并无矛盾。它的存在，反而见证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于亚洲东部的强大影响力，并于我们审视传统文化、努力保存国粹的过程中，提供重要启示。（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一级讲师）■